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须善用加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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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过后，通胀压力催生的中国央行加息如期而至，宏观调控做减法意图明显。

从过去十多年的三轮物价周期性波动规律看，每一轮物价从低点到高点大概持续两年时间。这一轮通胀低点在2009年中期，如保持过去规律，物价回落要到2011年中期以后，因此接下来三四个月，通胀压力依然严峻。在此阶段，宏观调控总体方向应是做减法，有关部门会频繁使用加息、人民币升值、信贷数量控制和提高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控制物价水平。

这些工具虽然都是减法，但效果不一。此前，有关部门把数量型政策手段用到淋漓尽致，但利率和汇率两个价格型政策工具一直没有发挥充分作用。而过度依赖数量型调控手段，终将代价不菲，这在地方政府投资追求GDP政绩时看不出来，一旦调控收紧就暴露无遗。

用数量手段取代利率手段，背负大量债务的大企业和地方政府减少了利息负担，代价是普通储户面临持续为负的真实利率。小企业即便愿意承担高利率也难以得到贷款，转而求助于民间高利贷。这是用普通储户和小企业的钱补贴大企业和政府，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

人民币汇率长期不对市场供求变化进行相应调整，以出口和进口替代产品为代表的制造业部门获益，代价是被保护的制造业商品高价，非制造业部门发展受歧视。这是用消费者利益补贴制造业和国外消费者，用服务业损失支撑制造业发展，同样有失公平，亦缺乏效率。

当然，从中国过去的实践来看，数量型政策工具有其必要性。在外汇占款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准备金率调整和公开市场业务是保持货币稳定增长的必须手段。有些时候，提高准备金率甚至不能说是紧缩政策，仅仅是中性的对冲手段而已。此外，数量型政策工具对于限制金融机构过度扩张，保持其资产质量和稳健运营也是一个保障。

基于中国现实情况，数量型手段不能也不必退出舞台，但基于市场化经济运行规律，则应更多倚重利率和汇率价格手段，才能进一步改善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更多使用价格手段是对市场更大的尊重，不仅减少效率损失，也是小企业、消费者和服务业发展的福音。

加息和人民币升值的关键掣肘，在于二者可能招致更严重的资本流入。宏观经济调控如果要倚重价格手段，更加彻底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迈不过去的坎，改革成功的标志之一是彻底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做不到这一点，投机资本流入如影随形，货币政策工具最后还要往数量型工具上转。2004年经济学界不少意见就指出，宏观经济调控从汇率改革入手才能纲举目张。而时至今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还很不彻底。

从人民币汇率改革公告以及人民银行负责人文章可以看到，货币当局对于人民币汇率改革有很明确的、兼顾外部均衡和内部均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目标。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这些目标没有细化为具体指标，缺乏一套按照目标行事的、透明的汇率管理规则。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改革，需要将之前提出的目标分解为几个中间目标。比如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例目标，以此反映外部平衡目标；外汇占款目标，以此反映内部平衡和金融稳定目标；有效汇率目标，以此反映稳定进出口目标。具体操作当时，每个目标赋予相应权重，并严格按照透明规则让人民币汇率波动。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打消投机资本流入，让利率和汇率这两个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价格手段在宏观调控中大显身手。

善用减法之余尚需绸缪加法。这一轮宏观经济紧缩政策的效果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但今年二季度以后经济增长压力会重新抬头。当前实体经济运行已经不温不火，随着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地方政府投资将受影响，在消费难以猛增之时，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减速。

遏制政府投资冲动之余，放开民间投资则是下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最好的接力棒。从周期角度看，民间投资比民间消费更给力，不会走得太慢；民间投资也不会像政府投资在政绩内动力下一股脑乱上，不会走得太快。从经济结构看，政府投资已超常完成了金融危机期间的拯救任务，再多投就属过犹不及，下面要让民间投资精耕细作。

为民间投资多做加法，政府必须约束政绩冲动，改革自身职能并加强相关立法，需要打破各种形式的垄断。但考虑到中国的政经现实，这样的加法比减法难做。

不过，宏观调控的艺术就在于把今天的减法做成今后的加法。用市场化的利率和汇率等价格手段代替行政化的数量控制手段，既是今天的减法，也是明天的加法。遏制政府投资冲动，推进政府职能改革，打破各种形式垄断，虽然不会立竿见影地带来经济增长，却是改善经济结构和未来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保障，是对当前减法最好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