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现象劳动经济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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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4年春季，我国以东莞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突然出现了“民工荒”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工荒”的势头并没有减弱。到2005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荒”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农业大国来说，发生“民工荒”似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民工荒”的出现就很快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也成为经济学界讨论和研究的一个热点。

关键词：民工荒 劳动供给 对策

一、“民工荒”背景

工资偏低又遭遇物价上涨是“民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4年的1—9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同比增长4.1%，这便相当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4.1%。而粮食价格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的影响也是致命的。粮价的高速增长对于其它居民的影响也许并不大，但对于恩格尔系数较大的农民工无疑是雪上加霜，以致在城市打工所拿的名义上与过去相等的工资甚至无法维持和过去相当的生活水平。

而当前的现实是，工资水平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物价和消费水平却不断提高，尤其是2003年以来，中国的物价呈现恢复性上涨，CPI（消费者价格指数）由过去的负增长转为现阶段的4%—6%，农民工最基本生活资料粮食上涨得最为厉害。物价的上涨无疑导致了农民工生活费用的大幅上升，所以，尽管名义工资维持不变或略有增加，但实际工资大大降低，农民工工资水平实质上是“不涨反降”，使他们很难维持和过去相当的生活水平，打工红利逐年降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月平均工资在700元（含加班费）以下的企业普遍招工较难，1000元以上的企业招工相对较为容易。由此可以看出，“民工荒”并不能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有了工作，是物价和生活费用的上升，使“打工不挣钱”以及其他一系列诸如工作条件差、工伤事故频繁、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缺失、无形的心理成本等问题凸现出来，逼迫农民工不得不流向相对有利的企业和地区。

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历史阶段，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跳过这一阶段而直接进入现代化。没有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就没有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如何对待农民工的回流，保证农民的合理就业问题，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劳动力廉价而且丰富的中国，农村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尚未转移出来。按照我国现有的耕作与经济发展水平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大约在2.7亿人左右，乡镇企业和城市第二、三产业已吸纳“农民工”约1.2亿人，还有1.5亿劳动力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与城市的岗位空缺数量不成比例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大范围的“民工荒”现象，暴露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忧虑的。

二、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框架下的劳动力供给分析

1、两代农民工的划分

第一代农民工，即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当中很多人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从农业和农村中流出，成为“民工潮”的主体。第二代农民工大多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出生，他们构成了“民工荒”的主体。在不同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特点，导致他们的追求目标、偏好不同。从心态和文化习俗来看，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中的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真正立足，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两栖人”。

2、第二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与“民工荒”

（1）工资率的决定

工资率w由市场决定且与劳动者素质成正相关。第二代农民工虽然文化程度比第一代农民工要高一些，但仍然缺乏专业技术，缺乏竞争力，大多数人进入的是次属劳动力市场，工作艰苦，工资低。第二代农民工选择工作的参照系是城市，由于缺乏做农活经验，对艰辛的工作有着强烈的排斥心理，更希望进入首属劳动力市场，干体面的工作。生活社交范围比第一代农民工广，习惯于将自己与城市居民相比，相对剥夺感强烈，又由于物价水平的上涨，他们希望更高的工资补偿。这样，期望的工资水平和实际之间有较大的差异。

（2）非劳动收入

与第一代农民工往家里大量汇款不同，第二代农民工在生活处于困境时，相当一部分人有来自家庭的收入保证他们在城市中的必要生活开支。假定这笔收入为Y0，则有Y0 ≥0。考虑物价水平p的变化：设p1为原先的物价水平，p2为当前的物价水平，p2 >p1。w2 /p2是第二代农民工心目中期望的工资率水平，即首属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率，满足w2 /p2>w1 /p1>w1 /p2

效用函数：U = U（ Y，H），Y>0，0

时间约束：H = 24-L，L是工作时间

预算约束： Y=w/p·L +Y0 =w/p·（ 24- H） +Y0

则U =U（w/p·（ 24- H） +Y0，H）

由均衡条件得： - dY/dH =w* /p

收入对闲暇的替代率等于工资率。但是w2 /p2 >w1 /p1，无法实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此时，第二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是选择不工作的角点解，如图1 所示。

次属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名义工资率是w1，线段FG 等于Y0，来自家庭的非劳动力收入Y0 使原有的预算线平行上移，预算线表现为折线HGF。因物价水平由p1上涨至p2，实际预算线也变为折线KGF。曲线I3和I4是第二代农民工的效用曲线，因为更注重个人生活质量，因而它们是比较陡峭的曲线。效用曲线和预算线只相切于点G，即在很低的工资水平时会选择不工作在家休息。而他们理想的工资率水平（GJ 的斜率的绝对值）是不能实现的。此时，二代农民工就业市场的情况如图2 所示。

