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诏令文与萧统之“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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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3?12；修回日期：2013?05?11

基金项目：第五十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1M501182）

作者简介：赵俊玲（1981?），女，河南洛阳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献.

摘要：《文选》所选诏令文皆是当时文学批评界有公论的作品。但于诏、册，受制于其功能、应用场合、创作事实，及为后世立训垂范的主观意图，萧统所重的是汉魏那些典雅的篇章；于令、教、文，所选又皆南朝骈丽之文。这表明，在《文选序》中，萧统虽然特别强调文辞的美丽，但在具体选文时，则藻丽与典雅并重。忽视其重典雅的选文标准，便不能解释《文选》某些文体只重汉魏文章的事实。

关键词：萧统；《文选》；诏令文；选文标准；崇雅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4?0177?05

《文选》所选应用文种类不少，一些文体偏重选汉魏作品，一些文体偏重选齐梁作品。众所周知，总体而言，文章自汉至魏晋再至南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渐重文华，由散而骈的过程。为什么不同的文体，《文选》会有重汉魏与重齐梁的不同呢？这一点在诏令类文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诏令类文体”是封建时代上对下的公文，为统治者发号施令、治理国家之用。《文选》可归入“诏令类”的是诏、册、令、教、文等五种文体，共选文九篇：“诏”选汉武帝《诏》、《贤良诏》两篇，“册”选潘勖《册魏王九锡文》一篇，“令”选任《宣德皇后令》一篇，“教”选傅亮《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修楚元王庙教》两篇，“文”选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及任《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三篇。

《文选》诏、册、令、教、文等五种文体的产生时间都较早。令、教、册三体，任《文章缘起》分别列为第一篇的是汉淮南王《谢群公令》、汉京兆尹王尊《出教告郡县》、汉武帝《封三王策文》。诏一体，《文章缘起》称其“起秦时玺文”，并列秦始皇《传国玺》为最早，实则在秦时已产生以“诏”名篇的作品，如严可均《全秦文》即收有秦始皇《诏丞相隗状王绾》、秦二世胡亥《诏李斯冯去疾》。用于选拔人才的策文也至少在汉文帝时已产生，《汉书・晁错传》载，文帝时“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上亲策诏之”。[1]（229）五种文体在西汉时都已产生，作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重要作用的公文，在先唐时期皆代有创作，但《文选》选录五种文体，如上所列，所选的代表性作品创作年代却有较大差别，具体而言即诏、册所选分别为汉、魏文章，令、教、文所选为南朝文章。表现出于诏、册厚古，于令、教、文重今的不同倾向，何以如此？下面试辨析之。

一、萧统所选诏令文皆有公论

《文选》所列诏、册、令、教、文五种文体，选文虽有厚古和重今的不同，但所选篇章或得到萧统同时评论家的一致公任，或选篇作者在此类文体的创作上极具声誉，即《文选》所选诏令文都是此类文体中的佼佼者。

“诏”一体中选汉武帝《诏》、《贤良诏》两篇。诏书一体起源甚早，是封建王朝历代君主发号施令的一种最常用文体，存续时间较长，亦是历代帝王传记中的必然组成部分，留存下来的作品数量异常丰富。汉诏一直颇受历代批评家重视，尤以汉武帝诏最为人称许，在汉魏六朝时期已然如此，如《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称武帝诏令“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虽是臣言主文，但司马迁接着公孙弘之语指出：“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2]（3119?3120）《史记》向以“实录”著称，虽做于武帝朝，但从无阿谀武帝之意，司马迁看来是同意公孙弘关于武帝诏的说法的。汉诏的典雅之美，正是在武帝崇儒之后才形成的文风，《文心

雕龙・诏策》即言：“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武帝崇儒，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3]（736）既能“垂范后代”，故为萧统所重亦属理所当然。

