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院文学教育制度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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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清代各种书院类型中，以诂经精舍、学海堂为代表的博习经史词章类书院，体现了清代学风和学术思想的特色，因而研究清代书院的文学教育制度，以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考察对象，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突出的典型性。两书院的文学教育制度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办学宗旨上明确推崇纯正高雅的古体诗词文赋；二，在文学教育实施过程中，两书院的考课制度最为完善和严密；三，学生自学、教师讲授、师生讨论，是两书院文学教育制度中最根本有效的教育方式；四，雅集是两书院文学教育制度中最符合文人习性的一种教育方式。
[关键词]清代书院 诂经精舍 学海堂 文学教育 制度
〔中图分类号〕I206.2；G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7-0145-05
中国古代书院的发展除直接受到统治者政策的制约外，一代学术思想和学风也对书院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宋代书院的发达同理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南宋末以至元代学术风气以程朱理学为宗，书院即以程朱理学为主要教学内容。明中叶以后，陆王心学盛行，书院的教学内容又以陆王心学为主。考据学是盛行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的显学，是清代学术文化的主流，其学术思想和学风对清代书院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促进了阮元进行书院改革，创建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所书院。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以研习考据学为教学宗旨，博习经史词章，也成为后来各大书院改革的楷模，博习经史词章类书院数量日增，成为代表清代学风和学术思想特色的书院类型。研究清代书院的文学教育制度，以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考察对象，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突出的典型性。两书院的文学教育制度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书院从办学宗旨上明确推崇纯正高雅的古体诗词文赋
中国古代书院明确标出以经史考据学和辞赋作为书院教学目的的，首始于诂经精舍和学海堂。
中国古代教育的课程主体一直是经学，[1] 中国历代书院的教育模式同样如此，也是一直以经学为主体。只不过到了明清两代，书院普遍流为科举的附庸，专尚制艺，对“经”的学习和研究沦落为服务于八股文的写作，诗歌创作是八股式的试帖诗。严格地说，八股文、试帖诗也应属于文学的范畴，只不过它们是科举时代形制特殊的考试文体，具有纯粹的应试性目的，由于创作时受到种种的束缚和限制，这两种文体普遍被认为文学价值不高，因而很少有人将举子们的帖作视为有审美性的文学作品了。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在教学制度上是完全摒弃八股文和试帖诗这两种不纯正的文学形式的。黄以周在《南菁讲舍文集序》中说：
有明以来，专尚制艺，主讲师长，复以四书文，八韵诗为圭臬，并宋人建书院意而失之。近时贤大夫之崇古学者，又思矫其失，而习非成是，积重难返，不得已别筑讲舍，选高才生充其中，专肄经史辞赋，一洗旧习，若吾浙江之诂经精舍，广东之学海堂，其较著者也。[2]
两书院从教育制度和办学宗旨上明确提出远离科举，教学内容以经史考据学和词章之学为主。两书院所推崇的诗词文赋是具有高度审美性的高雅的古体诗词文赋。道光六年（1826）六月十四日，阮元拟定《学海堂章程》，章程第二条明确规定“每岁分为四课，由学长出经解文笔古今诗题”。[3]（P1-2） 阮元在《学海堂集序》中向学海堂师生提出了“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4] （卷首） 的文学教学要求和主张，文学创作之圭臬要寻觅于汉晋唐宋，这是文学复古主张在书院教育中的体现。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广东总督卢坤订立的《学海堂专课章程》中规定，学长们出题考课，文学题目应“为有用之文赋，或拟古赋，或出新题，俱用汉魏六朝唐人诸体；诗题不用试帖”。[3]（P3-4） 道光十四年（1834），总督卢坤札学海堂订列应行事宜，其中有关于课程设置的规定：“课业诸生于《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自择一书肄习。”[3] （P25） 在所规定的学习教材中，《文选》、《杜诗》、《昌黎先生集》可以说是文学意义上的典型范本，其他各书也都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而低俗的文学内容则被排除在教学之外，如《学海堂专课章程》中规定：“诸生等有喜为浮艳诲淫之词者，无庸举列。”[3] （P3）
