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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 归来亦是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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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张艺谋的每一部电影上映时,都是众说纷纭,好评差评纷至沓来,各方人士都争先恐后不厌其烦地各抒自见。某种程度也见证了张艺谋和张艺谋电影的影响力。

这次《归来》公映前后,亦如此。

所以,张艺谋成了这段时间媒体竞相邀约采访的热点人物。一向低调慎行的张艺谋,平常的时间很少面对媒体,多半是在他的电影上映时候,他才愿意去说,甚至可以不厌其烦地说。

我们采访的当天,他的日程表上排了许多采访,几乎是从中午一直说到晚上。

尽管这样的采访状态,并不算理想,但能跟他有一次深度对话实属难得。因为很多其他重要媒体的采访,他都是在当天进行的,可见他的确太忙了。

见到张艺谋时,已近晚上7点。看得出他的疲惫和倦意,本想让他休息10分钟,但他坚持说不用。对话中,有些问题他可能重复说了很多次,但他仍像第一次回答那样,面面俱到,深入浅出。

上一次在《金陵十三钗》公映时,采访张艺谋,他曾说“每一部电影在完成那刻起,他就对这一部作品有了清醒的认知。”所以,他既不会因为别人的褒奖而像范进中举那样飘飘然,也不会因为一些批评而如祥林嫂般为自己争辩。

“当《归来》完成那一刻,您的自我评价是怎样?”我问。

他说这种评价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拍完停机的时候,大伙儿互道珍重。这时候我基本知道这个电影的成色。第二个阶段是剪接阶段,基本上当剪出第一稿的时候,会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东西丢掉了。”

张艺谋一直很欣赏黑泽明的一句话:“活到80多岁,我还在学习拍电影!”这句话,让张艺谋很有感触,当时在戛纳电影节听到这句话,还以为是黑泽明在讲客套话,现在他则越来越深刻地对这句话有共鸣。“山田洋次导演,90多岁还在拍电影。电影真是该活到老学到老的,我觉得我自己到现在都是一边拍电影,一边学习拍电影。”

本文的开头,就说到了大家都想为张艺谋的电影表个态。问张艺谋会紧张这些个评价吗?

他的语调和表情,都很平静,不无自嘲地称:“这好像对我不是问题,已经是老江湖了,就不会在意这些!”

少顷,他认真说道:“当然,我希望电影受好评,希望观众喜欢,也希望票房高。但这些都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能做到的就是尽最大的诚意,用心拍这部电影。我更关注的是这部电影能否打动你的内心。尤其在这样的商业大潮面前,在这样票房为王的氛围中,更希望你能在心里,记住《归来》。”

“归来”不仅是电影的主题,也是张艺谋创作初心的归来。对此,他很认同,甚至采访结束闲聊,说起“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他没有说某一次国际电影节获奖,没有说执导万众瞩目的奥运会,而是脱口而出“拍完了《归来》”!

可见“归来”于他的重要性。

在过去的30年里,张艺谋一直是走在中国电影最前列的人,《红高粱》,是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电影节的开端,《英雄》开启了中国商业大片模式,而当观众在宏大场景堆砌的商业喧嚣里找不到最初的感动时,他又带着《归来》归来。

然,他的“归来”,并非戛然而止。而是继续尝试和寻找,下一部作品,完全不同于《归来》,是一部商业大片。期待他的另一种“归来”。

关于改编:用家庭和情感折射时代更具感染力

关于《归来》的争议最集中的一点是与原著的比较。读过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的人,发现电影舍去了小说中陆焉识入狱的背景及在西北农场改造的苦难经历。这让不少读者颇感失望,认为电影没有拍出小说中的时代感和人性的残酷。

BQ:当您决定用原著的尾声来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有一个做减法的过程吧,当时怎么考量的?

ZH:因为原著是40万字,它写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要把它拍成一部电影一定要截取和选择,这是一个艺术规律。所以你选哪一段很重要,我选的就是最后他回家,我希望把苦难和残酷放到后边去,通过回家,通过重建,通过相守相伴,通过不离不弃这样一种家庭和亲情、爱情的关系去折射。

所以这就是一开始大家还没怎么看电影,我就开始传递的信息。我喋喋不休地说了很多遍,但是我发现大家都不听,还是有人在做比较,还要问你为什么不拍那一段。另外,中国的现实大家都懂,那一段能不能拍大家都知道,但也好像是在装糊涂,还要问你为什么不拍那一段,对于这些我很无奈。只是借你们再说一下,我只是重复我创作的初衷,而且我觉得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同时这个选择得到严歌苓的高度评价,严歌苓还专门为我改了一遍剧本,我觉得作家非常理解,作家也认为这样的选择是巧妙的。

