金融危机\金融开放与金融产业的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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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开放问题”学术研讨会对以下热.最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国际金融危机的再认识和在危机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危机对中国外贸、投资、金融业等方面的影响；危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与汇率走势；金融危机、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金融危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多位金融界知名专家、学者就以上问题交流了观点，提出了中国在危机背景下如何避免风险、扩大开放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开放；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中国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0)01―0040―04
“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开放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24日在山东财政学院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山东财政学院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办、山东财政学院金融学院承办。此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辽宁大学的白钦先教授、复旦大学的陈学彬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的刘锡良教授等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了会议交流发言。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会议围绕国际金融危机及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等热点问题开展了专题讨论。
一、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解读以及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剖析
国际金融危机是近年来导致世界经济局势动荡的根源，对此各国纷纷出台经济刺激措施，力图尽量熨平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波动。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再认识是本次会议专题研讨的起点。辽宁大学的白钦先教授认为，持续两年半之久的国际金融危机目前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应对金融风暴的力度不够，深度也不够。许多人对危机的反应、认识是迟钝的、迟滞的、迟缓的，对危机的解读和预测是误判、误读、误导。我们必须对此次危机进行十分深刻的反思。美国的金融已经高度的信用化、泡沫化、虚拟化和衍生化，在GDP比例中超过制造业占据了第一位。在金融监管方面，美国政府监管离实体经济越远，则虚拟性越高，可控性越小，风险性越大。
国际金融危机是否能够在短期内结束?对于这个问题，西南财经大学的刘锡良教授给出的解答是否定的，虽然各国政府联手出台了很多反危机的措施，危机还应是“来得快，去不快”。一方面，从历史上发生过的危机情况看，危机通常会持续3～5年；另一方面，在危机之中，一般需要新兴产业、升级的产业将经济带出危机。从全球的视角看，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和世界经济结构的失衡并未消失，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未为可知。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信用链条的断裂，信用链条的恢复需要较长时间。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经济的好转、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关键，而这不可能短期实现。中国在应对危机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刺激经济走出危机阴影的许多措施，从长期来看，容易产生通胀预期与导致银行坏账的出现。下一步中国应该警惕的是关注政府融资平台可能出现的风险。
中国当前是否也出现了金融危机?山东大学的胡金焱教授给予的解释是，中国没有金融危机，中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金融业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远不如实体经济受到的冲击直接和剧烈，但中国应该警惕未来若干年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在全球危机之中，有些中国金融机构反而表现出色。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公布的数据，其2008年实现的净利润高达1112亿元，同比增长35.2％，曾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全球盈利能力最高的银行之一。但是，国际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巨大，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影响GDP增长，中国外贸出口依存度达到20％左右，大体意味着经济增长(投资、消费、出口)的20％依靠出口拉动；二是影响就业，中国出口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下，中国经济正强劲复苏，投资强劲反弹、消费水平持续增长、工业增长不断加快、经济增长恢复、物价尚处负增长。在外需萎缩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是遏制中国经济下滑的现实选择。但在扩内需、保增长过程中，应高度关注信贷扩张可能加大结构调整中产能过剩的问题。如果调控不好，可能导致在新一轮投资中，刺激了经济增长的同时，积累起过剩的产能，导致未来几年中实体经济出现问题，进而演变为金融问题。
金融制度的缺陷是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西南财经大学的洪正博士从人类本身的激励机制的角度分析了工业革命以来的金融制度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他分析了工业革命以来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安排，认为企业层面的有限责任制度、股份制和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金融市场上竞争一体化、交易高度中介化和高杠杆率，政府的纸币化、广泛的金融安全网等都是金融市场潜在的风险存在的方式。山东财政学院的张晶博士考察了在金融危机中的货币政策问题，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这次危机的爆发，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存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缺陷。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投资等方面的影响
