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放贷”时代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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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远在罗马尼亚，中国生意人几乎不做生意，只做借贷。这是9月初温州恒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伟健从几名罗国朋友口里听到的消息。他们问道，月息1分以上，年回报至少12%，这样的生意能做吗？

“可以。”一名从外地来温州收捡废品的妇女告诉记者，她把老家父母卖玉米、黄豆积攒下的钱一股脑儿借给了龙湾区“百乐家电”的女老板郑珠菊，月利1分5厘。不仅如此，据披露，今年初至8月底，共有64家上市非金融企业参与了委托贷款，总额达到169亿美元，较去年增长38%。

这样一种迹象正被逐渐证实：从拾荒者到上市公司，无论是银行贷款、自有资金还是个人储蓄，抑或是老人的养命钱，种种资本正涌入高利贷行业。“一般，担保公司从私人手里拿钱的价格是月息1-1.5分，放出去达到4-6分（年利率为48%-72%）。”黄伟健说。

郑珠菊是接盘者之一。目前，她已携上亿巨款潜逃，被温州市龙湾区公安局网上通缉。而近来，这样的“跑路者”渐多，坊间传言更称，温州市下辖的一个镇中，已有5人因借贷链断裂而自杀。

几乎无人不知，高利贷，高风险，但这一“走钢丝”的游戏为何能够掀起全民风潮，甚至连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亦跻身其中？

谁在放高利贷？

就如一部电影名字所说，金钱永不眠。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鲜血；资本的本质，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逐利也是温商金灿香的想法，6月底，因货款回笼，他手头有了一笔闲钱。若是以往，金老板几乎肯定会购入一套房产，他认为，只要熬过近期，楼市的未来依旧光明。只是，他被限购了。楼市，入不了；股市，不景气，金灿香告诉记者，可供选择的出路只有两条，投资银行的理财产品，或者借出去。

8月中旬，胆大的金灿香把大部分资金交给了担保公司，月息1.5分。“民间投资不是愈发旺盛，而是谨慎。”老金纠正了记者的说法，他认为，如今的温州，借钱不如过去容易，如果借款人没有土地抵押或者信得过的人作担保，很难筹到钱。这反倒让他有了安全感。

“持有现金的人害怕通胀，害怕贬值，这是主要的冲动；与此同时，很多企业主发现实业难有突破后便转道做金融。如果投放高利贷，而且对方如期偿还，那么，20%-30%的年回报率足以让实业望尘莫及。”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分析道。

与此同时，“没钱人”也开始玩起了“钱生钱”的游戏。据报道，在东南沿海一带，由于公务员容易获贷，不少人便从银行将资金廉价贷出，再高息转给担保公司，赚取利差。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则发现，一些银行的内部人士干脆自己开起了担保公司，先杜撰实业的名头将钱贷出，再以翻倍的利率出借。

“民间借贷正从江、浙等沿海省市蔓延至山西、内蒙古等内陆地区，而参与者也从制造业扩展到商贸流通领域，甚至是普通家庭。”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边晓瑜告诉记者。

实际上，这些只是高利贷市场上的“散户”，真正的大玩家隐于背后。据统计，截至8月31日，今年共有64家上市公司委托贷款事项公告117则，涉及额度169亿美元。其中，15家企业放款的年化利率逾10%，另有20家超过了同期的银行贷款利率。

比如，8月29日，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公告，其已于23日将自有资金6000万元委托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贷款，年利率为24.5%，按季付息。这使得时代出版跃居“涉嫌投放高利贷的35家上市企业”之首。

而这一趟“浑水”里还有国企的身影。英国《金融时报》称，扬子江船业、中国移动、中石油、中铁股份以及中粮集团旗下的房地产子公司都是隐在深处的“放贷机构”。

在何志成看来，大型国企之所以得以这么做，是因为利用了某些政策优惠，并钻了银行监管不严的空子，其凭借基础设施项目，从银行拿到了利息极低甚至免息的巨额贷款。

“这一局面是由‘双轨制’金融体系所决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告诉记者，在中国，非体制内企业的融资成本一直较高，即便资金面宽松时，其在总成本中的占比也达到15%，而目前信贷从紧，这一数值可能接近20%―30%。与之相对，体制内企业却长期享受基准利率，此种体制决定了后者必然有套利的行为。

“目前，体制内企业资金宽裕，这部分‘闲钱’通过银行表外业务的方式，比如委托贷款、银票，借贷给体制外企业。而很大程度上，体制外企业一直靠‘漏损’效应获取资金，即体制内企业廉价融资，再向外传递、输送。”刘煜辉说。

房地产：高利贷的主要承担者

低则月息2分、3分，高则7分、8分以上，如此昂贵的资金，谁敢承担？

老金的资金经担保公司以月息3.5分流入了一个工程队，成为投标押金的一部分。“另一种较为常见的情况是，银行贷款到期后，企业拆借高利贷还入，此后再从银行贷款，偿付本息。”金灿香说。