BQ:就像您说的电影需要找到他的动作,不能仅是文学的一个拷贝。

ZH:其实主要是看你的选择,我选择的是重建,我认为我的思考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要奢望拍一个伟大的纵向的,表现全部知识分子历史的电影,这个野心太大了。我常常会从一个细节入手,一个很感性的点入手,在我自己看来,这个故事最初打动我的就是他的归来,他的失落他的重建等许多苦涩让我思考,是我拍电影的出发点。

BQ:现在的电影主要集中在一个家庭,落脚点是爱情,您觉得用家庭和情感折射时代和人性更有感染力。

ZH:对,可是还是有很多人问,为什么不拿那个当重点,那就去找另一个导演去拍那个重点好了,这是我的重点。在110分钟的容量里,我喜欢我的这个重点,那个重点我已经拍过《活着》了,没必要再重复一次。

我的重点主要是重建和赎罪,特别深沉,不是小情小调。包括感情的重建,家庭的重建,人生活勇气的重建及这种不离不弃、相伴相守。我在想怎样把大时代放在后头去,我们不是要它直接表现这是大时代的杯子,这是大时代的桌子,而是一种情感。

BQ:对,情感是不分时代不分国界甚至不受语言局限的一种表达方式。

ZH:其实电影就是理性思考之后的感性呈现,它应该注重在人的关系上,人的情感上,所谓人情人性是它的第一命题,你对于历史、文化等所有的寄托,都是通过人情人性呈现出来的,如果不抓住这个重点,你就是在写一个教科书,不可能是一个剧情片。

BQ:影片的结尾陆焉识与冯婉瑜并没有相认。看电影的过程我的心情跟陆焉识是一样的,从开始的期盼相认到后来的接受。如此结局,是在您想拍《归来》的时候就已经确立的?

ZH:对,这是一开始就确立的,最后这幅画面我早就想好了,只是这幅画面里增加了一个牌子,这个牌子是巩俐的提议,她觉得从演员的角度讲,没有这个牌子,表演上会缺一点依托。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就修改了剧本。我觉得结尾这个画面有多重含义,就是说重建意味着某种放弃,归来,意味着某种坚守

BQ:等于陆焉识放弃相认,也是自我的一种重建。

ZH:他其实是很有哲理内涵的,放弃财富,放弃名誉,放弃地位,莫过于放弃身份了。就是你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我觉得他的放弃是大爱,其实你会看到,陆焉识多次的唤醒是为他最后的放弃做铺垫,他最终放弃了原点,其实他就完整了自我。

关于节奏:慢和快是有标准的,要看针对什么类型的电影

在《归来》公映前的一次会上,有记者提问说,他看电影时候感觉节奏缓慢以致昏昏欲睡。现场张艺谋回应该记者观影习惯不能只停在一个层面上,看了太多商业片,被好莱坞控制了,看电影没耐心。

BQ:我看的时候并不觉得缓慢,之前看过一个评论说的很形象,说《归来》的剧情就像我们下载一个电影的进度条看似缓慢,但每一刻都在刷新都在变化。

ZH:关于慢和快是要有标准的,要看针对什么类型的电影,你要跟那种高节奏的商业片比,当然慢;但对通常的文艺片来说,我认为它够快。我用的剪接方式一点不拖泥带水,所以慢和快是相对的。

有时候大家评论一部电影沉闷也罢缓慢也罢,都是没有尺子没有具体对象的,而是统一拿一把尺子漫天论。我说我可以拿出一把尺子量全世界的电影,你再大师的电影,拿这个尺子量,你也得听着,比如不够深刻不够感人,一量一个准。其实没有这种大而化一的尺子。你看《归来》这样的电影,该静下来慢慢去感受那种沉淀的东西,这是我的初衷。结果你到我这儿来看“快”来了,那看游戏算了。