潘的《册魏王九锡文》为赐曹操九锡而做。后世人每以此文诟病作者，但却不得不感叹这篇文章本身的无与匹敌，这是从这篇文章产生以后就形成的公论。刘勰就多次称赏此文，在《文心雕龙・诏策》中言：“潘《九锡》，典雅逸群。”[3]（741）在《风骨》篇又言：“昔藩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3]（1057）殷芸《小说》关于此文更有一段记载：“魏国初建，潘勖字元茂，为册命文。自汉武以来，未有此制，勖乃依商、周，唐、虞辞义，温雅与典诰同风，于时朝士皆莫能措一字。勖亡后，王仲宣擅名于当时，时人见此策美，或疑是仲宣所为，论者纷纭。及晋王为太傅，腊日大会宾客，勖子蒲时亦在焉。宣王问之曰：‘尊君作封魏君策，高妙信不可及。吾曾问仲宣，亦以为不如。’朝廷之士乃知勖作 也。”[3]（1058）潘勖于他文未能称善，然唯此篇可与仲宣比肩。

傅亮是晋宋之际的公文大家。《宋书・傅亮传》详载：“亮博涉文史，尤善文辞……入直中书省，专典诏命，以亮任总国权，听于省见客。神虎门外，每旦车常数百两。高祖登庸之始，文笔皆是参军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王诞；自此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辞也。”[4]（1336?1337）后人以傅亮朝廷典章之作比于潘勖《册魏王九锡文》：“晋宋禅受，成于傅季友，表策文诰，诵言满堂，潘元茂册魏公，不如其多也。”[5]（214）傅文是比潘勖《册魏王九锡文》更善称美的。而且，傅亮创作此类公文颇多，张溥所辑《傅光禄集》共收录傅亮作品35篇，其中赋6篇，诏策文8篇，教3篇，表4篇，奏1篇，碑铭3篇，论1篇，书3篇，赞2篇，诗4首，公文所占比例远超于文学作品。傅亮是任之前此类公文的最优秀作者：“俭每见其（按，指任）文，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曰：‘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6]（1452）后来张溥评《文选》选录傅亮二篇教文，给予盛赞：“庙墓二教，并录《文选》，怀旧崇德，意近《甘棠》。”[5]（214）

任是梁朝的公文大家自是公论，虽然任氏自己每对“沈诗任笔”之称怀有恨意，但史家却真挚道出当时在“笔”的创作上确无人与其埒名的事实：“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起草既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词宗，深所推挹。……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所具。”[7]（253）任的文章深为萧统所赏，以至于《文选》形成所谓的“任现象”：选其令、表、笺、启、序、策文、弹事、墓志、行状等九类十七篇，无论是作品类别还是数量，在《文选》“文”类中，都高居榜首，以至于论者有言：“与其说《文选》选文详近，不如说是详在任身 上。”[8]（291）多选任诏令文，甚至如“令”体等独选任文，一方面固然是萧统对任的偏爱，[9]（78?83）另一方面却也是任长于为“笔”的真实反映。而被《文选》选入十三首策文的王融，公文创作在南齐亦为一代翘楚，“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10]（823）

从诏令文的选录可以看出，萧统选文虽也可能受诸如个人身份、地位、学识、环境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他所选却还是能很大程度上代表每一种文体的成就，这正突出表现了《文选》作为选本的性质，它就是要选录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以流芳千古，垂范后世。

二、《文选》诏令类文体选文兼

“藻丽”与“典雅”

虽然《文选》所选诏令文都是出于公论，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在所选诏、册、令、教、文五类文体中，却有厚古和重今的区别，具体而言，即诏、册两类文体分别选了汉、魏篇章，而令、教、文所选却皆南朝之文。这种区别实际是重典雅和重藻丽的区别，代表着对于不同的文体，萧统并不甚相同的选文标准。我们以诏、令二类文体为例证明此点。

（一） 诏之选“典雅”

如前所述，秦代已有以“诏”名篇之作。在汉武以前，“诏”作为一种公文的实用性非常突出，如汉文帝《罢昌陵诏》：

朕执德不固，谋不尽下，过听将作大匠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客士疏恶，终不可成。朕惟其难，怛然伤心。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

