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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战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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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组织形态,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的产业集群整体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存在“五缘”为特征的社会资本锁定,创新升级面临各种制度陷阱和严峻的国内外竞争环境。对此,本文提出实施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产业链嵌入战略、集群品牌重塑与整合战略、异质性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实现产业集群的整体升级,形成基于产业集群的国家竞争优势。

[关键词]产业集群升级;自主创新;产业链嵌入

[中图分类号]F4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2-0062-04

陈文华(1967―),男,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创业管理和产业组织创新;关小燕(1953―),女,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创业教育和区域经济。(江西南昌 330022)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生态化的新路径及实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0YJ21)和江西省教育厅科技研究项目(项目编号:GJJ11391)的阶段性成果。

迈克尔・波特认为,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植根于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我国的产业集群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分布在全国的几千个集群形态的产业组织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的“龙脉”。但是,我国产业集群还处于幼稚期向成熟期过渡的初级发展阶段,整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如何顺应市场规律,推进产业集群升级?芽如何通过产业集群发展实现国家竞争优势?本文认为,在产业集群升级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分析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主要瓶颈基础上,本文探讨政府推进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战略路径。

一、我国产业集群升级面临的几大瓶颈

现阶段我国产业集群主要的目标是在转变生产方式的同时实现升级,形成基于全球网络、品牌的竞争优势。这一阶段的升级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瓶颈。

(一)技术创新能力制约升级

我国大部分产业集群是以适用、简单技术应用为主,以模仿为主,技术创新能力从四个层次制约产业集群升级。第一,以中小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投入少,能力不足。抽样调查表明,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内自主研发的企业比例不足40%,大多数企业没有核心技术。第二,作为技术创新基础的劳动者技能普遍低下,制造业集群区内出现普遍的、严重的“民工荒”,导致产业集群层次粗浅,缺乏创新与差异化能力。第三,产业集群内产、学、研对话交流与互利互惠的合作机制才刚刚建立,中小企业自身自主创新受能力制约,又很难得到外部人才的技术支持,这就使很多企业不可能具有核心技术,大多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生产上,抗风险能力较差,生产的产品附加值低。第四,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滞后,创新能力不能满足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需求。

(二)社会资本锁定阻碍升级

我国产业集群大都集中在传统产业,以血缘、亲缘和地缘等内部联系形成的社会信用网络具有较浓的“家族化”和“本地化”特色。这种以“五缘”为特征的社会资本,在市场制度不完善、市场信用不健全的前提下,能促进交流和沟通,降低内部交易成本,对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分工细化,交易范围扩展,这种具有封闭性、排他性的社会网络,限制了外部信息和技术资源的进入,限制了更长的价值链上广泛的合作,限制了市场信用的生成,限制了高技术人才的加盟,会导致集群“小而全”,使群内企业难以适应新的市场游戏规则,难以嵌入全球价值链完成第二次、第三次创业。实质上,一个依靠国内市场建立的产业体系只是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能力基础。能否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化,并敏锐地抓住新的商业机会,整合内部资源、挖掘内部潜力,才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定位和升级的关键。

(三)行政体制钳制升级

产业集群是跨行政区划的生产系统,根据产业分工的规律在价值链中进行资源配置和能力整合。行政体制及其衍生的法团主义,至少从两个方面钳制产业集群升级。第一,行政区划路径依赖导致的锁定。基于地方保护的“行政分割”严重阻碍了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有效配置以及专业分工在区域间的发展,使集群“小而全”,重复建设严重,难以形成合理的国内分工并整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第二,法团主义扼杀市场主体。“渐进式”的改革中,权力和资本结盟,导致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出现。国家法团主义延续和分担计划体制下政府的部分权力,被国家控制,缺乏自主性;而社会法团主义则在畸形的市场体制下沦为权贵的附庸和帮凶,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阻碍了私营组织为主体、以自我监管为特征、具有独立性的中介组织的出现,阻碍我国产业集群升级。

(四)国内外不良竞争环境影响升级

我国产业集群数量多、同质性强,面临着不利的国内、国际环境。从国内看,主要有几点:首先,人口多、人均资源少,较长时间的粗放型增长和地区间重复建设,进一步加剧了人口、资源、环境对产业集群发展的约束。其次,劳动力优势正在丧失。我国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这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但劳动力素质低、专业技能差,新一代劳动者正在丧失“吃苦耐劳”的美德等,抵消了部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再次,国内发展中出现的地区差距、贫富悬殊、城乡矛盾、各利益集团之间利益争端等,间接地影响产业的升级。从国际上看,全球一体化加剧了国际竞争。全球价值链中领先公司的控制权,使之能更加自由、自主地在全球各地进行片断化生产,选择低端的供应商,这从世界范围内对国内产业集群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挤压着我国产业集群的合理利润;而基于贸易保护和意识形态的“反倾销”行为,加大了我国出口企业的交易成本,编织了我国产业集群升级壮大的一层层樊篱。

