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咏乐汇》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解读《咏乐汇》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咏乐汇》三大关键字

（一）咏：彰显主持人品牌

电视频道和节目正进入品牌经营时代，其重要标志就是形成主持人鲜明独特的个人品牌效应。国外电视谈话节目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自己的传统和比较规范的商业化运作机制，涌现出许多著名节目品牌和著名主持人。在主持人品牌化之路上，李咏的脚步是“国际化”的。他在《幸运52》和《非常6＋1》中已鲜明展现出“个性品牌”的雏形，节目虽然没有在名称上突出“李咏”，但都以李咏为核心，李咏已成为响当当的“品牌”。《咏乐汇》节目亮相之前，策划团队就通过电视、报纸和网络等大众媒体对新节目进行广泛宣传，李咏和制片人哈文在公开场合不断接受记者提问，对即将亮相的《咏乐汇》给出“揭秘式”评价，这都给观众留下清晰感知和深刻记忆。《咏乐汇》更是在名称上大胆使用“咏”字，鲜明亮出“咏”招牌，把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品牌意识真正“喊”出来。品牌又是“类型化”的，李咏在《咏乐汇》中保持《幸运52》和《非常6＋1》的一贯风格，包括机灵古怪的小道具、扑克牌般飞撒的卡片、眩目耀眼的服饰等，那是因为李咏背后的策划团队深谙品牌原理：建立新品牌，要依靠老品牌的效果。我们有些主持人离开原来的栏目，风格就逐渐转变。崔永元离开《实话实说》后精心打造的《电影传奇》因为少了“崔氏风格”，似乎未被观众认可，究其根底，“崔永元品牌”资源没得到有效利用。相反，从《咏乐汇》开始，“李咏”正式成为一种独特鲜明的品牌标志，它标志着李咏将是不可代替的。

（二）乐：笑聊人生旨趣

日常人是从熟悉、安全、稳定和习惯的方面关注自己的生存，沉沦于世间生活的日常状态也提供了安全感，人处于说、看和领悟的平均状态，也就是谈话闲聊、好奇和模棱两可。所以，聊，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状态。闲聊节目的开设，回归的正是这样一种状态：它使受众在仿像的屏幕上找到生存的依托。对电视受众而言，聊天并不主要获得信息，更要求得心灵的安慰和妥帖。所以有人把《咏乐汇》称为中国真正的“第一个闲谈秀”。

崔永元的《实话实说》、朱军的《艺术人生》也在聊天，但却不是在聊“闲”，而是聊“忙”，聊“重大的主题”。《咏乐汇》不一样，它的重要特点就是散漫和轻松：不指向宏大庄严的主题，只关注人性视野内的点滴琐事。来到节目的嘉宾不是“布道”，而是闲谈。节目中，海岩的睿智、成龙的诚实和俞敏洪的朴素，都如被端上的家常菜般展现在观众面前。幽默逗乐，是《咏乐汇》从《幸运52》和《非常6＋1》承继来的风格，也是李咏聊天的特点。没有“乐”，就没有它与别的访谈节目的区别。《咏乐汇》编导说：“我们想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嘉宾在谈论他们的过往经历，不管是什么样的转折，痛苦的也好，伤及感情的也好，但都是笑谈人生。”“笑”是节目的外形，“悟”是节目的内核，而从“笑”到“悟”的途径是聊天。《咏乐汇》中，李咏无论在开场白还是访谈过程中，都借鉴了传统相声的艺术手段，运用抖包袱、设关子、捧逗等方式，如“最早开办培训班的是：孔子”、“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改革春风吹满地，农村青年要争气”、“（张朝阳）最大的对手就是小鸟……他充满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等句子，都是单口相声的活儿。至于这样的长句“14岁，获得了插秧冠军的称号，16岁，获得优秀拖拉机手的称号。据不完全统计，从1962年到1980年，俞敏洪同学，和他的母亲李八妹，一共培养了大肥猪136头”，“这个小县城里诞生过许多知名的人物。有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有现代著名的作曲家刘半农，有当代优秀农村青年的表率俞敏洪”，更是发挥了相声的“逗哏”艺术。再仔细分析一下，李咏其实是在通过幽默的聊天方式，解构名人的神圣表象，把崇高的事物通俗化，这不但符合一般受众的审美心理，而且适应电视语言通俗化的整体语境。