中国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直接的行业是外贸行业。复旦大学的陈学彬教授将中国经济受影响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危机前(2005年第3季度人民币汇改后～2007年第2季度)、危机爆发(2007年第3季度～2008年第2季度)、危机加剧(2008年第3季度～2009年第2季度)和经济复苏阶段(2009年第3季度～2010年第4季度)。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多渠道的，主要可以归结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和影响相对汇率水平的价格效应。针对各个阶段，陈学彬教授采用进出口方程弹性分析法，考察了国内外收入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两大因素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贸易收支的收入弹性大于汇率弹性，进出口规模主要受国外需求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比较高，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易受到国外经济波动因素的冲击。借这次危机的逼迫作用，中国应设计和采取长远的战略性措施，主动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调整。
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全球FDI进入低谷、其规模和流向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山东经济学院的李兵博士指出，中国有必要采取政策措施，协调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者的关系。在吸收外资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资金监管，合理引导FDI，促进产业升级。在对外投资领域，应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出发，着眼长远布局，研究短期机会，推动我国对外投资平稳发展。
目前，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因“套期保值”业务在国际衍生品交易中遭受巨亏。山东财政学院的孙建全博士探究了“套期保值”巨亏的致因，认为主要是由于套保中隐藏着不同程度的投机、企业内部专家缺位、管理层盲目迷信投行方案和内部监督管理体制和风险控制体系不健全造成的。为此，上市公司在做套期保值业务时，应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
体制和风险控制体系；提高套保负责人的认知能力，警惕借套期保值的名义进行投资易；加强人才培养，提高专业队伍的执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加强对套保企业的风险监管，尽量满足不同企业套保的需求。
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比较明显。山东财政学院的郑萌萌教授指出，从效率现状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整体经营效率未达到最优水平；从效率变动来看，我国银行业的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在改善中，但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提高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根本途径就在于技术效率的改善、经营规模的适度调整与技术创新。
三、金融危机下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一直是一大焦点。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一焦点问题更加引人注目。
山东财政学院的宿玉海教授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进展，以及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阻力。同时，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建议：(1)大力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2)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3)进一步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完善。
通过观察危机过程中各国货币的汇率走势，复旦大学的陈学彬教授指出，在危机发生前和危机发生初期美元持续贬值，而在危机的加剧阶段其他大多数货币纷纷大幅贬值的同时，美元却不贬反升。自2008年6月以来，为避免人民币兑美元进一步升值对我国贸易及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过大，以及抑制短期资本流动，人民币名义汇率停止了对美元的单边升值，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但由于危机期间美元的升值，使得人民币汇率也跟着升值。进入2008年以来，由于美元的大幅升值，短短不到一年时间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最高达到20％。此间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政策并不妥当。为了减轻这种不利影响，长期而言，人民币应该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
对于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和中国宏观经济绩效情况，西南财经大学的刘晓辉博士利用外汇市场压力方法建立并经验地估计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制度弹性。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的汇率制度安排越具有弹性，就越易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反之亦然；无论中国名义上宣称了什么类型的汇率制度，实际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越具有弹性，就越不利于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反之亦然。在当前人民币名义上宣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既定前提下，人民币实际的汇率制度表现为“害怕浮动”的特征不仅是合理的政策选择，而且也是有利于中国的福利增进的。
在出口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前提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对国内就业需求产生着不利的影响。厦门大学的李晓峰教授在汇率影响就业的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用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部门就业的长短期影响，证实了在汇率和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汇率升值不利于贸易部门就业；她还测算了汇率变动影响就业的出口需求渠道、效率渠道和资本劳动力渠道的影响程度，发现汇率变动通过出口需求渠道和效率渠道对就业的影响为负，而通过资本劳动力渠道对就业的影响为正。三个渠道中，出口需求渠道的影响程度最大，效率渠道的影响作用次之，资本劳动力渠道的影响作用最弱。在人民币汇率处于升值周期和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该积极改善整体投资环境，注重流入资金“量”和“质”的同步提高，并对一些行业适当的鼓励支持；政府需要鼓励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扩大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发展对冲工具，规避汇率风险；控制汇率升值幅度。