针对修昌陵五年不成而致使天下虚耗、百姓疲劳之事，深表痛心，发此诏罢修，停徙吏民。诏文针对事件非常具体，就事直陈，简易切实，文风质朴平和。这大概是汉武帝以前诏书的普遍风格，至汉武帝时有所改变，如《文选》所选《贤良诏》：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罔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呼！何施而臻此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欤伟欤！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全文基本参错经书、史传之语以成章，据李善注释，用及《尚书大传》、《大戴礼》、《毛诗》、《竹书纪年》、《尸子》、《礼记》、《周易》、《尚书》、《国语》等经典，如“罔不率俾”、“刑措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等语则基本就是稍稍改易或直接移用经典成句而来，这样一方面成就此文渊雅深厚的风格特征，另一方面显示出发诏者的威严气度，庄重肃穆，颇为切合人君的角色身份，从而成为后代诏文的典范，与其前诏书风格已是不同。这与武帝的学养、个人气度不无关系。后代诏书虽亦追求典雅深厚，但多比武帝而不及。如甚为刘勰称赏的曹丕诏书，虽亦辞义伟然，然温醇深厚终不可及，看其黄初二年《以孔羡为宗圣侯置吏修庙诏》：

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

事关国家教化，发诏正义凛然，于中见出曹丕治理国家的努力，但却不可迄及汉武帝诏中的雍雍大气。至南朝，随着各种文体写作的骈化，不免影响及于诏书，如齐武帝永明七年就下过与上引曹丕相同用意之诏，同为祭祀孔庙之事，是为《量给孔子祭秩诏》：

宣尼诞敷文德，峻极自天，发辉七代，陶钧万品，英风独举，素王谁匹！功隐于当年，道深于日月。感麟厌世，缅邈千祀，川竭谷虚，丘夷渊塞，非但洙泗湮沦，至乃飨尝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寝庙，岁月亟流，鞠为茂草。今学兴立，实禀洪规，抚事怀人，弥增钦属。可改筑宗，务在爽垲。量给祭秩，礼同诸侯。奉圣之爵，以时绍继。

讲究对仗，文辞优美，风格却愈纤弱，比曹丕诏书之气度而不如。再如其《加恩京师二县诏》、《青溪宫落成小会诏》、《耕藉诏》等等都有相似的特点。其后梁武帝萧衍的诏书亦文辞秀丽，句式整饬，固然给人美的享受，但因雕琢，终归浮华，然却是南朝文章风气。

显而易见，同其他大多数文体一样，诏书从秦汉到六朝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质朴到典雅，再至藻饰的过程，虽然文辞日渐美丽，雍容不迫之度却日少一日，然也正合日渐逼仄的王朝气象。但是，诏书作为一种文体，“体现了帝王对臣下的教训和威严，历代帝王对它们大抵颇为重视。这类文章，不但宜注意内容的切合对象，还宜注意文辞的适度、渊雅”[11]（340），结合帝王的身份，以及诏作为一种文体的功用，“典雅”才是历代批评家对此种文体的一致期望。后汉名臣曾言：“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号令，言心弘雅，辞必温丽，垂于后世，列于典经。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从周室之郁郁。”[12]（1537）《文心雕龙・诏策》论诏策类文体，亦最中意典雅渊深之作，后代如王应麟《辞学指南》云：“两汉诏令词气蔼然，深厚尔雅，可为代言之法。”[13]（959）陈绎曾《文说》言诏：“宜典重温雅，谦冲恻怛之意蔼然。”[14]（1341）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亦言：“夫诏者，昭也，告也。古之诏词，皆用散文，故能深厚尔雅，感动乎人。”[15]（112）可以说，于最能反映帝王威严气度的诏文一体，其风格宜典雅深厚是历代批评家的共识，萧统的看法亦如此，于“诏”一体，所选即是一直以来被人认为最典雅的汉武帝作品，体现出他重“典雅”的选文标准。

（二） 令之选“藻丽”

令是古代皇后、太子、王侯发号施令的一种文体，有别于天子专用的“诏”。与诏一样，这种文体产生甚早，刘邦在称帝之前为汉王时，就多用此体，《汉书・高帝纪下》载有《立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令》和《赦天下令》，《汉书・刑法志》载有《夷三族令》等，唯以明事实用为务，如《立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令》：

