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读书》成为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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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中国的读书人来说，创办近30年的《读书》杂志无疑称得上是老中青三代读书人的风向标，在很大程度上，《读书》体现着中国社会不同时期的思想走向和社会热点问题。《读书》曾经历三代主编的更替：近期，《读书》再次换帅，这在思想界和读书界引起不同反响。有读者指出《读书》自命不凡的“精英意识”离社会现实和文化需求越来越远，该醒醒了；有作者担忧，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润的诱惑下，今天的传媒正在丧失太多的责任和真诚，这一事件会不会导致一种人文理想的落难；有学者认为，思想类传播媒介当务之急需要强调传播的有效性，需要培养练习公民言说的意识，需要对用活泼的文风表达高深的问题持有足够的信心！
《读书》之所以被当成一种现象为人们所关注，应当说，是因为这个社会仍旧关心着自身同样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的建设。那么，在这一建设过程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和理解思想的承继和缺憾，带着这个问题，《小康》记者在《读书》换帅的第一时间，专访了即将卸任的主编黄平。
《小康》： 《读书》的风格转变与时代紧密相连，它是一种必然吗？
黄平：陈翰伯、陈原、范用先生当初大概也没有想到，《读书》在上世纪80年代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他们几位是出版界的前辈和泰斗，执掌过商务印书馆、国家出版局，粉碎以后，他们觉得应该有一份给知识分子读的小刊物，但并没有想到《读书》客观上成了思想解放的产物，也促进了思想解放。我个人不大喜欢“必然”这两个字，历史发展总是有人们努力在其中，当然不能随心所欲，是作者、读者、编者等多种合力的结果，而不是像地质变化、潮涨潮落那样有一个自然规律。
《小康》：你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知识开始分化，整个社会也开始分化，这势必导致学者们在学术领域做得更专业，更艰深？
黄平：分化是明显的，专业化也越来越厉害。在时代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的时候，一个社会应该有比较综合的、或不那么专业化的、能用比较明白的方式直接讨论思想问题和文化问题的媒介。专业学科是基本的，没有这些，综合讨论展不开，但是，高度专业化讨论有一个缺点，就是只有本圈子内的人才愿意看，才看得懂。
《小康》：这些年来范用先生也说《读书》上的一些文章自己看不懂了，不仅是《读书》，其他一些思想人文类媒介也同样让很多人感到晦涩难懂，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黄平：对前辈，我们永远只能是高山仰止，他们的学问功底、文字功底和编辑经验，是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
晦涩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首先还是源于时代。一些文章确实有一些专业、生僻的词汇和不顺畅的表达，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深刻的矛盾：这个时代确有一些需要用专门的术语、词汇表达的问题。有的问题可能是原有的很美的文字处理不了的。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十几亿中国人连续近30年的时间里，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乃至于环境、个人生活、思维与交往方式等全方位的剧烈变化，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很多问题可能是传统的人文传统――中国优美的文言文传统乃至五四以来白话文的传统，包括一些前辈写的优美的散文传统――所没有面对也没有处理过的，有些文章也许很晦涩，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太重要了。比如关于东亚金融风暴的讨论，关于亚洲问题的讨论，关于问题的讨论，有些人物我们可能没有听说过，有些概念“像虚拟资本”是90年代才出现的，我们到《读书》参与编辑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接着我们这里有了长江大洪水，到1990年代末期，下岗、三农、环境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从金融风暴一直到“911”，全球化以这种形式来展开，有些问题本身是新的，作者要完全吃透了再消化，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是需要时间的。
第二个原因在于，我们希望把《读书》办得有中国的文化底蕴，有中国语言美学意义上的表达。但是说实话，这个越来越难了。前辈们相继谢世或者因为年龄原因而撩笔，很多新一辈作者不仅文言文训练差，白话文也表达不那么好，外文更够戗，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象，我也相信，有些作者发表了文章，自己也会很不满意。
第三个原因其实也是时代的问题，80年代，有些著作的原文很晦涩，翻译很拗口，像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却是洛阳纸贵。商务重版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德国能读懂的人都很少。但是，这些书在80年代一下可以发行几十万册，这是因为它所涉及的问题与时代切合，它提出的问题是这个时代所关心的，所以青年人读不懂也要读。其实哪个大变革的时代都有这个问题，社会变迁在前，文字上语言上怎么反映这个变化，对读书人来说是个挑战，不只是语言表达方式，更是对问题本身的理解，需要新的思想和文字，新东西一开始一定会“夹生”的。
《小康》：从事实判断来说，你们主编的《读书》所涉及的范围比前两个时代都扩大了。
黄平：中国素来有一个清议的人文传统，这本来很好，现在也特需要。美中不足的是，文人雅士有时孤芳自赏，保持自己的清高和纯洁，缺点是影响面比较小，对时代问题的敏感比较差。中国面临着那么多新的问题，这要求我们得走出“象牙之塔”。这一方面是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关心时代、当下，不关心我们的左邻右舍，缺乏世界眼光，那么我们这个清高其实是假的，真正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的任何尖锐挑战，至于你的回应是不是那么正确，能否被别人接受，那是另外的问题。《读书》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学者，背后有那么庞大的知识群体为你写稿，它更应该面对这些新的问题、挑战、领域和冲突。所以，至少可以说，有所拓宽，是我们的考虑。
《小康》：有些读者认为，《读书》的包容性没有那么强了，你怎么看？
黄平：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在与不同意你的人的论辩中形成和完善的。80年代的共识被打破以后，变迁的一个结果就是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杂志要反映一个时代，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始终认为，《读书》包括其他思想人文类的刊物都应该有多种声音。
《小康》：10年之前，中生代学者的很多人都在《读书》发表文章并成名。但今天成名者数量大大减少了，原因何在？
黄平：这同样与时代有关。现在成名的是歌星、演艺明星、体育明星，而不是思想者。不仅在《读书》成名的思想者少了，在任何地方成名的思想者都少了。当年李泽厚一篇文章《孔子再评价》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今天他一篇文章的影响至少无法和电视明星相比。现在这个时代的聚焦点不在思想上，甚至不在文化上。这也是大众文化普及了、媒体形式多了所造成的文化现实。
另一方面，学者成名不应该靠公共媒体而应该靠专业，这是制度性的要求。现实中有些人因为不能作为“学术成果”，不能拿去评职称等原由，写文章也不像当年那么认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