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杨功焕二手烟是个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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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采访禁烟，路上做个测验，试举目所见，关于烟能看到什么?地上的烟头、烟灰，擦肩而过的持烟人，或行走，或等待，总有一根烟在他们手上。坐上出租等待红灯的间隙，旁边车上从车窗伸出一只手来，指间是烟，烟灰随风而去。

采访的人是杨功焕女士，控烟专家，国家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控烟办公室主任。看先前有媒体说她“像堂吉诃德那样战斗”。是啊，她要冲向的那些风车真是无处不在。

一个例子，2001年，杨功焕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讨论。　“难度非常大，一百多个国家之间吵作一团，我国内部也是观点鲜明对立。”她说，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同志表示，控制烟草行业就是卖国，还指着我们说，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工资的10％都是烟草行业贡献的?”

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近五年来，进展情况很难令她满意。　“到现在来看，国家层面的立法进展缓慢，履约要求5年内实现的条款，几乎都没达到。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国家控烟规划，以履约名义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与《公约》差距明显。没有全国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禁止吸烟的法规，甚至立法计划都还没有列入，二手烟的暴露依然很高。”杨主任说道。

虽然国家层面的立法进展不大，但地方政府法令的积极推进，是非常有成效的。虽然目前有很多障碍，但她很有信心，　“我认为中国的控烟行动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问：广州9月1日开始禁烟，之前杭州等城市频频出现控烟的地方立法，您如何评价?

答：1994年上海市第一次出台公共场所禁烟法规的时候，引起了国际上极大的关注，比如BBC的报道，说中国最大的城市提出禁烟，这代表中国开始关注烟草导致的健康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年大家对二手烟的危害了解得不是那么清楚，所以禁止吸烟的场所还是比较局限，但对社会风俗的改变，保护人们健康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3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谈判成功，2005年公约在全世界生效，随着科学研究表明，二手烟带来的危害越来越大，大家对公共场所的定义和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总体来说，在公共场合禁止吸烟的范围是扩大了。所以和历史纵向比，控烟是有进步的；但横向比，和公约要求比，它还是不够的。

问：从2006年1月9日开始，《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就已在中国正式生效，公约已实施了近5年。中国的控烟进展如何?

答：中国的控烟进展从几个方面进行评价，社会和公众的关注度，人们对烟草危害健康的知识和对控烟的态度，　对控烟有利的政策和法规出台及执行情况，以及吸烟和二手烟暴露水平的变化。

首先政府、媒体、民众都越来越关注公约的履行情况，例如南昌市公共场所防止二手烟危害法进行听证时，除了烟草企业的个别代表外，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政府出台该法规。

但是要说到政策和法规出台及执行情况，8月17日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深圳联合的《全球成人吸烟流行病学调查――中国部分》的调查结果表明，按照国际统一标准，测量国家控烟履约进展的10个指标，中国的多项政策指标处于较低水平，和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控烟进展中对160多个履约国的排位相吻合，保护人们免受二手烟暴露、卷烟价格、烟盒健康警示以及防止烟草广告、促消和赞助均排在后面，这也是我评价中国现阶段控烟，如以百分制计算，只得得到20-30分的理由。

问：为什么会是这样?

按理说，中国政府签署了框架公约，正式批准了该公约，　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实现承诺，但很遗憾的是我们的履约的组长单位设在了工业信息化部，就是烟草专卖局的主管部，一个主管烟草生产的部门管理烟草控制，更重要的是，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其实说穿了，烟草企业是不可能按照公约要求去履行公约。

比如公约当时规定，健康警示标签有三个明确要求：第一，要大而清晰；第二，占据主要可见部分的50％或以上，至少是30％；第三，不能简单标注“吸烟有害健康”，必须告诉消费者吸烟能导致肺癌，吸烟的父母会导致新生儿疾病等等，如果放图片会效果更好。

但我们以履约名义出台的规定，只是要求划了一条线说占面积1／3，文字部分实际上远远小于1／3。健康警语没有明确指明具体的健康危害，仍然只有“吸烟有害健康”、　“戒烟有益健康”，警语的另外一部分还是英文，而且字略与背景有差异，根本谈不上大而清晰。

关于这个问题，老百姓做了很多事，包括“两会”代表的提案和140万网民签字支持图片警示烟盒，但是履约协调机制都不回答。这些办法都在烟草专卖局在过去进行的如何应对《框架公约》和WTO的战略研究中早就定好了(简称“双对”)。这是中国烟草专卖局(也是烟草公司)对抗公约履行的证据。他们的《规定》的表述和战略研究中的表述，　甚至标点符号都是一致的，

再比如烟税。去年国家提高了烟税，原来以调拨价50元／条为界，将卷烟产品分为甲乙两类，50元／条以上的甲类烟由45％上调至56％，50元／条以下的乙类烟由30％上调至36％，雪茄烟由25％调整到36％。烟税提高了显然要涨价，但是国家烟草专卖局涨税不涨价，它耍了个花招，把原来甲乙类香烟划分标准也进行了调整，原来50元的分界线上浮至70元，50～70元一条的这部分烟被降到了乙类烟，这部分烟原本要收45％的税，增税后反而变成收36％的税。

2008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国际控烟大会上会议通过了三个实施标准，除了烟标警语外，还有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与赞助，禁止烟草行业干预政府政策，这三条实施标准已被各国的烟草控制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在中国都没什么结果。

问：除去政治与经济原因，香烟也一直扮演着解压与交际的角色，如何看待这点?

答：送烟在中国是一种很流行的交际方式，但这个方式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交际有很多种方式，解压也有很多种方式，美国现在没有人送烟，但50年前，他们也照样送烟。不能说送烟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从全球来看，实际上有很多国家都有送烟的传统。我有一个在美国做控烟的朋友，他说自己的姐姐50多年前，也给父母送烟，但是当社会风俗发生变化时，我认为送烟的习惯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并非一成不变。问：如何看待公共场所禁烟中所含的道德因素?

答：从科学角度考虑，二手烟会对旁人健康造成伤害；而从伦理的角度考虑，公共场所禁烟暗含的一个前提是二手烟实际上是个道德问题，即一个人选择吸烟是他的自由，但他没有危害别人健康的权利。不吸烟的人有权利不去吸二手烟。一个人可以拿健康换吸烟的自由，但没有征得他人同意，就不应该去危害他人的健康。每一个人都有健康权，多个个人就是公众。

问：对中国的控烟前景有何期待?

答：从长远来看，我认为中国的禁烟还是前途光明的，政府毕竟是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控烟已经是世界趋势，所以从国际形势看来非常好。明年9月，联大考虑最大的就是慢性病问题，专门讲到控烟的问题，这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重要的一个措施。

所以从国际上会获得更大的支持。会有越来越多地方立法控烟，推行开后，肯定会有不适应与焦灼状态，但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