图2 显示，在物价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率w1 /p1是由需求曲线D1和供给曲线S1的均衡点E1决定的，此时的就业量为L1。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需求逐渐扩大，需求曲线D1向右平移至D3 ， 同时，由于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虽然总人数增大，但是偏好发生改变，使得供给曲线S1不再是向右平行移动，而是发生了斜率的改变，原先供给曲线S1比较平坦，供给弹性很大，即使是很少的工资上涨也会有许多农民工的进入，而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说，对工资期望值高，且偏好享乐，因此，变成了供给弹性较小的曲线S3。新的需求曲线D3和供给曲线S3形成了新的均衡点E3，w3 /p2 是次劳动力市场工资率，虽然小于w2 /p2，仍然可以雇佣到L3 的劳动力，比L1的就业量有所扩大。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不愿意以高于w1 /p1 的价格雇佣劳动力，仍然保持w1 的名义工资率，这时需求为L4，供给仅仅为L5，L4 L5 为需求缺口，这就是我们近年来看到的“民工荒”。

三、托达罗模型框架下的劳动力供给分析

20世纪60-70年代的实际情况表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城市中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在不断加剧，仍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显然，“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式”难以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基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托达罗发表了《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分析》等一系列论文，提出了自己的人口流动模式。他认为，即使城市中己经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口，但是，只要城市就业的预期收入高于农，那么农村的人口就要向城市流动。因此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因素，使城乡收入的预期差异和城市就业机会可能性大小，而不是当时现存的城乡收入的实际差别。农民是否愿意转移的决策可通过如下公式表示：Mt=f（p·Wu-Wr） 其中f′> O式中，Mt表示在第t期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数，p表示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Wu是城市收入水平，p·Wu表示预期实际收入，Wr是在农村实际收入，p·Wu-Wr为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异。只有当差值大于零时，Mt才大于0，即表示农民愿意进行迁移。当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使城市工资降低，或者增加了城市失业率，从而使得预期的城市实际工资和农村收入水平相等时，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就会停止。f′> O表示劳动力转移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即差异越大转移的人口越多。

对于这一模型的基本特征，托达罗概括为四点：第一，人口转移的主要促进因素是对相对收益和成本的经济考虑（主要是经济因素，但也有心理等其他因素）。第二，转移的决策是依赖于“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市与农村的实际工资差额。第三，因为城市也存在着失业，转移到城市工作的劳动力在城市得到工作的可能性同城市失业率呈反向关系。第四，超过城市就业机会增长率的人口转移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甚至可能扩大城市与农村预期收入的差额。因此，城市失业率高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经济比例严重失衡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四、“民工荒”的对策

实现我国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由低技术含量向高技术含量的转变，是解决“民工荒”的根本，这也是解决农民工短缺问题的大势所趋。“民工荒”现象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供给矛盾的具体体现。长期以来，缺工企业主要是按照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这种“四低一高”经济模式发展的。

伴随着我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这类企业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的竞争优势正在削弱。它们只能给予广大农民工极低的歧视性工资，生产出源源不断的低素质劳动者，这种发展模式必不能长久。低工资实际上使农民工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外国消费者，如果普遍地较大幅度地提高工资，又很可能使一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丧失竞争力；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使现在的低工资局面难以为继，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东南沿海地区发展的优势不再，企业继续依靠廉价劳动力来获得竞争优势将会面临更多危机。企业应从这种“四低一高”经济发展模式转向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三高”发展战略，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解决“民工荒”的问题，应该坚持以市场调节为主，而不应主要依赖政府的行政手段来解决。“民工荒”产生的主要内因是劳动力价格的不合理和基本权益缺乏应有的保障，“民工荒”现象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非政策性的障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民工荒”的出现不是一个社会事件，而是一个经济信号，是市场发出的无言预警。由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曾经连绵不断的“民工潮”令企业家们错误认为，民工是“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中民工被密集且廉价地使用，民工的生存环境恶劣，民工的劳动力价格长期被严重扭曲，并已达到了极不合理的低水平。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价格不可能长期背离其价值，“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正是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这一必然趋势的前奏，是市场供求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要从本质上解决“民工荒”的问题，就必须要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完善市场的运行体系，依靠市场的经济杠杆作用来调节生产要素的价格，让原本被扭曲的不合理的要素价格逐渐趋于合理水平，让偏离的劳动力价格逐步趋向合理的水平。市场是合理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是解决当前“民工荒”问题的最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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