二、在文学教育实施过程中，两书院的考课制度最为完善和严密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有着非常完善和严密的考课制度，而考课在两书院的文学教育制度中也是最为完善和严密的。
两书院每次考课文学题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① 两书院肄业生在平时学习中，所研习内容往往因人而异，肄业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学习内容，如在研经时，并不是遍习群经，一般是先择一经精修。而两书院实行的考课制的教学制度，所出题目，应考者却要一视同仁。每次所考的经训之作，有很强的专业性，文学课题倒成了类似于现代学校教育中“公共课”的内容了，成了大家互相之间可以交流沟通共鸣的学习课程。由于经训考据类题目难度大，学生中很多人更喜欢选择轻松容易的文学体裁的题目来做，诂经精舍“自官师同课制实行后，大抵朔偏词章，望重经古，故闻当年应试，朔课人数总较望课为多，盖难易攸判也”。[5] （P38） 经训考据类文章难度大，趣味性低，肄业生们趋易避难，偏向于文学题目，也是人之常情。
两书院的考课制度和以往的书院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书院有着根本的不同。一般书院的考课方式是闭卷考试，而两书院实行的是开卷考试。诂经精舍在办学之始就明确提出“各听搜讨书传条对，以观其识。不用扃试糊名等法”。[6] （第6册，P22a） 学海堂的考试制度又有进一步的改革，由学长拟题阅卷，每次考课由两学长负责，试题发放是开放式的，“发出题目，即行刊刷，粘帖学海堂及各学长寓所，随便分给，俾远近周知”。[3] （P9） 每次将试题张榜于学海堂门外，并在广州城内广为张贴，向社会上学子征文。每次季课从放榜到截卷，为期一个月。这又有别于诂经精舍等书院封门发题、当日交卷的考试制度。两书院主要从事经史考据学、文学的学习研究，经史考据学研究注重资料和证据，用分析、归纳等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获得结果，完全不同于科举考试中有套路可依的八股文、试帖诗的写作，也不同于宋明理学的随意阐释。两书院的考课方式适应了考据学研究的需要，也符合文学课程教学和创作的普遍规律。
两书院的考课制度非常完备，有日课、月课、季课、朔课、望课、官课、师课等多种。
总督卢坤在学海堂有关于学习日程（即日课）中规定，给每位学生颁发一日程簿，“各因资性所宜，听择一书专习，或先句读，或加评校，或抄录精要，或著述发明”，[3] （P25）“即于所颁日程簿首行注明习某书，以后按日作课，填注簿内”。[3] （P26） 学生将每日所做的句读、评校、抄录、著述作业，填入所颁日程簿中，届季课之内，“随课呈交学长，考核甲乙”，[3]（P3） 由学长“稽其密，正其归趣”。[3]（P25） 同治四年（1865）巡抚郭嵩焘札学海堂应行事宜，又有关于日程的事。札中说：
卢前部堂颁发日程，有句读、评校、钞录、著述四项工夫，应令肄业诸生每日读书用红笔挨次点句，毋得漏略凌乱，以杜浮躁。至于评校、钞录、著述三项，视乎其人学问深浅；凡为句读功夫者，不限以兼三项；为三项工夫者，必限以兼句读。期使学问风气，益臻笃实。[3]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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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日课主要体现为肄业生们平时日积月累的学习，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勤勉的学习习惯，对肄业生打牢基本功、积累知识、增加学问非常有帮助。学海堂制度大多秉承诂经精舍而来，关于日课安排，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应没有多大差别。
学海堂考课传统一直以来都是季课，每年四课。诂经精舍考课，开始是每月一考，后来改成每月两考，分为朔课和望课，朔课是官课，每月月初举行，望课为师课，每月十五日前后举行。从官师课所出课题来看，官试偏重文学，师课经训考据类题目比重增大。学海堂课试似乎只有师课而无官课。其实学海堂学长出题须送抚、督、学三署裁定，试后学长分阅课卷，然后汇齐互阅，互阅后还要将能得到名次的试卷送宪署裁定，因而仍含有官试的成分。
