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差”乳品标准刺痛民众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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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包括乳业标准在内的诸多新国标饱受质疑。其中乳品新国标初稿由蒙牛、伊利及光明集团等起草，送审稿中菌落总数、蛋白质含量这两项关键性标准在国标出台前被“莫名”，新标准被指“倒退”。专家呼吁卫生部公开会议纪要，让公众了解定标过程。这些“专家”包括中国奶业协会乳品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在内的多名曾多次参加国标制定讨论会的奶业专家。

这种事一般来讲都是消费者拍案而起，现在连专家都忍无可忍了，可见情况有多严重。眼见要背上千夫所指的骂名，乳企也有话说。乳企称负责起草的只是最初讨论稿，最终稿要综合各方意见，不代表企业单方意志，企业绑架和左右标准制定的说法不成立。同样的，在速冻食品新国标的争议中，涉及的企业也纷纷洗白自己。

先前，这个标准制定过程中存在的“猫腻”和龌龊之处还只是人们的猜测和想象。待人们定睛细看这个标准制定的实际过程，其腌龌龊的程度还是超出了早前人们的最大胆想象。巴氏奶标准初稿的起草者是蒙牛乳业集团，生鲜乳标准的起草者是伊利集团，酸奶标准的起草者是光明集团……这三个人们绝不陌生的名字，在最近几年里，频频地出现在与奶制品有关的公共食品安全事件中。

这个“全球最差”乳品标准出台的经过，用“不堪入目”来形容实在不为过。2008年底，在“三聚氰胺”奶制品公共安全事件爆发之后，政府主管部门卫生部出面牵头，联合多个相关生产、检测等部门，对乳品安全标准进行重新制订。这个耗时一年多，有600多人先后参与，集中了全国各地权威专家的乳品标准，在制定的最后阶段，一些被专家认可的“关键性标准”被莫名其妙地“翻盘”了。这里所谓“关键性标准”被“翻盘”，就是专家所力主的每克生乳菌落不超过50万个、每百克生乳蛋白质不低于2.95克的标准，被莫名放宽到每克生乳菌落不超过200万个、每百克生乳蛋白质不低于2.8克。

从某种角度而言，工业化社会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农业社会的生产是“靠天”，而工业化社会的生产是“靠标准”，且基本的产品质量是市场秩序的基础。此所谓“基本的产品质量”就是产品的标准。

在专业化分工的时代，专家在产品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立法机关的“委托立法”大都与过于专业的法律制定有关。但是，除去对“委托立法”的争议不论，即使是“委托立法”，也全然不能等同于“部门立法”，其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其专家的操守和中立，都有相应的法定程序进行约束。

实际上，中国现时许多产品标准的制定，都可归入“部门立法”的范畴。但是，立法操作过程中，许多部门又都放弃了其所应负的责任。所以，立法的最终结果常常是连“部门立法”的标准都没有达到。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曾说，中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查的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想来，如果按照上述“全球最差”乳品标准和“与国际接轨”的速冻食品标准，中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查的合格率还有上升的可能。

有一种论调是，降低国标是一种以退为进，是一种底线式的强大存在，在底线之上优胜劣汰。这种想法未免也太不食人间烟火了些。现在有标准管着，有消费者不依不饶，那些财大气粗的企业还是想尽办法钻空子，逃避责任。一旦标准降低了，口子放开了，难道他们反而会基因突变，凭空生出满身道德的血液不成？对“性本善”的人，孔子尚且有“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的训诫；对“来到世间，满身都是血和肮脏”的资本，谁能担保他们不会一再地下流化呢？

据说，对“全球最差”乳品标准，“多名曾经参与标准制订讨论会的奶业专家选择不再表态：‘我现在没什么可说的了’”。是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和他说标准，他和你说理性；你和他说理性，他和你说接轨；你和他说接轨，他和你说国情；你和他说国情，他和你说特色……总之，他总是有理。

其实，“全球最差”乳品标准还谈不上是“最差”。人们面对“最差”而毫无办法，这才是“最差”中的“最差”。

（摘自《光明日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