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国建城侯彭越勤劳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击众，数破楚军，其以魏故地王之，号曰梁王，都定陶。

让“令”体奕奕生辉的是曹操。据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所编《曹操集译注》，曹操今存文共151篇，其中令77篇，占文总量愈二分之一，这些令文内容涉及褒贤、封爵、军事、修学、屯田、租赋、诛杀、风俗、选举、求言、存恤、转官、增秩、述志、举荐、宣罪等各各方面，其中《让县自明本志令》、《举贤勿拘品行令》、《遗令》等等更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让县自明本志令》之“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成为曹操的标志语，自信而气势沛然；《举贤勿拘品行令》之“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可谓石破天惊；《遗令》之“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账，朝晡上脯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琐琐言及身后分香卖履之事，颇不与其奸雄身份相称，引起后人无数论争。一代文学名家陆机即作《吊魏武帝文》言：“元康八年，机始以台郎出补著作，游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忾然叹息，伤怀者久之。……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专为曹操《遗令》而发。可见，曹操的令文在其身后不久即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系列令文出语自然，自信豪放，气势充沛，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复杂而人性化的曹操，集中体现着其文学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特色。然而，这样的令文并未能入萧统法眼。当然，曹操的令文风格与他个人的才华、气质、思想密切相关，并不是其时令文的典型，与其子曹丕令文对比即可见出此点，如曹丕作于延康元年七月的《敕尽规谏令》：

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于下也。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谏，将率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

简明扼要，止于达意。至南朝，令文的风格特征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即多用四六，讲究文采，渐归雕琢华靡。《文选》此体所选乃任《宣德皇后令》，此文侈陈萧衍学问功德，四六铺列成篇，致使后世多有论者以为不应入《文选》。然而，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任的《宣德皇后令》，被徐师曾批评为‘其词华靡，不可法式’，其实，这正体现了《文选》选文的标准。”[8]（295）令文的选择上，萧统坚持的是尚藻丽的选文标准，以骈丽之文为此体的典范，这明显与“诏”类所选以典雅之文为范不同。

显然，就诏令类文体的选文来看，萧统所持的并不全是尚藻饰的标准，诏书之体，关系帝王的尊严、威仪与气度，历代论者皆以典雅深厚者为上，萧统也不例外，故选以“渊雅”、“训典”著称的汉武帝诏以立训垂范。而令、教、文诸体，萧统则看重在体制、风格上都与产生之初发生了较大变化，崇尚雕琢藻丽的南朝之文。这里显示的是，《文选》选文是结合了“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和 “沉思”“翰藻”、“综缉词采”“错比文华”的标准的，他虽尚藻丽，但并未弃“典雅”于不顾，而是在一些文体的选录上，在公论的影响下，只选了典雅深厚的篇章。诏令类文体的选录较为突出地体现了萧统“藻丽”与“典雅”并重的选文标准。

三、《文选》选文重“典雅”的

标准不可忽视

今人论《文选》选文标准往往强调《文选序》之“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沉思”“翰藻”，“综缉词采”“错比文华”等，过多突出了《文选》重藻丽的标准，实则萧统选文同样尚典雅，一些学者甚至以为《文选》的选文标准即是“崇雅”：

《文选》一书，昭明救文敝而作也。秦汉以降，作者如林，虽风会迁流，体制不一，莫不本之以质，宣之以文，温厚敦深，有典有则。江左浸尚华赡，下迨齐梁，骈丽之习成，声病之学盛。取青媲白，立异争新，日趋于纤巧，而古人浑朴之意尽失。昭明有忧之，于是芟次七代，荟萃群言，择其文之尤典雅者，勒为一书，将以切时趋，标指先正，譬犹陈鼎彝于曲宴之间，奏钟吕于繁声之会也。迹其所录，高文典册十之七，清言秀句十之五，浮艳之体十不存一。以故班张潘陆颜谢诸人之文班班在列，而当时有名文士，若王筠、柳恽、吴均、何逊之流，轻薄为文者，概从刊落，崇雅黜靡，昭然可见。世人不晓，类以《文选》为六朝骈丽之书，真所谓耳食之论也。[16]

