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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杠杆率与近期“钱荒”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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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杠杆率即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资本与资产的比率,在财务及统计上,资产与权益之比,负债与权益之比等多项指标都可以反映出杠杆率的大小。杠杆率是反映公司的负债程度和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一定程度上能够衡量公司的负债风险大小;而在宏观层面上,也可以从经济部门的债务和收入的比例来计算其杠杆率。

关键词:杠杆率;金融危机;资金错配;风险防范

一、近年我国金融部门及非金融部门的杠杆

金融部门的杠杆率近年稳步提高。2005年,中国的金融机构的负债与GDP之比为198.6%,而到了2011年,这一数值上升到了228.7%,虽然绝对数值较大,但是与如742%英国等发达国家比较,仍属于可控范围。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上升加速。2005年,中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为25.8万亿,杠杆率为139.3%,而到了2012年,债务总额上升到了91.6万亿,杠杆率也随之上升到了176.3%,7年的时间增加了大约37%。7年中,中国的GDP增长了大约1.8倍,但同时,非金融企业债,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的增速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速,直接导致了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急剧提升。

二、与其他国家杠杆率的比较

根据IMF公布的统计数据,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非金融部门的并不算高。2012年,主要发达国家的非金融部门的平均杠杆率达到了211%,大大高于我国同期的杠杆率。根据审计署2011年公布的数据,2010年地方债务总额为10.7万亿,占GDP总额的27%,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为33.5%,而同期全球的平均杠杆率为79.5%,新兴经济体市场为40.3%,由此可见,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仍处于较低水平。银行业杠杆率监管的指标主要是一级资本和资产余额的比例,与国际水平相比较,我国银行部门的杠杆率同样处于平均水平。

三、我国杠杆率变化中潜在的风险

杠杆率的迅速提升有可能促使金融风险的加速集聚,而非传统的筹资工具有可能使融资成本上升,同时带来一定的资金错配风险。之前其他国家的相关情况表明,经济体中的政府、家庭、以及企业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过高,会大幅度提高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另一方面,过高的杠杆率也会加剧金融危机的冲击效果。银行的信贷累积增长率以及杠杆率都与该国在金融危机中的冲击程度有比较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信贷的扩张速度越快,在金融危机中产出的下降越明显。近年来,中国主要经济部门的杠杆率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的信贷大规模扩张,使得各部门的杠杆率快速回升,与政府债务以及GDP增长的长期趋势发生较大偏离,另外,以非金融企业和政府作为主要资金需求方的负债方式脱离了传统的银行贷款,转向了债券、信托贷款等创新型融资工具。创新型融资工具出现大规模增长,既促使非金融企业提高负债率,又增大了资金错配和低效率的风险。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检测的5000户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57.8%,到2012年,上升到了61.8%,而2012年,工业企业的利息支出占息税前利润的比例比上一年增长了大约3.5%,达到15.98%;而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工业企业的负债率在最近一段时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2002年,我国的投资产出弹性为4.1,而2008年下降到3.2,2011年更是降到了1.8,说明资金错配已经开始显现一定的风险,有可能降低投资效益和部门的偿债能力。

四、我国近期钱荒”对应的杠杆率风险

前段时间市场上的短期流动性紧张,即所谓的“钱荒”,让市场惊出一身冷汗,同时更明确了对政府部门、银行、企业甚至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管理的重要性。这次的流动性紧张,既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业务的构成、流动性管理存在一定缺陷,同时也反映了去杠杆过程的复杂性。从银行披露的信息来看,商业银行是有钱的,资本和利润都充足丰厚,但是实际情况往往却是越有钱的银行越容易陷入“钱荒”,银行自身资产负债以及杠杆率的不合理、不健康,盲目地把资金缺口暴露给市场。我们应该看到,仅仅靠传统的扩张财政货币政策是不能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长期来看也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当下应该加速经济的转型升级,着重促进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同时规范经济各部门杠杆率。同时必须加强影子银行等创新型杠杆化运行机制的检测以及相应风险的防范。

五、主要的调整杠杆率途径与相应市场风险

根据相关国家经验,调整杠杆率的途径主要有三种:首先,金融类机构主动调整其资产负债表,可以通过高风险资产的出售来偿还一部分债务,提高资本的储备从而支撑其杠杆率;其次,金融机构增加资本的规模,从而平衡资产负债表;最后,转换风险,将高风险资转化至低风险范围,从而使资产负债表重新回到健康水平。短期来看,最后一种方法难以在实际中操作实现。显然,第一种途径是以降低分子的方法降低杠杆比率,而第二种方法是以增大分母来降低杠杆比率。前者的风险在于,如果金融机构在短期内大量出售风险资产,很有可能引起风险资产价格的大幅度贬值,从而引起市场的动荡,削弱了去杠杆化的效果。而后者却不会出现类似的风险。因此,全球范围内,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都主要选择了第二种途径,即增加资本规模。研究表明,2007年次贷危机后,传统发达经济体对新兴国家的财富基金的投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很有可能来自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这些财富基金注入的充足流动性既减少了它们去杠杆化对市场的负面冲击,又缓解了本国市场上的资金的短缺,可谓一举两得。

六、对中国调整杠杆率的几点想法

次贷危机到现在,各国应对危机的不同策略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危机管理思路,央行对市场流动性的控制、关于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的相关要求、构建中的存款保险制度,进一步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市场化等等过程都显得尤其重要。在市场调整杠杆率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应该力求规避不利影响,追求企业利益,社会利益同时达到最大化,对此,笔者有一下几点想法:首先,市场的杠杆率的调整需要外部融资,需要政府注资,但不是无限制的注资。我国以及日本的金融改革经验都表明,调整资本方的策略优于调整资产方,政府可以以国债-股权互换等多种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短期内迅速降低金融机构的杠杆水平。其次,市场需要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控制杠杆率、达到资本充足率等指标,但是这些指标并不是机构的目的,而只是督促机构做好审慎管理的手段。所以,金融机构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好风险管理,在满足杠杆率等硬性指标的基础上顺应市场周期,做出最合适的调整。最后,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是一个天平的两极,即相互制约又相互排斥,监管过度就荣誉是金融市场失去活力,抑制经济的发展,而监管不力就往往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只有监管机构在不影响市场活力的前提下,即使识别市场的风险并采取相关的监管措施,促使金融创新健康有序发展,经济才能平稳发展。在当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平衡天平的两极,在合理监管力度下促进创新,对中国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牛慕鸿,纪敏.中国的杠杆率及其风险[J].中国金融,2013(7).

[2] 2008年至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数据统计报告.

[3] 钟伟,顾弦.从金融危机看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及其风险[J].中国金融,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