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能否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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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
MFA并不培养文学天才,因为天才毕竟是少数,但MFA至少可以发现天才,并通过系统的写作训练,释放学生的写作潜能。
王安忆
“神仙的那一口气”是无法传授的,而能传授的则是匠人的手艺。这人力可为的部分也需要精进的努力,至少,当神意选择降临时,我们能够做好准备。
20年前说起MBA,普罗们大抵会犹疑着问一句:是篮球比赛么?而现在MBA、EMBA早已是社会普及的概念了。但新事物是层出不穷的,比如,你听说过MFA么?MFA,是“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的缩写。自2005年7月起,我国就开始在32所院校进行艺术硕士学位(Master of Fine Art)的教育工作,招生范围包括音乐、戏剧、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舞蹈、美术、艺术设计等8个艺术创作领域,培养目标是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学习年限基本为2年,毕业授予艺术硕士专业学位(MFA)。
从世界范围来看,MFA的教育由来已久,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欧美国家均有包括文学写作在内的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同样有包括文学写作在内的艺术硕士专业学位。从数量上看,美国的MFA教育规模最大,多数综合性大学的艺术院系和专业艺术学院均设置有MFA。可以说,MFA教育是一门十分成熟的学科,具有充分的国际性和科学性。
但是今年年初复旦大学面向社会招生的“创意写作MFA”却是中国大陆的首例,在社会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和广泛的争议。按照校方所称将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最终的学位考评也将以发表小说、散文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评判依据,我们自然可以理解成,这是一个“专门培养作家”的硕士专业。然而写作能够像技术工种那样被传授么?作家能通过系统正规的教育来培养么?高校能否承担起培养作家的责任?学院式的训练是否会伤害艺术创作的自由个性?私人化的写作能否纳入制度化的学院体系?创意写作MFA在国内的初次露面就引发了诸多质疑的声音。
壹
也许写作方法是可以从经验中获得的,但经验并非对所有人有效,不然培养的都是同一种人。
――孙甘露
说到全国首例,就不能不提到2006年复旦中文系创办的全国首个“文学写作硕士班”,这一前一后两种写作硕士到底有何区别?对此,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思和解释,硕士学位分两类,一类以学科为基础,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属于“科学硕士学位”,2006年的硕士班就是这类,主要研究写作学理论等;今年设立的MFA是针对实践性的学科培养,属于“专业硕士学位”,重在培养作家。
其实,写作硕士虽然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但在国际上早已不新鲜了,国外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写作方向的MFA,俗称“写作班”或“作家班”,一般需要二至三年的时间修读完毕,作家白先勇、严歌苓、哈金等知名海外华人作家都接受过写作班的培训。而复旦这次开设的“创意写作”专业,英语叫作Creative Writing Program,是地道的美国原装货。不同于一般大学课程由学识渊博的教授向学生单向传授知识和思维方法,创意写作的教学比较接近集体工作室的运作方式,十几个学生与老师组成一个合作团体,每个学生在课上朗读自己的作品,然后由其他人各抒己见,优点、缺点、称赞、批评、修改意见……老师作为中介人,负责控制调节讨论的节奏,确保不偏离主题,也发表个人看法,但不是从权威者的角度。因此,《纽约客》作者露易丝・曼南德把创意写作的教学理念概括为:“一群从未发表过诗歌的学生,能够教会另一群从未发表过诗歌的学生,如何写出一首能被发表的诗歌。”从1936年爱荷华大学成立的第一个作家工作室发展至今,全美目前有822个创意写作班,153个授予艺术硕士学位的创意写作项目,其中37个还颁给博士学位。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创立了英国第一个授予硕士学位的创意写作项目。目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墨西哥、韩国、菲律宾等国也开始效仿美国,在大学设立创意写作专业。
