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商亦有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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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碑刻史料提供的线索,2002年夏天,我曾前往陕西瓦房店寻找明清时期湖北人在陕西的萍踪商影。

瓦房店是一个坐落在陕西境内汉江流段最大支流――任河下游的小镇,碑文记载“旧有任河一道,下通秦之瓦房店,由紫阳县进入汉江至楚边之老河口,客民等在川采买山货,雇船载运往售”。在陆运非常落后的年代,优越的水运条件使瓦房店成为连接陕南与四川的重要商埠。四川、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及西北五省客商云集于此,经营茶叶、蚕丝、药品等土特产,方圆百里货物更在此集散,顺流而下直抵汉口。遥想当时情景,应该是旗幡招展,八方客商在此拉帮结伙组建行会建筑会馆。无怪乎瓦房店获得“小汉口”的美称。

碑刻资料反映,瓦房店的6家会馆中有鄂商修建的会馆,其工艺设计和建筑规模在当地名列前茅。

对中国古代商人研究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如果只有几个鄂商在瓦房店活动,根本没必要修建会馆;如果来这里的鄂商人数虽多,但只是打打货就满载而返,也无需劳心费神地大兴土木;还如果众多鄂商在此不过是小本买卖聊以度日,也修不起耗资巨费的楼堂馆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瓦房店的湖北人无论是坐商还是行贾,已经形成一个为数众多、基业稳定、占有可观的市场份额的商人群体,且已经成立了地缘和业缘相结合的行会组织,有自己的议事机构――会馆。商人会馆、公所一般都是商人集资兴建的行业公产,是商人们的精神家园,其建设规模和经营管理的状况往往反映了行业组织的凝聚力和发展状况。据此推断,溯流而上来在瓦房店发展的鄂商在当地已然成为一大商帮。

在秦巴山脉的汉江畔寻找这个叫做瓦房店的地方还真不容易。由于汉江上下游都筑坝蓄水修了水电站,古籍上描述的清澈湍急的任河水流现在变得平静而和缓。瓦房店地势的确适合做商埠:一大片宽敞平坦的高坡地,延伸向河底的坡度缓和而开阔。虽然是歇暑季节,整个镇上冷冷清清俨然一个农忙时节空巷的村落。零零星星看到几个当地人,对我们这几个湖北人出奇热情。攀谈时觉得这些人的语音有些耳熟;答曰,祖籍湖北。有黄陂的、孝感的、黄冈的、鄂州的,地方不一;先祖来此地经商,遂携家带口渐入秦籍;在此已历经少说也有六、七代人。不待问,就有人主动领我们去看他们祖先留下的戏台和会馆遗址,一路上讲述着他们记忆中眼见耳闻的故事。然而问及其它几所商人会馆之事,则显愧色说不出个一二。

清代中期,在瓦房店经营的客商主要来自四川、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及西北五省,先后建起川蜀馆、武昌馆、江西馆、湖南馆、山陕馆(又称北五省馆)等会馆,兴盛长达百年之久。显然,川蜀商人占尽地利而得以率先建立稳定的基础,鄂商以极强的适应能力紧随其后。名列十大商帮的晋商、陕西商人在瓦房店却难以独自称雄,而纠结大西北区域的力量建立起以山、陕商人为主的北五省商人会馆。从会馆的建制和建筑品质来看,鄂商和纠结的北五省商帮属于瓦房店一带的大帮,所以能够颇具豪气地在会馆内高筑戏台。当时代沧桑使瓦房店不复当年商贸埠头盛况之时,商人会馆也损毁殆尽,只有山陕会馆基本保存了当初的风貌;若非水电站建设蓄水将武昌会馆淹没,该馆一定会以基本完好的风貌与几乎位于瓦房店制高点的山陕会馆分庭抗礼,各显风流。

建于同治七年(1868)的武昌会馆位于瓦房店坡下河边沟口,在诸会馆中最邻近水边,占尽埠头之利;宣统三年(1911))更扩大规模兴建戏台。虽然武昌会馆的主体屋舍为电力事业做出了牺牲;但留下了在水位线之上的废弃戏台默默诉说着曾经的辉煌。我们现场看到的戏台是平面杆栏式建筑,台基由四排木立柱上以优质木板棚盖而成。山顶以单檐停歇,灰色板瓦覆盖。可以想象逢着有演出,定是上上下下人潮涌动,热闹壮观.我们向导――这些鄂商的后裔看到我们惊奇的神情就是不无自豪地说:这是当地最大的戏台了!

瓦房店鄂商寻踪的经历,让我开始对“明清及至近代以来,鄂商群体的存在是无疑的,但作为一个商帮,鄂商的自我认知、群体意识、社会形象相较晋商、徽商,还比较弱”这个结论产生一点点质疑;至少这个结论不适用于在秦巴山脉任河下游瓦房店拼搏过的鄂商群体。

孙丽娟/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