称《文选》选文“高文典册十之七”即是言其选文最尚典雅。我们固然可以说《文选》很重视齐梁文章，但这种重视更多地表现在对任文的重视上，除去任文章不论，《文选》选两汉三国文章要多于齐梁不少，这一点也早已是学者通过详细的统计得出的结论。[8]（287?293）骆鸿凯先生论《文选》选文，即深然上列引文，《文选学》一书就多录上列文字，并言：“其《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曰：‘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遒耳。’此其识见之卓，度越古今。《文选》所录，犹斯旨也，岂滑绎者比 哉。”[17]（32）所以，我们固然要知道萧统选文是重藻丽的，但不能弃其重典雅于不论。不理解这一点，我们便无法解释诏令类文体选文，诏、册仅选汉魏作品，令、教、文又只重南朝作品这一《文选》中切实存在的现象。其实不独诏令类文体如此，它如上书、符命、设论等体皆最重汉文，又有启、弹事、墓志、行状等体又只选齐梁文，这其中自然有一些文体兴起较早，到了后代创作渐少，又有一些文体兴起较晚等情况，但不可否认的是，萧统于某些文体确实坚持了“典雅”的选文标准，而非一味只求其文采华然。同时，《文选》作为“一部文章总集的编辑宗旨，既表现了对前人文学总结的意图，同时又以此作为辨析文体以指导学习写作的范文”[8]（180?181），则于多种文体有选一篇以立训垂范的意思，“诏”之仅选汉武帝文即此意。实则，萧统对 “典雅”的崇尚，在《文选序》中也体现了出来，周勋初先生论及《文选序》中“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数句话时，有语云：

这段文字向来被人认为是礼请儒家经典退出文学领域的客套话，实则并不尽然。这里固然表现出萧统对文学的特点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开始把不属于文学范围之内的儒家经典排除在外，但他还是强调这些经典能起“准式”、“师友”的作用，这就已意味着后代文士仍然应该向它学习，这样才能保证思想内容方面的完善。这种态度近于刘勰强调的“宗经”、“征圣”，也就是《通变》所说的“通则不乏”、“参古定法”。[18]（88）

对于经典的崇尚，最终导致的自然是对“典雅”风格的倾心。我们言“典雅”，往往把它和“藻饰”对立了起来，其实远不是这样。藻饰是对文辞的修饰，以达到美丽的意思，与其相对的是质朴无文，而“典雅”更多的是萧统所谓的“文质彬彬”、“典而不野”，这种风格的形成是建立在熟悉经典、学习经典的基础之上的，它既是对文辞的一种要求，更是对文章内容的一种要求，是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文的。

总体而言，《文选》所选诏令文皆是当时文学批评界公认的代表性作品，但于诏、册两体重汉魏篇章，于令、教、文所选却皆南朝之文，表明对于不同的文体，萧统选文的标准并不甚一致。虽然，在《文选序》

中，萧统特别强调文辞的美丽，但在对具体文章的选录中，则藻丽与典雅并重。我们不能忽视他重典雅的选文标准，否则便不能解释《文选》某些文体只重汉魏文章的事实。

参考文献：

[1]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3] 刘勰著， 詹义证. 文心雕龙义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1989.

[4] 沈约.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5] 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6] 李廷寿. 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7]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8] 傅刚. 《昭明文选》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9] 胡旭. 《文选》选文“任现象”之成因探析[J]. 文史哲， 2009（4）： 78?83.

[10]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11] 王运熙. 文心雕龙探索[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2]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13] 王应麟. 辞学指南[M]//王水照编. 历代文话[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14] 陈绎曾. 文说[M]//王水照编. 历代文话[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15] 徐师曾. 文体明辨序说[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16] 闵齐华注， 孙评点. 文选瀹注[M].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清康熙二十年嘉善柯维桢刊本.

[17] 骆鸿凯. 文选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18] 周勋初. 周勋初文集（三）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