而复旦大学本次引进创意写作MFA的初衷,系主任陈思和教授表示,既是对“文学创作能力培养”的尝试,也是对“由高校承担起作家培养责任”这一理念的尝试。中国作家培养模式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以作家协会为核心,到90年代起以媒体与商业机构“联合商业利益运作”培养新人,如今的高校是否能承担起培养的责任?――毕竟不少中文系毕业生至今还记得院系领导关于“我们不培养作家”的声明。对此,陈思和教授与王安忆、严歌苓等多位作家交流后达成了共识:一直以来,中国培养作家的任务主要落在作家协会下属的文学院,由他们聘请名家上课辅导,培养作家;而今,80后的作家不需要作协培养,他们通过媒体的炒作短期内即获得关注,这种强烈的商业因素介入,长远来说对中国的文学创作非常不利。“要保持长久的文学繁荣,保证一批批、一代代作家的出现,而不是昙花一现,就需要通过系统教育给予作家底蕴和底气。”虽然高校究竟能培养出怎样的作家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但关于文学创作能力能否培养,在陈思和教授看来,写作水平是完全可以通过培养而提高的。“MFA并不培养文学天才,因为天才毕竟是少数,但MFA至少可以发现天才,并通过系统的写作训练,释放学生的写作潜能。”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据说在最初复旦大学向国家申报创意写作MFA学位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给出了两派完全对立的意见:赞成将文学写作纳入MFA教育系列的一派,认为文学本来就是艺术的一部分,但由于历史原因,在中国,艺术是作为文学门类之下的一级学科。现在复旦大学提出“关于在MFA教育系列中开设文学写作专业的申请”,体现了文学“回归”艺术的愿望,同时也凸显了MFA的价值和影响。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切忌“一哄而上”,要谨慎选择试点院校和监控招生质量与数量。而反对将文学写作纳入MFA教育系列的一派,则认为尽管有美国MFA文学写作的教学实践经验,但更要注意中国的国情,文学写作纳入MFA教育系列会导致中国现阶段学科目录的混乱,不利于目前已为“将艺术从一级学科提升为门类”所做的努力。而且按照我国现有的学科划分,文学写作方向还是应该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比较合理。
其实不止是我国的专家,即使在“写作班”非常普及的美国,虽然大家对“写作班”的存在已经普遍接受,但对于“文学写作是否能被教授”这个命题的讨论却始终存在,从未停止。今年7月在上海作协举办的“中美作家交流会”上,“文学写作是否能被教授”的话题还被热议了近三个小时。当天与会的六名美国作家中,克里斯托弗・麦瑞尔现任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任。爱荷华大学作家写作坊成立于1936年,是全美最早开设写作班的大学。乌川、迈特・哈特、琪琪・帕西诺、凯勒・达甘和阿曼达・娜德伯格或曾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写作坊学习,或曾在布雷德洛夫作家创作班学习,他们中的大部分目前还在从事文学、写作的教学。
克里斯托弗・麦瑞尔认为,写作坊的写作教授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技巧练习,如用20种不同方式描述一件事情;一种是想象力联系,如给你一个场景,你能从中看到什么,它们都能很有效地提高写作能力。在琪琪・帕西诺看来,快速发展的社会要求我们有非常强的观察、分析和消化能力,写作坊的价值在于使学生拥有坚实的写作基础和敏锐的观察能力,这些技巧是完全可以被教授的。对于阿曼达・娜德伯格来说,写作坊除了给她非常重要的“社群感”外,她还可以读到很多其他的作家作品,在自由讨论中可以学习如何做一个好读者,这些学习都是有形的收获。在美国作家的发言中还有一相似的观点:写作班教授学员如何去模仿“大家”,如何从优秀的作家身上吸取好的写作技巧和创作经验。
