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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走了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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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住我的灵魂了”是鲁迅先生在《呐喊》序中的一句话,原话是“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我的灵魂了。”这是先生1922年12月3日写的,距的发生已经事隔三年,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还是沉寂在暮气之中,起码鲁迅先生认为是这样,所以他才讲出上述的话来。他在序中还写道:“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这就是当时鲁迅的心境,对在社会改造中麻木不仁的中国人的一种失望。对于这种失望,鲁迅先生明白,他和国民都被一种东西缠住了灵魂,就是封建――这个大毒蛇。从此,鲁迅先生开始了他带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创作生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学由此有了一种千古绝唱的声音。

鲁迅先生的杂文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自然也就各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按照鲁迅先生的话,他是为他的敌人而活着来诠释,他可能真的是为不喜欢的人而写作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不喜欢的人,一是有着麻木的神情,对社会的黑暗面不仅视而不见,还以欣赏的眼光品味着唯唯诺诺的人生,束缚了思想和手脚的人生,甚至于还故意摆出一副老于世故的模样,正人君子的模样。二是鲁迅先生所指出的痼疾,可能正是这些人身上固有的痼疾。这样的人,自然会恨鲁迅杂文。这两类人都不会对鲁迅先生的杂文感兴趣。但是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这种麻木不仁是哪来的?这种有痼疾不改,甚至继续发扬光大是从哪出发的?寻根溯源,还是封建的大毒蛇在作怪,这大毒蛇的恐怖之处是让人俯首贴耳,不许独立思考,结果是好的东西得不到弘扬,陈腐的东西却到处泛滥。好在鲁迅先生努力在毒蛇的纠缠中摆脱,甚至于用匕首刺死毒蛇,但不知有多少人却被毒蛇扼住了呼吸,命运任毒蛇摆布,这不是悲剧又是什么?这悲剧就发生在你身边,你却缺少一只发现的眼睛。这也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鲁迅先生在《写在(坟)后面》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这是一句很坦诚的话,也是鲁迅先生智慧的地方,他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封建意识是那样顽固不化,僵化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所以他很苦恼,很寂寞,他说过:“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这说明了鲁迅先生的杂文在批判社会、批判别人的同时,也是自我的深刻反思、深刻反省。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过:“人是惟一知道羞耻和有必要知道羞耻的动物。”鲁迅先生其实对自己身上的弱点和羞耻、对国民身上的弱点和羞耻看得很清楚,也正因为看得太清楚了,所以他气闷,感到人生的沉重,像背着十字架。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屈指一算,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两千多年来,帝王将相们一个个死了,但封建统治的秩序和影响并没有消失,鲁迅先生写杂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存在于社会中的封建的东西找出来。然后痛批之,痛打之,他要“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也即是人的假面。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中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鲁迅先生讲得多生动。大家视而不见,并不是真的看不见,是因为逃避,是因为自己欺骗自己。这样的事例,我们看看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鲁迅笔下的阿Q是,今天的我们也一样。看见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不合理的事情、黑暗的事情,首先是装看不见,而且自己的良心也不会谴责自己,甚至给自己找出种种的理由,认为社会就是这样,人生就是如此。这样的人生境界不正是封建传统思想中遗传下来的吗?我们会常常把一些本不合理的事情认为是理所当然,是顺理成章,公正的事情反而是另类了。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误区,因为我们是在闭着眼睛看世界,闭着眼睛看现实,我们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睁开眼睛看现实,我们更没有先生那样感受的痛苦,没有先生那样的大爱和大恨,我们是苟且偷生。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先生比起来真是有天壤之别。我们不排斥封建的华盖罩在我们的头上,遮住了阳光,甚至于我们觉得有了这样的华盖很安全,不曾梦想等到它不安全的时候,我们会是什么样子,是人样还是鬼样。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有“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不是也在指这个世纪的我们,倘若是的话,值得我们好好三思。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假如没有了灵魂很可怕,但是假如有灵魂又被肮脏的东西所缠绕,就更值得警惕。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七十年了,他的灵魂没有死,还活着,至今还在诅咒着该诅咒的封建和愚昧。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的结尾写道:“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我很想用先生这段话作为文章的结尾,因为我知道,我们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总不会忘记鲁迅先生的,再说他的时候……

【原载2006年10月19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