BQ:电影中,有四次读信的桥段,虽然都在读信,但每一次都传达出不同的状态。这也是您着力设计的细节吧,因为处理不好,可能就会让观众感觉拖沓沉闷。

ZH:这几封信其实在拍法上,我们是煞费苦心。因为通常电影中有这样的情节,多是一个人念一个人听,反复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大部分都要把镜头跳出去,即便不做闪回,也要做一些写意性的处理,或者让镜头呈现某种多元的东西,很少有这种连念四封信连听四封信,在一个屋里头,干听干念呈现。所以关于这四封信的拍法,我们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每一句话都要斟酌,不长不短。所以观众就不会觉得单调、枯燥、沉闷,而且关于剧情的推进和人物心态的转变,乃至最后承担主题的某种定位,就靠的是这几封信。

BQ:念信容易会带上某种强调,但是我发现陈道明在念这几封信时几乎不带任何强调……

ZH:这个也是我跟演员讨论多次的,首先在文字上我们最后用的是平实体,然后对于一个历经沧桑的人来说用什么口气读,我们用了平实的口气,就是尽在不言中。我觉得这种选择很有意思,有一种返璞归真、举重若轻的效果。

关于哭:“归来”的卖点不是哭而是思辨

《归来》上映前,有新闻称李安和斯皮尔伯格看哭了,“哭”似乎成了《归来》的一个噱头。对此,编剧邹静之称哭不是衡量一部好电影的标准。每个人看电影,被打动的点不同,有的人在喉管,有的人在心里,有的人在大脑。他觉得《归来》最打动人的不是“哭”,而是思辨。

BQ:很多人看完《归来》还是把“哭”做一个话题点,对此,您怎么看?

ZH:当然哭是情感的直接表现,但哭不是终极目的。电影院的光线比较暗,加上音乐的渲染和剧情的推动,是很容易流眼泪,这多是规定情景所致。但关键的是心里是否流泪,我希望《归来》能让人在心里头有一种分量,有一种回味,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不仅是流泪那么简单。

BQ:其实在心里哭也是一种克制。这部电影您舍去了浓墨重彩,拍的很克制和冷静,其实前者是您的擅长,后者说起来容易做到并不易,因为要随时面临创作心态的诱惑,同时又要很好地拿捏克制与淡而无味的分寸。

ZH:对,当然。拍一部电影前,方向和节奏都是之前确立好的。但是在拍摄过程中,比如拍到某个场景时,还是会显露出一定的惯性。比如在这三分钟里能不能激烈一点浓郁一点?我们所说的激烈和浓郁,也是文艺的,且不破坏整体的情怀。面临这样的选择,也会比较纠结,到底用哪一种?

一般这种时候,我还是坚持了初衷,就是说尽量平实,既然我选择了在平实的叙述中举重若轻地完成我对历史的思考,那就让这个东西极致一点,所以一些手段能不用就不用,不是我不会用,不是我不懂它的效果,是我有意不用,我想挑战一下自己是不是可以做的纯粹一点。

BQ:我们可以举一场戏作为例子吗?比如陆焉识弹钢琴那场戏,其实那场戏可以拍的很煽情的,但电影中呈现的很克制。我看过一条评论说“《归来》没把那点意思弄成意思。”其实就是说好没有刻意煽情。

ZH:这场戏其实就是所说的用音乐来唤醒,这个想法是巩俐和陈道明提出的,剧本原来没有这场戏。后来我们也调查过,这种脑失忆病人中,音乐的唤醒效力是最大的,常常会有成功的例子,所以我就吸纳了两个演员的建议,用音乐来贯穿,演员几乎没有台词,最后到了一个程度,戛然而止。我们把更多篇幅放在了巩俐从一楼走到五楼这个漫长的过程,她和陆焉识越来越近,这其实制造出了一种悬念……观众会想这一次是不是认出来了……

我觉得演员演的非常好,拿捏的非常到位。就是陆焉识的背影一直在盼望,他感觉她那个脚步近了,他一直在等着。冯婉瑜看到熟悉的背影,熟悉的炉子上的气,熟悉的屋子,熟悉的音乐,她一直觉得是他,但是吃不准……也真的只有巩俐和陈道明两个炉火纯青的演员可以演出这种感觉,所以当巩俐的手搭上他的肩膀时,我们有一个非常干净的停顿,就是音乐停,所有声音没有了,大概有个三五秒钟的静,只看到陈道明双肩耸动……

BQ:这时陆焉识是一种无声的恸哭,这要比嚎啕大哭更难表现。这样的表演也是一种节制。

ZH:这就是举重若轻的表演。那种举重若重、大开大合,撒开了的表演,其实在支点上更容易掌握,而这种化浓为淡的表演是很难的。

BQ::可以说陈道明和巩俐的表演,对《归来》是一次再创作吗?