“一定程度上，过桥拆借所产生的利息相当于手续费，此种情形，不少企业往往难以避免，因为，其资金可能晚几日才能到账，必须急借一笔周转资金抵债。”刘煜辉分析道。

然而，由于信贷步步收紧，过桥拆借的风险不可小觑。老金就曾目睹了一家年产值6000万元的企业因此被拖垮。“当时是3月份，某银行要求该厂还款800万元。为了应急，其以每天3万元的利息从民间拆借800万元，计划一周之内，再从该银行贷出800万元偿还高利贷。然而，贷款还入后，‘差钱’的银行认为该企业社会负债过高，临时收回了授信指标。”

除了周转性用途，高价资金的一大主力消费者便是制造企业。据披露，截至9月6日，今年共有44笔合计44.8亿元的上市公司对外委托贷款流入制造业，占委托贷款总额的57.4%。其中，最贵的当属浙江溢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贷给南通麦之香实业有限公司的5500万元，年息达到21.6%。

资料显示，南通麦之香主要从事粮食、农副产品的收购、销售等业务，此笔借款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而这引发了业内人士的质疑，时下，不少制造企业的毛利率不足20%，他们如何能够承受高息？

“目前，资金需求强烈的大多是这些企业：在产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此前，国家一度鼓励投资，于是，不少中小企业未经分析、考察就扩大了产业规模，而当项目刚刚上马，需要不断吃钱时却碰上了信贷政策180度的大逆转。这些企业的资金压力很大，而为了自救，不得不借入高利贷。”黄伟健说。

而在谢国忠看来，高利贷最主要的承担者是房地产业。“这些借贷者将借款看作宏观调控期的过桥贷款。他们认为，只要熬过几个月，中央政策就会重新放开，随之，土地价格又会大涨，而这部分升值足以偿还高昂的利息。”

“如果按照高点计算，中国房地产市场一年的销售额为5万亿元，若土地成本算作四成，那么，地价就是2万亿元。而按照国土部规定，每宗地块的最长开发建设时间为3年，同时，开发商一般都会握有3―5年的土地库存，若按6年计，这意味着，由于土地价格至今未有大幅松动，房产开发商目前持有的土地价值12万亿元。而若以此为抵押，同时，市场对土地价格的预期未发生逆转，那么，这根杠杆将能撬动巨大的民间借贷市场。”

谢国忠告诉记者，房产商也认为自己借得起高利贷，因为，等到熬过政策调控期，地价恢复每年20%―30%的涨幅，那么，对应的年盈利将接近3万亿元。“他们依旧做着土地升值的大梦，甚至借用高利贷将之维系。”谢国忠说。

事实上，据统计，今年初至8月底，共有11家上市公司向房地产企业发放了13笔委托贷款，资金总计17.2亿元，其中，利率最高的达到年息21.6%，而额度最大的一笔借款为5亿元。

刘煜辉亦认为，至今，房地产仍是重要的资金接收者。“严厉调控下，楼市之所以能撑这么久，很大程度在于体制外的融资活动不断为其输送资金。而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只有房地产业能够承担得起20%―30%的利息成本。”

求解高息借贷

黄伟健的另一重身份是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据其披露，目前，温州正在筹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以之作为规范民间借贷的试点。

通常，民间借贷至少包括两个环节，首先，A以低息为B提供资金。黄伟健认为，这一过程无可厚非，由于银行利息过低，相当一部分人需要一种能让资金保值、升值的渠道。但B将月息1―1.5分的资金以月利率4―6分的价格转贷下家，这其中就牵涉了两个问题，第一，非法集资；第二，税收的流失。

正因如此，按照设想，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将是一个扮演角的公共平台，但基本的运行规则包括，首先，该机构的放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基准利率的4倍；其次，获利方必须纳税；此外，引入担保公司；最后，建立完整的监管体系。

“这个平台将提供合法的手续认证，并负责对贷款企业进行前期调查，从而为借贷双方搭建桥梁。尽管这不能将别有目的的借贷人百分之百地排除在外，但能在一定程度上让民间借贷重新走上一条规范的路子。”黄伟健说。

这个药方延续了不少学者“治疗”民间借贷的一贯思路―招安，但并未涉及问题的根本。“影子银行显现，民间借贷繁荣，这背后的主因是中国的金融体制。”在谢国忠看来，影子银行的供需双方均因受政府逼迫而形成。由于目前的宏观调控一则不对民间放钱，二则不提高存款利息，这便将借款人和存款人一起逼离了正常的借贷市场。

“全民炒金意味着民间对资金的需求旺盛，但实际上，金融主市场的供应并非不足，这也就说明，我国‘双轨制’金融体系的弊端日趋严重，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本质上，中国的资金紧张是一个体制造成的资金分配问题。由于金融机构高度垄断，体制外企业根本无法便宜地、大规模地占有正规金融体系的资源。”

对于这一问题，刘煜辉认为，简单地调整货币政策无法解决。“这需要中央银行之外的更高的权威部门，比如发改委，对政府无节制、低效率的投资扩张活动进行有效约束。只有这样，体制外企业的融资之困才能得以缓解。否则，即便央行重新放宽信贷，最大的吸收者仍是政府以及国有部门的项目。”

“此外，还有常被忽略的重要一点，在温州，民间借贷是一种被社会盲目认可的文化。或许，这里真的需要一场金融危机，只有血的教训才会让人警醒，没有什么可以一本万利。”老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