从美国作家介绍的写作班情况来看,各种写作训练确实为热爱写作的人提供了了解和掌握写作技巧的一种途径。正如作家孙甘露所说,这也体现了中国古人所说的“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但是,中国的作家、读者为何会对美国式的写作坊有所疑问?写作方法从经验中来,但是这种经验是否能被复制?”孙甘露说,以好莱坞改编中国香港电影《无间道》为例,翻拍后,美国版《无间道》中看不到“江湖之义”及其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完全丧失了使这个故事存在的背景,“由此可见,经验很难被移植。”孙甘露认为,写作班讨论、教授的其实是关于别人作品中的经验,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和学习写作技巧,但如何使这些经验成为个人经验的一部分?“经验并非对所有人有效,不然培养的都是同一种人。”孙甘露说。而作家王安忆在发言中也谈到一位法国编辑的观点:不像欧洲作家的稿子,要么特别好,要么特别差,美国作家的稿子水准相当,一般都没问题,但也鲜有出色的。
“‘写作是否能被教授’这个问题,其实内含一种担忧:会不会让许多作家呈现出同一副面孔。”乌川在听完孙甘露的质疑后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写作坊确实会让很多人的写作呈现相似性,但真正的好作家应该会有能力超脱既定的规则,通过自己的方式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凯勒・达甘在过去六年里一直从事创意写作的教学工作,他对写作坊的理解是“可以教学生如何成为作家,但无法教他们成为优秀的作家”。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知道如何挑战自我认知能力,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表达对世界、人生的独特思考。迈特・哈特表示,写作坊给热爱写作的人营造一种好的写作氛围,教学的困难不在于如何让学生在头脑中建立写作规则,而在于让他们学会跳出常规进行创意写作。
陈思和教授说,从复旦中文系开始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创意写作MFA到获得教育部正式批准,经历了一年多,这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困难,主要是克服观念上的一些误区。其中最突出最常见的就是,在各种场合只要谈到这个问题就总有人要质疑――作家是能培养出来的么?对此,陈思和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准确的。
“我们只能说天才的作家不需要培养,高尔基没上过大学,却成为了世界闻名的作家。以后,我们国家出现了很多没有受过教育系统培训的作家,造成了一个主流的观念,好像作家不需要培养。其实原来观念里的社会培养作家也是一种培养啊。”
“中国改革开放前社会动荡,苦难重重,作家只要熟悉社会生活的矛盾冲突,即使语言、叙事技巧能力比较差,也能打动人,引起轰动效应。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伤痕文学’,有些文字上并不特别好。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一个相对平稳的时代,生活文化走多元道路,文学的叙事技巧、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有人说:不读《红楼梦》,照样能写文章。那是以前没有条件。现在有条件了,当然应该多读,应该多训练。”
关于课程设置,陈思和说,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硕士班是由王安忆领衔授课,所以根据她以及系里一些老师的特长,课程将分为小说和散文(包括传记文学)两个方向,着重培养学生的写作技巧,开设叙事学等课程。当记者问到课程上会否借鉴国外已经成熟的教学体系时,陈思和说:“国外的经验确实比较成熟,但他们最值得学习的地方是授课理念。在国外,类似于语言技巧、叙事技巧的训练已经有一套正规的模式。上课方式基本是以系统的讨论课为主,2年时间教授6个系统课程。上次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的老师来讲课,就是由一个字母出发,通过细节的不断增添和描绘,一堂课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当然,我们也要因地制宜,根据我们系老师的特点来组织教学。比如说王安忆,她是写小说的,因此教授小说的技巧比较擅长。”记者问:“那么会请国外的老师来授课么?”陈思和肯定地回答:“会请国外的老师过来。上一次国外的老师来讲课的时候,王安忆他们都去认真听课学习,也得到了一些启发。我们还计划让我们的老师去国外接受职业培训。这次我们打算采取小班教学的方式,一个老师对几个学生。我们系除了王安忆之外,还有一些写过长篇小说或者散文作品的青年作家,如王宏图、梁永安、严锋、龚静等,他们也会参与这个班的教学工作。”