ZH:当然,我不仅跟他们俩个谈人物谈表演,谈了很多东西,就比如刚才说的举牌子和钢琴这场戏,都是源自他们的建议,所以他们两个对电影的贡献是全方位的。

他们俩难得在一起演电影,刚见面时,他们说起当年拍摄《火烧圆明园》的事,那时巩俐还是个学生,在戏里演了一个小宫女。没想到两个重量级的演员,这是第一次合作。所以说《归来》拍的是旷世之恋,巩俐、陈道明则是旷世搭档。

BQ:这次他们的搭档非常默契,一向吝啬赞美之词的陈道明几次在不同场合夸赞巩俐。

ZH:他们两个演员都是很有个性的,陈道明基本上不夸人,这是他们彼此由衷的赞美。

关于谋女郎:谋女郎的选拔是一个科学的过程

从巩俐、章子怡到周冬雨、倪妮,“谋女郎”已成了张艺谋电影女主角约定俗成的称谓。这一次,张慧雯扮演的丹丹也很受称道。“谋女郎”到底要具备哪些特质呢,不禁让人好奇。

BQ:巩俐应该算是第一任谋女郎,到现在你们合作了近30年,您怎么评价她的表演?

ZH:我觉得是“收放自如、张弛有度”。很平常的八个字,但在表演上很难有人做得到。

BQ:像这次新谋女郎张慧雯生活中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电影中的她张力十足,尤其是眼睛传达出很多内容,从前期的锐利到后来的迷茫和平静……对一个第一次演戏的新人来说,怎么引导她做到这些?

ZH :对一个新演员来说,这的确很难。毕竟是第一次拍电影,看到现场的场面再加上跟巩俐、陈道明两个天王级的演员对戏,不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她很有灵气,很聪明,学的很快,两个老演员也孜孜不倦带着她走,所以表现得非常好。

当然也需要引导,我用的方法不是跟她讲那么多历史,而是借力打力,会举些她身边的,贴近她们90后小感觉的例子,最重要的是因材施教。

BQ:特别佩服您的眼光,每启用一个新人,都有点石成金之效,其后的发展前景都很好。能否跟我们分享下,您选演员的秘诀?

ZH:当然首先是胜任角色,其次是她的先天条件要够。其实没有那么神,好像我慧眼识珍珠,好像这个人一进门,我觉得就是。这就有点神话了,我不觉得选演员是这么随机的东西,其实它是一个科学的过程。

BQ:也需要经验的积累。

ZH:当然,你需要反复的测试,反复的考量,反复的思考,它是一个既要有感觉,又要有理性的科学分析的结果。可能你测试的结果,她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个过程很有益,你会启发一个人,带动一个人,挑战她自己做一件不能想象的事,也就是说激发了她的潜能。

BQ:像第一眼看到张慧雯的时候,看到了她哪些特质?

ZH:我第一眼看的不是本人,是视频资料,我通常都是看很多资料,最后从资料中进行选拔。见面后,从各种角度再看。我看一个演员的视角可能跟其他导演不同,我能看到她呈现出角色的那种感觉,还能看到她很多潜质。总之,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工作经验,也是长期形成的一种工作方式。

关于拍摄风格:我是陕西人一根筋 凡事都很认真

跟张艺谋合作过的人都说,他在现场很平和,很少发脾气,但绝对是团队的主心骨,不论多大的剧组多大的场面,只要他在,大家就很踏实,因为他心中有数所以有条不紊。

BQ:看《归来》的拍摄花絮,发现您经常一个镜头会让演员拍很多遍,是为了求完美吗?

ZH:很多人看到我要求再来一遍,不知道为什么,在别人看来都一样。其实不是,我觉得这就是导演和演员的一种寻找,也许导演是被动的,也许演员是主动的,也许演员是被动的,也许导演是主动的,每一次都不一样,只是在寻找。

导演的本事,是把寻找的东西找出来,比如这个镜头拍了十五遍,但是剪辑的时候,可能只有两秒钟。导演的另外一个本事,就是你要从这15遍中提取出这两秒钟。这是一种选择,导演永远在选择。比如到了现场,剧组上下很多人都来问你的决定,你要说“是”和“不是”。所以不要在现场去演一个“导演“,而是你真的是要做判断,这就需要自己做很多功课。

BQ:也很考验导演在现场的定力。

ZH:不仅是定力,不是表现性格,我觉得主要是你自己的功课。如果你在现场看到很多导演特果断,拍了一条就觉得是它了,我认为有点表演。其实导演不是这样子的,你心里的功课做足了,你就可以说我要这个不要这个,不用跟大家讲道理,大家也没时间听你说道理。这种选择,是一个导演勤奋和努力的结果,不是性格展现。

BQ:我觉得现在您对每一个细节都要求很严,比如为了拍一场雨过天晴的戏,要等云层加厚才拍,也包括服装、造型、道具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这种工作态度是您对自己一贯的要求?