二、我国产业集群升级中的政府战略

如何破除瓶颈,实现产业集群升级?笔者认为,政府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推进。

(一)基于比较优势理性地对产业集群进行战略定位,在嵌入全球产品分工协作的价值链过程中逐步实现升级

比较优势是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前提,而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的定位是一国产业发展的战略基础。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启动时间较晚,民间资本积累较小,技术水平整体较落后,国内的分工体系零散、不完整。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随着国家教育、培训体系的逐步健全,人力资源投资不断增加,劳动力表现出质量较高、价格较低、数量较多等特点。基于我国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和劳动力性价比高的优势,我国产业集群目前只能定位于生产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低价值环节。这种定位虽然总体利润和生产效率较低,但这是内生于我国要素结构、技术能力和分工水平决定的基本国情的。理性地确定我国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战略定位,应以嵌入全球价值链为契机,以内生经济变量改进为基础,充分挖掘自身的创新能力,整合内生资源,积极与处于价值链高端的领先公司联结、互动,在干中学,逐渐突破领先公司在价值链关键环节设置的“壁垒”,实现产业升级。

(二)实施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构建以国家高科技开发区和产业集群为载体的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通过自主创新实现升级

自主创新是被产业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我国现有的国家高新区、孵化器、软件园,以及遍布全国的产业集群,这些都是自主创新的重要产业载体。国家或区域创新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内部的各种要素和关系的集合,他们相互作用于新的、有用的知识生产、扩散和使用中。因此,实施政府引导和支持的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有利于区域和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除了在财政、金融等产业政策上向自主创新倾斜外,还必须有重点地投入、有计划地整合区域创新系统和国家创新系统的有效资源,使创新投入效益最大化。在我国,国家的技改投资大部分投入到大企业,而实际上改革开放后,65%的专利、80%的新产品都是由小企业创造的。因此,国家要建设公共创新平台,完善创新机制,按照技术创新的国际规律和规则将有限的资金切实向有效率的组织和创新活动投放,加强高校、科研院所与产业界的沟通、合作,使科技资源真正转化成科技创新的能力,转化成产业攀升的能力。

(三)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和市场建设,引导和促进集群品牌的形成,提升整体竞争力来实现升级

集群品牌就是把集群整体作为一个品牌来管理经营,如法国香水、瑞士手表、景德镇瓷器、古镇灯饰、顺德家具、义乌小商品、永康五金等。从国际国内经验看,集群品牌的塑造主体主要是所在的区域政府和集群企业协会。政府和行业协会适时地加强基础设施与市场环境建设,有助于集群品牌的形成和产业集群的升级。我国产业集群分布广、规模小、数量多,由于技术相对落后,研发和营销力量处于劣势,同类产业集群趋同的定位必然引起价格的恶性竞争。我国本地文化、制度影响下“多集群”的发育模式必然导致恶性竞争后的产能过剩、企业利润降低、集群升级困难。而集群品牌的构建与管理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集群品牌通过加强内部分工、做精做专不同价值环节,通过价值流程的分散和整合,培养更专业、更便捷、品种更丰富的生产和服务能力,满足市场对生产少批量、多品种、多频次的要求。集群品牌有利于优化产业集群价值链,促进产业集群资产增值,增强产业集群对外影响力。

(四)以核心城市群为增长极,以产业集群为纽带,构建异质性的区域经济合作区来提升国家竞争力

我国经济区以“东、中、西”进行同质划分割裂了东部发达地区资金技术要素与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的联系和互补,阻碍了内生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的发挥。行政区划造成的人为分割,使国家主导的区域规划和产业集群建设发展内生规律所要求的跨区域合作、分工、产业体系构建产生了尖锐的冲突。政府应以产业和产业集群的地理分布为基础、以异质性为原则,调整现有的经济区划模式或适当调整行政区划分模式,形成以中心城市群为增长极、以地方产业集群分工体系为纽带的异质型的区域经济合作区。这种制度创新,既有助于破除我国产业集群中凸现的行政区划锁定,又可以通过市场力量促进企业、政府和区域间的系统合作,逐渐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还可以促进地方特色产业和文化发展,提高产业集群整体竞争力,增强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能力。可以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为中心,以广大中西部地区为经济腹地,构建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湾“三大块”新的区域,形成“龙头带动,产业协同、利益共享、优势互补”的地域分工和协作紧密型经济区。这种划分,与我国产业集群分布的规律基本是吻合的。加大在这方面制度创新的步伐,促进这种合乎产业规律的异质性经济区域早日形成,能减少制度成本,破除行政区划锁定,提升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

三、研究结论和展望

产业集群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是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和集中表现。从企业竞争、产业竞争到产业集群竞争,既体现了产业组织形态发展的内在规律,也为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实践所证明,产业集群的国家政策和战略选择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的发展成就,而现阶段面临主要发展瓶颈深刻反映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制度障碍和外部竞争压力。我国产业集群的整体升级突围,事关我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建立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政府的角度,推进实施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产业链嵌入战略、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集群品牌重塑与整合战略、异质性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是我国实现产业集群的整体转型升级,形成基于产业集群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国家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随着全球化、网络化和区域化的同时推进,企业面临的国际产业环境愈加复杂,政府的产业战略选择和产业政策实施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作用和产业发展环境的促进作用,将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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