当问及复旦的这个创意写作硕士班和近年来也曾引起社会探讨的诸多文联、作协举办的“作家进修班”“作家研究生班”相比有什么特点时,陈思和表示他不太了解这些作家班的课程,但“创意写作硕士班”的特点是侧重实践的。毕业主要将发表小说、散文的质量作为评判依据。但这是否意味着有写作特长的人能得到更多的机会呢?是否意味着某些已经取得写作成绩的青年作家将可以优先入场呢?是否会带来潜在的招生中的不公平呢?对此,陈思和表示,他们将做到绝对的公平。“MFA考试的初试成绩由思想政治理论(100分)、外国语(100分)、艺术基础(150分)和文学写作(150分)组成,后两门考试由复旦大学自行命题。所有人首先要通过英语和政治的全国统考,这是一个公平的起点,即使是发表了作品有一定写作成绩的人也不能破格。当然,写作这一块亦会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没有一定的文学基础和写作能力,也通不过考试。” 记者由此追问,政治和英语的好坏并不会影响中文写作的水平,在考试科目里设置这两项,是否会错失人才造成“遗珠之憾”?陈思和说:“政治和英语是国家统一考试,既然是教育部登记在册的硕士学位,就必须参加国家组织的公共课考试。”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王安忆进复旦授课,促使身为系主任的陈思和第一次动了念头:有没有可能在国内率先建设一个文学写作的专业学科?由此开始了漫长的研讨、学习、筹备和申请。2006年,复旦中文系通过努力终于获得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正式设立文学写作硕士点,由王安忆教授领衔。这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立的第一个文学写作硕士点。在申报过程中,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对“文学写作”这一硕士专业的国际经验与发展历史进行了探讨。主要意见认为,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作家不仅需要丰富的生活经验,更需要深厚的文化积累。开设“文学写作”硕士点,为具有写作潜质的人才打开了一条通道,这将对我国文学创作人才的培养、文学发展的模式产生良性影响。
2007年,中文系从美国引进“MFA”全套的课程设置和教材,请来两位该学科的专业老师来复旦教学。与这个课程一起进来的是关于写作的一个新理念――像绘画、戏剧、舞蹈、音乐等艺术创作一样,写作能力也可以通过学习来取得。两位美国老师用英语授课,王安忆特意邀请了在美国生活多年的著名女作家严歌苓在旁担任课程翻译。
整整一个月,王安忆一课不拉,从头到尾听完,认真做笔记。课堂上,美国教授让每个学生随意说出一个名词,再联想一个及物动词,让学生回忆上一堂课的内容。王安忆评价说:“回忆太重要了,因为小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回忆。”而从一个最小的元素,譬如一个单词出发,最后滚出一篇很大的“雪球”,这是西方作家的特色。就这样,一个字母引发一段回忆,一段回忆带来一个故事,几个故事组成一节课程,一学期下来,美国教授带来的不仅是完整的教学体系,也让复旦中文系萌生了设立专攻写作能力的硕士班的念头。
如今一切尘埃落定,今年9月,第一批就读创意写作MFA的12名“准作家”就将进入复旦课堂,他们的身上既被寄托以复兴创作之路的希望,亦承载着诸多怀疑的眼光――写作真的可以像手艺活那样被传授么? 对此,王安忆开宗明义:“我也不以为作家是可教授的。”但她也同时指出,写作需要做一定的准备工作。王安忆举普希金的小说《黑桃皇后》、张爱玲的佚作《郁金香》等古今中外的名家作品为例,说明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而“凡创造性的劳动似都依仗天意神功,不是事先规划设计所能达到的。”她打着比方说,“民间常有这样的传说,匠人做了一个美人,毫发毕肖,却只是个木坯泥胎,但等仙人吹一口气,美人便活了起来。”王安忆认为,就写作而言,“神仙的那一口气”是无法传授的,而能传授的则是匠人的手艺。“这人力可为的部分也需要精进的努力,至少,当神意选择降临时,我们能够做好准备。”