两书院肄业生的考课答卷，分发给主考、教师评阅，评阅者要在卷面上加上评语，然后将所有考生的课卷汇总，评定甲乙，编排名次。与考课排名制度相对应的是奖励制度，除根据课试排名成绩发放膏火（即助学金、奖学金）外，对考课中答卷比较突出的学生，还另有奖励。从肄业生的课艺中，选择突出优异的刊刻成文集，这在书院发展史上是一项创举。学海堂共刊刻了四集，诂经精舍共刊刻了八集，各90卷，所收诗文各有2000多篇。这些文集不仅仅是学生课艺之佳作，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张之洞《书目答问》将《诂经精舍文集》列入别集类。许宗彦评《诂经精舍文集》说：“所载于古今学术，洞悉本源，折衷无偏，实事求是，足以发明坠义，辅翼经史。其余诗古文，或咀六代之腴，或挹三唐之秀，风标竣上，神韵超然。”[7] （卷首） 两书院文集中文学作品占了大多数，具有较高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文学风貌和书院的文学教育制度。
三、学生自学、教师讲授、师生讨论，是两书院文学教育制度中最根本有效的教育方式
自学，是明清时期书院教育共有的特点。书院大师虽然常常面授生徒，但只是提纲挈领，由生徒随其深浅自行体会。生徒有疑难问题，或入室请益，或质疑问难，教师也仅是点拨一二，主要还是靠学生自学领悟。古代书院常常延请大师登坛讲学，这种讲学形式和现代高校教育中的专题讲座比较相似，而一般不是系统讲授某一门课程，在这一点上，远逊于现代高校教育。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是超过当时一般书院之上的高等学府，自学制度更臻于完善，而较经训考据学容易、更具趣味性的文学教育的自学特色更为显著。不管是兴致所至，还是为了考课的需要，文学创作活动多为学生独立、自我钻研的完成过程。上述日课其实就是两书院肄业生自学的学习规定，也是一种制度化的教育方式。两书院所选择的肄业生已经具有相当高的知识水平，甚至有些人在当时就已经具有相当高的名望。张在《诂经精舍志初稿》中引钱塘孙峻的话说：“当年杭州人士之肄业精舍者，例须由其它三书院（指敷文、崇文、紫阳三个省会的大书院）选送。”如金华钱孔福由敷文书院日课超等挑选诂经精舍肄业。[5] （P25） 陈澧被举为学海堂专课肄业生时，已经是举人了。当然文学水平的高低也作为肄业生入院时衡量的一个标准。阮元《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云：“六年四月，元抚浙，建诂经精舍于西湖之滨，选督学时所知文行兼长之士读书其中。”[8] （二集卷3，P436） 胡敬《诂经精舍文续集序》云：“复遴选诸生之经术较优，词华兼茂者，肄业其中。”[9] （卷首）
书院教育当然不可能是学生完全的自学行为，教师讲授指导和师生互相讨论是两书院文学教育制度中不可或缺的教学方法。两书院在近百年的办学历程中，聚集了大批学有成就的大师主讲其中。陆尧春《诂经精舍崇祀许郑两先师记》中说：“岁庚申，中丞仪征阮公，于湖滨建设诂经精舍，招浙东西之士三十余人，延名师，置都养，晨夕讲诵其中。”[7] （卷3） 陈澧说：“天下为真学问者，岂敢谓无人。然师友讲习者，则惟吾粤有学海堂。”[10] 在两书院讲学的大师名儒不计其数，光学海堂主讲名师就有55人之多。[11] 这些主讲大师们往往因为自身显著的学术成就，掩盖了他们的文学业绩，其实他们在文学上同样也是卓有建树的，他们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点通过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对两书院文学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如诂经精舍的主讲者孙星衍、王昶、陈寿祺、俞樾等，都是鼎鼎有名的朴学大家，也是负有文名的学者，特别是俞樾任诂经精舍山长31年之久，在诗词、笔记小说、杂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两书院创建者阮元，在总结乾嘉学术成就和教育文化事业上之功绩已永耀史册，他的学术成就已使他跻身乾嘉考据学大师之列，他的文学成就也不容忽视。他所提倡的“文笔说”骈文理论曾震动文坛一时，他本人也被誉为清代后期卓有成就的骈文大家。为了贯彻阮元的文学理论，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历来的考课题目中，骈文和铭赋成为必考的内容。《学海堂集》中就收有四个学生所作的《文笔考》的文章。学海堂采用八学长管理制度，八学长各用所长，学生们可以择师而从，相当于现代高等教育中的“导师制”。不少学长以诗文名。学海堂办学近百年间，粤中学术、文学有成就者，多曾肄业其中，教学其中。