ZH:一直是这样子,因为我很认真嘛,还是那句话,就是要做足功课,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你怎么能发现那个扣子不对这个发型不合适,我觉得导演的大部分功课是背后的,不是现场喊预备开始和停,给人看着很牛,那么多大演员都听你的,让来一遍就来一遍,不仅仅是大家看到的这些表象。

BQ:即使在您的一些不被大家看好的作品中,您的这种要求也是不变的。

ZH:这是一贯的。是我性格决定的,我是陕西人嘛,一根筋,凡事都很认真。我对电影这件事要不不拍,拍就是很认真,希望做到最好。

关于个性:“夹着尾巴做人”是我们这代人的处世哲学

有评论称《归来》也是张艺谋创作“初心”的归来,但是这种“初心”来之不易,因为在拍摄这部戏的过程中,外界有关他再婚超生的消息此起彼伏,彼时静下心来拍电影的确不易。再度提起这个话题,他很平静,称这些事考验自己也锻炼自己。但也承认,万一这个电影拍不好,会是更糟糕的一个局面。

BQ:从《归来》中也能感受到您当时的一种心境。

ZH:其实都是普通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因为我是这种所谓的公众人物,所以被迫活在公众关注下,给自己和家庭带来许多不方便。这是我无法改变的,其它都一样。

BQ:一般外界的非议能多大程度影响到您?

ZH:基本不影响,要是有影响,我就不会拍到现在还是按自己的意思拍电影了。拍电影是人多嘴杂的一个过程,当它端到桌面上的时候,它就是失控的,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你就不能在意,你要在意了,就没完了,跟人较劲跟自己较劲。

所以要相信你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断,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和角度。还有一个,从创作角度来说,下一部的创作更不能带着任何干扰,这是最重要的。你要是想起上一部别人说了那么多,那你要听谁的,针对哪一句话去修改?那个人是谁?在哪儿?代表谁?这些你都无法了解,所以不必要受这些影响。只要相信自己对艺术的激情和真诚,自己做到了几分是几分,你就会知道得失。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所以就不会在意那些闲言碎语。

BQ:从《英雄》开始,您一直尝试拍各种类型的电影,其间的作品不乏受到批评和争议,但您还在继续尝试。“归来”之后,听说下一部又是一部商业大片。像您说没有刻意“打扮”自己按照一个更安全更轻车熟路的风格拍下去……

ZH:你以为安全吗?也不会吧。到时又有另外的说法了。所以就记住了,人要想说你永远是有说法的,怎么做都会有人说,所以就习惯了,就不会在意了。

BQ:记得您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我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从来都是夹着尾巴做人。所以争议来的时候,我不会跟大家较劲……”这算是您的生存法则吗?

ZH:这是我们这一代大部分人的处世哲学,是我们的教育背景导致的,“夹着尾巴做人”这句话是我们这代人的一句老话,或者叫“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那像80、90年代的人个性和主张就完全不同。对我们来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我们所受的教育,不会去较劲,还是相信自己,也相信好的就是好的。

BQ:通常说一个导演拍的作品,某种程度也注入了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您的作品多大程度反映了这些?

ZH:我觉得导演的电影作品,并不完全代表他的人生的态度,因为我们不是那种纯粹自编自导的导演,我们基本上都是借题发挥类型的,就是说看到一个东西拿过来去发挥它,所以并不代表我的人生态度,甚至也不代表人生的阶段性态度。

我当年选择电影这个行业,从上电影学院开始,是为了寻找出路,因为我做了七年的纺织工人,是为了改变命运来上大学。那接着学摄影,是因为自己爱好,有这个技能。再后来改做导演,是因为年龄大,如果继续做摄影师可能熬不起……我走过的这些每一步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短期目标,没有做过多的宏大设计。我做职业导演的道路就是这样被动的,或者是误打误撞走上来的。实际上自己的性格又决定了每一部作品都要全身心的投入,希望是自己那一阶段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