而面对记者“创意写作MFA的课堂上到底教什么”的疑问,王安忆将之归纳为3个方面:对文字的理解、对情节的安排和对故事的构架。“文字,是我们写作者创造世界的材料,我们应当对这材质有所认识。我们的文字就像一个活物,如此自由的生性,实在很难琢磨。”在王安忆看来,对这样可简可繁可质可文的文字进行磨砺和锻炼,“是我们不该放弃的努力”。“小说情节的安排需要想象力,却也应合理合法”。为此,王安忆援引了著名作家余华的说法,“他曾在讲演中说道,他顶佩服《搜神记》,那神是乘着风雨下来。即便是神,也要有舟筏摆渡。小说看的是这个,做的也是这个。”据此,王安忆认为小说是俗气的,这俗气的性格规定它必是以现实生活的外部形态为摹本,而内里却应尽力接近万物万事发展变化的真理。而“如何寻找到最有含量又最生动的情节”,就是作家应下苦功、师傅可以教授的地方了。而构架故事则被王安忆视为写作的目的所在。“故事几乎可以说是文学的起源,有着无穷的魅力。”她指出,讲述是构架故事的意趣所在,而对故事的温故知新则可能演变成另一种形式――“旧瓶装新酒”,在同一种人物关系和行为模式里面装进不同的生活形态。
关于“创意写作MFA”
他们有话说――
赵丽宏(作家、上海作协副主席):
作家当然是不能通过批量生产来制造的,作家也不是靠统一的教学就能培养的,这些说法本身就太绝对了,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比如我们作协就和社科院联办过“作家研究生进修班”,入选的都是已经颇有创作成就的青年作家,有的还获过鲁迅文学奖,写作对于他们而言已不再是学习的问题,他们需要的是文史哲的综合充电、互相之间的交流启发和深入生活的社会采风,虽然那个进修班并不教写作,可是对青年作家们的写作却是大有裨益的。而对于复旦这个写作硕士班来说,首先要看它招的是什么样的生源,其次要看教课的是什么样的老师,那些以理论见长的教授们自然不利于培养作家;但如果招的就是有写作天分的学生,授课的又是像王安忆这样有丰富的写作经验和高超的写作技巧的作家,那么这样的组合自然能得到最优的成果。
叶兆言(作家):
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因为各种形式都有可能,关键是不能太功利,一上来就对学生说,你们今后要成作家的,这只会适得其反。
毕飞宇(作家):
“创意写作硕士班”可以形成一个开诚布公的讨论氛围,对学生作品要敢于讲真话,实行相互批评,切不可灌输“成名要趁早”的思想。
赵本夫(作家):
个人的天赋、灵感不一样,但写作技巧是可以培养的。成就一个作家有多方面的因素,有的人无师自通,有的人通过学习积累也能产生质的飞跃,因人而异,没有定论。
汪政(江苏省作协创研室主任、著名评论家):
我们从小学写作文,虽然不是最直观的文学创作,但也包含了一些技巧。文学创作作为一种能力,是可以进行训练的。其实没有哪个作家是天生的,他们或自学、或受家庭影响、或参加培训班,但不论哪种方式,都是受教育,如今把受教育的地方放在高校,也未尝不可,不必大惊小怪。复旦创意写作MFA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很多人把文学创作神秘化了。其实作家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文学从业人员,一种提供语言作品的职业。高校开设文学写作课程,至少能提供大量有能力的、知晓写作规律的后备人才。既然美术、音乐等艺术门类都有专门的高校课程,写作为何例外?不要把学生都当成李白、杜甫培养,这是不公平的。接受美术、音乐高等教育的人中,成才比例又是多少呢?即便拓展到科技、教育等领域,能成“家”的又有几个?不能因为很多作家不具备高学历,就得出作家无需高学历,这个推论不合逻辑。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想,如果经过训练,说不定他们可以写得更好?因此我认为,高校不仅应开设写作硕士班,更应该提供各种层次学历的写作教育,探索文学创作人才的不同培养途径。
甫跃辉(复旦大学首届“文学写作硕士班”唯一录取者):
我觉得这个讨论挺无聊的,这个专业并没有那么特殊――就和考其他所有专业的硕士一样,过英语、政治,过专业考试,过面试。而对于写作技巧的教学显然是有效的,伟大的作家当然不是靠教出来的,但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数学家、科学家也都不是被教出来的呀――然而所有伟大的人物都是有老师的――这是一个道理。
我不认为“写作专业”是需要特殊讨论的,如上所述,它和其他理工科专业的本质是一样的。学习和积累,无论如何都是有效的,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