两书院的教学气氛是轻松愉快的，学生不但可以执卷请业，择师而从，师生们还常在一起进行热烈的讨论，和一般书院呆板、肃穆的气氛大为不同。阮元首开学海堂课程，即与诸生相约：“凡经义子史前贤诸集，下及选赋诗歌古文辞，莫不思与诸生求其程，归于是，而示以从违取舍之途。”[12] （卷16） 在教师讲授的同时，更注重质疑问难的讨论方法，“暇日聚徒，讲议服物典章，辩难同异，以附古人教学藏修游息之旨”。[6] （第6册，P22a） 形成一种论学问难的学术环境和学术风气。钱泳说：“余每游湖上，必至精舍盘桓一两日，听诸君议论风生，有不相能者，辄攘面赤。家竹汀宫詹闻之，笑曰：‘此真所谓洙泗之间，龈龈如也。’”[13] （卷23，P19b）
有这些在文学上卓有成就的大师们授课讲学，以及如此自由的学术论辩氛围，两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绝非泛泛之辈，多负文名。河北精舍主讲陈宝箴评价诂经精舍、学海堂尤为精当：“数十百年间，考据辞章之士，多出其中。”[14] （卷226） 突出的代表是出自诂经精舍的章炳麟和出自学海堂的梁启超，两人是学问家，也是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二人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雅集，是两书院文学教育制度中最符合文人习性的一种教育方式
中国古代文人所热衷的雅集活动，在两书院，特别是学海堂，成了教学方法中制度化的一种文人雅习。
两书院创始人阮元非常重视书院环境和氛围对教学的影响作用。他在对两书院地址的选择及院内环境建设上就煞费苦心。两书院环境优美，一个设在西湖之东，孤山之麓，一个寻址在粤秀山越王台旧址，皆背山临水，远离尘嚣，是读书治学、从事文学教育的绝佳场所。阮元在诂经精舍西筑第一楼，作为生徒游息之所，认为于此“诗人之志登高能赋”。[8]（二集卷7，P548） 诂经精舍山长俞樾著有《第一楼丛书》，他于该丛书序中说：“第一楼者，余年来主讲杭州诂经精舍所寓楼名也，其地在孤山之麓，背山临流，西湖之胜，毕效于前。春秋佳日，徜徉其上。此九种之书，虽不皆成于斯楼，大率皆于斯楼写定者也。”学海堂地址选择三易其地：“初拟于前明南园旧址，略觉湫隘；又拟于城西文澜书院，以地少风景；最后拟于河南海幢寺旁，亦嫌近市。相视久之，遂定于粤秀山。”[3] （P6） 粤秀山“山半石岩，古木荫翳，绿榕红棉，交柯接叶”，[4] （卷首） 环境极其优美。学海堂背倚粤秀山，面临珠江，群峰环绕。阮元称之：“六艺于此，发其秀辉；百宝所集，避其神采。洵文苑之丽，区儒林之古境也。”[4] （卷首） 堂内启秀山房，“阶前大湖，方石案一，明莹如玉，可供数人啸咏其间”。[3]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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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重视环境氛围对师生文学教育活动的激发作用，特别提倡雅集。《学海堂志》专有一节载其事，认为“君子之学，息焉游焉。从于舞雩，未忘讲习”，[3]（P38） 提倡劳逸结合、轻松愉快的学习方式。志中说：“筑堂以来，岁有小集，讲礼于斯，会友于斯，来日无涯，宜详时序，志雅集。”[3]（P38） 这些雅集，都是师生们共同参加的活动，可使之在埋首经史小学之余，尽兴地陶冶于轻松愉快的文学氛围中。雅集成了学海堂制度化、规律化的文学、学术活动聚会。每年正月二十日阮元寿辰被定为学海堂雅集之始，其后在上巳花朝、盛夏溽暑、七月五日生朝、中秋前后、重阳寒食怒放、冬至梅花大开等不同时节，定期雅集，师生们在雅集时融入美妙的各式时景中，“欣然欲赋”、“各携所业，从容讨论”、“或则作记，或者赋诗，亦以志一时也”、“展宋玉之赋，诵泉明之诗”、“赏奇析疑，抗言高论”，年年如是。[3] （P38-39）
除了上述制度化的书院内部雅集外，学海堂师生常在学海堂内外结社雅集。谭莹曾与学海堂学长熊景星、徐荣等结西园吟社，切磋诗艺，享誉粤中。其所作骈文尤绝一时，时人认为：“万卷罗胸，七襄在手。吾粤二百年来论骈体，必推玉生，无异词者。”[15] 学海堂学长陈澧，诗词文俱佳，在学海堂任上时，常与好友在学海堂月夜登高吟咏，道光二十七年（1847）九月作《水龙吟》一词，即是“桂皓庭招集学海堂，为补重阳之会，最后叠前韵”。学海堂学长林伯桐、张维屏、黄培芳和黄乔松、段佩兰、谭敬昭、孔继勋七人曾在广州城北白云山麓建“云泉山馆”，为吟咏雅集之所。
诂经精舍虽没有关于雅集的制度记载，但杭州乃人文渊薮，文人们结社雅集，乘舟泛湖、畅游山泉，在湖光山色中吟诗作画、为文作赋，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精舍的师生们不可能不受此风气的影响。从杭州府知府薛时雨别开生面的考课方式，可以窥见当地特别的学术气氛。薛时雨重视文教，修复了诂经精舍、敷文、崇文、紫阳几所书院，和诂经精舍山长俞樾关系密切。创东城讲舍时，用明蒋侍御故事，月课士湖上：“命舟十数，茶鼎酒当悉具，日出发题，讫，各鼓棹去，挥洒六桥、三竺间，自亦棹一舟主之，日入鸣钲，集诸舟，纳所课。”诂经精舍等书院学生及浙东西知名人士参加者无数。教士之暇，与杭州各大儒觞咏湖上，一篇之出，争相传诵。[16] （卷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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