（三）汇：多元叙事融合

《咏乐汇》呈现多元叙事的特点。除了嘉宾与主持人的聊天，还有更多综合元素的体现，如厨师的串场、现场歌舞秀等。这就使得节目突破了静态、单一、沉闷的叙事格局，走向动态、丰富、生动的叙事境域。这种多元叙事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多元媒介的使用，即一种另态的“媒介融合”。“媒介融合”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随着技术的日益精进和传播历史的演进，作为信息传递中重要一环的媒体，其所具有的传播符号逐渐丰富多样，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媒体作为人体的延伸已从以往单纯分离的视觉、听觉扩大整合到今日的全感官延伸，“全媒体”的时代即将到来。李咏自己也承认：《咏乐汇》就是一个“跨界”节目。《咏乐汇》中，充斥着各种表现节目主题的“媒介”和表现形式，如访谈、表演、小品、相声、话剧、竞赛、舞蹈、口头交流与电子展示等。无论是作为道具的饭菜，还是即兴表演的话剧小品，抑或通过现场大屏幕辅助展现的影视内容，都是一种媒介。这些媒介互相转化和影响，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极大丰富了节目的表现视阈。

其次是表现为多元叙事形式的运用。如担任重要角色的“舞台叙事形式”，李咏把采访嘉宾的过程，化为一场“舞台剧”表演。各种伴舞、配乐、朗诵一起登台，让观众感觉在看“戏”。这种“戏”的概念是对传统访谈节目的革命。它发挥了电视叙事的“再现性”，把原本作用于听觉的访谈通过“视像化”的舞台表达，以生动细致的方式展现出来。观众不仅看到两个人的谈话，更看到了充满情节、细节、人物、冲突（如俞敏洪和现场观众比赛插秧）的戏剧。嘉宾甚至也和主持人一起，加入到戏剧中。如采访海岩时，海岩居然流利地和李咏说起了“相声”，如：

1．李咏：（海岩）被分配到三个机要部门。

海岩：对。锅炉房、食堂炊事员、搬运工。

2．李咏：你觉得我能演你小说里的男主角吗？

海岩：对不起，我不写反面人物。

除了“舞台叙事”这种富于创新的叙事形式外，《咏乐汇》还融合了另一种叙事形式：“后现代网络叙事”，以时尚感和网络话语为特征。《咏乐汇》延续了《幸运52》和《非常6＋1》的时尚叙事，李咏以WEB2.0时代的新潮主持人形象进场，电话连线、飞扬卡片、电子音乐，充满着拼贴、剪辑、碎片化的后现代色彩，洋溢着朝气与活力。而一些桥段也显然有网络话语特征，如厨师给成龙报酒名时说：“我们这里有UFO、CEO、CFO、MBA、EMBA，最烈的是SHE”，以及白冰演出搞笑版《神话》，这种颠覆搞笑的话语显然有网络恶搞的风格。

二、《咏乐汇》与中国电视话语转型

“名人讲述”是传统访谈节目的特点。《艺术人生》、《对话》、《杨澜访谈录》通过对名人直指内心的访谈（主要是成功之路），为受众指点精神的迷津。电视节目人带着浓厚的精英意识，受众处在被引领、被指示和被塑形的地位。凸现名人“经济价值”，也是很多访谈节目的重点。如《面对面》突出俞敏洪“一夜之间身价超过十亿”，《财智时代》关注“个人财富突破40亿人民币”，在这种“经济价值优先”的思维模式下，主持人的提问也显得单一和雷同。紧紧围绕名人的“身价”，名人的经济学意义（或称经济学价值），被很多节目发掘殆尽。除了被“榨取”经济价值外，名人还被当做“神”被崇拜，站在高高的神坛上，对大众进行宣讲，精英引导意味浓郁。《我们》中，俞敏洪被作为经济界权威，对大众进行励志引导。节目通篇展示俞敏洪语录，并配之以欢呼掌声，把俞敏洪塑造为改变大众命运的“大师”，他所说的话被当成“语录”，他的奋斗史被当做教科书，现场的观众、主持人的掌声和羡慕的眼神不断强化这种“神化”的印象，节目最终也似乎成为俞敏洪被“加冕”的仪式性场所。《波士堂》中，观众随着俞敏洪走进他自己的“北大生活”，镜头里的一树一木都染上俞敏洪“神性”的烙印。个人财富的崇拜和精神意义的典范，成为很多节目中俞敏洪被定格的范型。