四、金融危机、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
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国际性的金融危机会使许多国家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对于中国来说，在应对危机之时，仍需要考虑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金融市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民博士指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不高，金融创新还处在初级阶段，没有高度复杂的金融产品，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有限。但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要真正成为经济强国，资本市场目前这种简单、封闭的格局不应成为我们沾沾自喜的理由。因此，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出路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创新和开放。在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方面需要推动证券公司成为业务和产品创新的主体，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合规监管的力度，提升证券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在考虑金融开放的同时，必须考虑金融安全问题。山东财政学院的张延良教授强调在目前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渐进式战略模式，分阶段分步骤地执行，不能急于求成。山东财政学院的黄方亮博士认为，开放与保护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具体到新股发行市场的开放方面，我们应本着有限开放的原则开放股票发行市场。需要考虑的细节问题包括开放的时间限制、审批限制、信息披露限制、上市条件限制等因素。为了金融安全并获取开放的最大利益，中国需要加紧大型、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服务机构的培育。
建立区域性货币区也是维护金融安全的一条渠道。山东财政学院崔晓燕博士将贸易关联度和经济周期的相似性两个指标作为两个相互影响的内生变量，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随着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开展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将随之改善，而东亚货币合作通过稳定汇率则能够进一步促进该区域的实体经济一体化。东亚各经济体进一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逐步展开切实可行的合作和协商，是在区域内部组建最优货币区以获得尽可能大的汇率稳定收益和经济金融安全的前提条件。
农村金融困境是影响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最大金融瓶颈。山东财政学院的付红博士从分析农村信贷主体的行为人手，构建了一个农业金融信贷合约模型，剖析了造成农业投融资困境的主要宏微观因素，认为农村金融困境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转轨经济中对农村金融的过度管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问题，需要对农村金融市场进一步放松管制，加大向各类资本开放，完善与农村经济多层次发展状况相适应的金融组织体系。
五、金融危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金融创新一方面可以给金融市场带来活力和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给金融市场带来隐患和危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缘起于在美国出现的一些金融衍生产品，这让许多人对中国的金融创新活动也产生了担心和怀疑。
山东财政学院的黄磊教授从金融创新保障体系的建设这一角度反思了此次金融危机，认为我们应该重视由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安全问题，但金融创新的步伐不能放缓；在安全的前提下推进金融创新，需要构建一个系统有效的保障制度体系。我们需要通过金融创新保障制度体系，有效地激发金融创新的动力与能源；在进行金融创新活动时，需要甄别创新的正当性，并设定效应评估许可的标准；设定基本的金融创新规程与权能体系。总之，需要建立起创新激励制度、创新权能与组织制度、创新甄别与许可
制度，以及与创新相关的危机预警和化解制度。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与其金融监管缺失是紧密相关的。山东财政学院的柏宝春教授认为，中国的监管层应考虑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和反馈制度；与传统的合规性检查相结合，建立新的风险防范和检查制度；倡导金融制度创新，以达到与传统业务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防范或减少金融创新风险的国际输入。
对于在当前金融危机下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金融风险，吉林大学的赵雪飞博士和毕新华教授提出应推进信贷结构调整，加强流动性风险监测，加强理财产品风险管控，妥善处理外汇资产，合理展开外汇投融资，加强内控合规建设，平衡业务创新与风险防范，以防控操作风险。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扩内需的措施，但地方政府却面临着投资资金短缺的问题。山东财政学院的宋琳教授对ABS融资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推进ABS融资模式，把地方基础设施项目的未来稳定现金收入提到当前兑现，以填补地方政府投资资金缺口。这些提前变现的巨量现金流就可以充当地方政府投资的资本金，这样可以保证地方投资计划的顺利完成。
金融危机更会进一步改变国际资本市场竞争力格局。山东财政学院的冯玉梅博士指出，发达市场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在采取措施竞争国际金融资源，中国要想在当今资本市场竞争中不被边缘化和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将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和增强其竞争力提升为国家战略。通过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分层次金融中心以及巩固和提升上海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措施来应对当前国际资本市场竞争带来的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扩展和深化为中国开展海外股权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危机本身以及其他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也给中国的海外投资带来了巨大挑战。山东财政学院的崔越教授认为，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压力下，应该借鉴国际上财富基金的运作模式，改革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应建立适度的信息公开制度；明确投资目标、投资战略，并予以公布；选择以组合型投资为主、战略性投资为辅的投资策略；分析东道国的法制环境，避免对外投资的法律风险；与外管局、社保基金、国有垄断企业等机构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形成竞争合作关系，组成不同层次、各有侧重的海外投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