而《咏乐汇》的新意在于：从“名人讲述”转为“讲述名人”。名人不再是具有先验、“绝对理性”色彩的文本，而成为主持人口中讲述的对象。讲述方式的多元改变，赋予节目以强烈的活力与生机。以《咏乐汇》的“饭桌叙事”为例，饭桌不仅是给嘉宾放置玉米粥、韭菜炒鸡蛋、阳春面等菜肴的场所，还代表了讲述的语境：轻松随意，类似于家庭的传播情境。“饭桌叙事”和《面对面》、《渣打财富人生》的“沙发叙事”不同，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内容散漫随意，无关痛痒，它力图把神坛上的名人还原成闲聊的对象，把庄严的叙事消解在轻松的宴席之中，甚至带有些许后现代的戏谑和调侃的色彩。第二，形式生动，轻松活泼。小小一道菜，充满着隐喻，成为节目重要的叙事工具。如李咏给成龙点的红烧豆芽，正是通过豆芽“油煎爆炒后依然坚挺香脆”的特点来暗示成龙大哥的个性。

这种“转型”首先解放了主持人，主持人不再是嘉宾的附属物和注释器，而成为更加能动和积极的话语角色，与观众一道，对名人发动解构性挑战。其次，这种“转型”也释放了受众的主体性。当下，受众的审美趋向已经走向了一个平等对话的时代，即“从被动倾听到主动参与、从崇拜到客观欣赏、从雅俗共赏到雅俗分赏”。[1]名人出现在电视上的意义，不仅仅是传经讲道，更多的是要和观众一起娱乐，实现狂欢的本相。《咏乐汇》正是建基在观众日益觉醒的主体性基础之上。再次，“转型”也拓展了访谈节目的表现境域。“名人讲述”并不需要多维的空间或媒介，它只需要“神坛”，高高在上的一个标志性场所。而“讲述名人”中，名人变为“话语对象”，成为一种多样化可能性的客体，这时就需要多种形式、多元媒介的配合，从而使节目取得更加丰富、亲切的传播效果。

当然，我们不敢夸大《咏乐汇》的优点。首先，因为它仍然不能实现真正的“聊天”。西方有一种节目叫“新式谈话节目”，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观众非常活跃，竞相参与，东拉西扯，说东道西，并无明确的结论。还时常有观众的电话打入直播间，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和切身感受。[2]与之相比，《咏乐汇》的聊天显得太过单薄，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聊天。其次，正如有些评论说《咏乐汇》是“文化复制时代的高度仿真品”，[3]《咏乐汇》在节目形态上与《志云饭局》、《鲁豫有约》都有类似之处，没有真正创新。但我们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咏乐汇》。第一，作为中国话语情境下的聊天秀节目，《咏乐汇》必须受到文化的制约，“文化创造主体必需用一定的物化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文化思想，特定的文化意象必须与特定的形式规范相契合才能形成一种文化共鸣,也才能更好地表现文化内涵。”[4]《咏乐汇》的“闲聊”与西方节目的话语毕竟存在差异，它只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才能茁壮成长。第二，任何一类新兴节目，都不可能脱离前人的影响，“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是不可能的。所谓“节目创新”，不一定非要整体、全面的创新，有时一个小细节的新意，也是一种成功。对此，我们的评价不能太过苛刻。第三，从电视话语转型的全局来看，《咏乐汇》最大的价值在于：代表了央视话语的进一步转型。《咏乐汇》是央视第一档“闲聊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央视娱乐底线”的李咏话语，正是央视话语转型的风向标。李咏对央视节目改革的贡献在于：他一直以“娱乐”为矛，对央视传统的节目话语形态提出挑战。观众、嘉宾和李咏以饭桌为媒介，众声喧哗、你言我语式的“闲聊”，没有界限和等级，充满狂欢的意味，无形中强化了一种“经典消解”和“权威解构”的话语范型。这种话语转型，正悄悄给以央视为主导的中国电视话语带来变化：从“教育、启迪”的范式变为“娱乐、轻松”的“喜剧性”范式。这种变化，不是李咏一人带给中国电视的，但他的《咏乐汇》及之前的《幸运52》、《非常6＋1》节目，却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注释：

[1] 张冠文、孙丽君：《论电视谈话节目的困境与发展趋势》，载《现代视听》2004年第3期。

[2]限霍尔・汉麦斯顿：《电视谈话节目：商业性的个人神话》，张洪编译，载《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4期。

[3] 韩浩月：《：文化复制时代的高度仿真品》，载《广州日报》2008年11月17日。

[4] 张冠文：《电视谈话节目的文化分析》，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