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东和他的重生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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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那间破房子里，已经是他离开重生工厂的第三天了。
那天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他就开始盘算着离开重生工厂。扯过毯子，把自己包起来，他悄悄溜出医院。凌晨2点，思茅的街头只有出租车司机还在上班。留下，能活下去；离开，只有死路一条。
他还是抬手招了一辆出租车。缝合的伤口有些潮湿。躺不下身，他就半卧半坐煎熬着，一只手护着伤口，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流下，钻心刺骨的疼痛。
他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这个18岁的孩子想节省下医疗费。
“几千元手术费是厂里几天的伙食费”，那天早上他发现自己阑尾炎发作后一直忍着。12个小时后，工厂厂长李继东出差回来了，进门就扯着嗓门喊：“怎么还不送医院？我的钱还用不着你操心！如果要等死，还来这里做什么？”他被架到医院做了手术。
“我不想再让东哥找到，不想让他再为心了。”回到家乡县城的那个黎明，他哭了。
他，18岁的孩子，一个吸毒者，还感染了艾滋病毒，是重生工厂的员工。
他，李继东，一个拥有百万家产的商人，开办了重生工厂。
4年来，李继东一直努力在干一件“疯狂”的事情：把吸毒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集中在一起，让他们“与世隔绝”，在重生工厂里安然面对死亡。
拐 点
“孙悟空”初中一年级就开始吸毒。直到2001年10月被警察抓捕，父母才知道19岁的儿子已有6年毒龄。随即，“孙悟空”被送到云南思茅市强制戒毒所。
思茅市强制戒毒所成立已有6年时间，所长杨明翔却为极高的复吸率而丧失工作成就感，“每次看见那些放出去的人几个月后又被抓回戒毒所，我时常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
传统的强制戒毒机构虽然能在一周内就使吸毒者从生理上摆脱对的依赖，但“心瘾”难除，戒毒者一旦离开戒毒所，很快就会复吸，“一是外部环境不好，戒毒者出去后很快就能买到；二是个人原因，他们没有工作，家人不管，不被社会承认，很容易回到以前的生活。”
在云南，曾有老板雇佣了十几个吸毒者工作，但很快就被吸毒者打跑了。杨明翔却觉得，至少这样能为吸毒者提供一份稳定的工作，如果运作好，吸毒者靠自己的劳动应该能养活自己。
他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人选：李继东有产业，有霸气，更重要的是，李是他多年好友，相知颇深。李继东觉得可以复制这种模式。于是，2002年5月的一天，还在戒毒所关押着的“孙悟空”被警察带到了监仓外，警察告诉他，出去做一个工程。
一个黑胖的男人站在47名戒毒者面前，他就是他们的新老板――李继东。
造 “神”
已经是2006年里的第四个了。
一个月前，她们还用热水给“小广西”擦洗身体，陪她聊天，服侍她大小便，但她们知道，她活不了多久。她全身的皮肤都在腐烂，发出阵阵恶臭，嘴唇和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黑色小洞触目惊心，嫩红色的肉在外面，张开嘴，就能看见口腔和舌苔上一层白白的绒毛――医生说，那是青霉菌，这种病症极为罕见。
她们，一群艾滋病毒携带者，对她，一个垂死的艾滋病人，精心服侍了一周。尽管痛苦不堪，但“小广西”却平静地面对死亡。晚上12点，她说：“我肯定不行了。”一个小时后，她死了。
4年来，已有20多个人在这里死去。
“小广西”自己挑选了人生最后一段旅程。她从报纸上看到，重生工厂是一个专门收留艾滋感染者的地方，那里没有歧视，没有暴力。男友陪她到思茅，走进涂着白漆的铁网厂门口，她走到了终点。
她身后的家乡，早已陷入恐慌。村民们驱赶她，不让她住在村里，她的父母上街，所有人站在一米外和他们说话，他们摸过的东西必须买下。
男友留下她后，再也没有来探望过。最后2个月，她和一群不相识的人一起度过。春节前过完最后一个生日，她就匆匆离去，骨灰留在了异乡的土地上。
逝者逝矣，生者如斯。
下午三点，北回归线上的阳光明亮而热烈，重生工厂已经摆脱了“小广西”去世一周里的那种沉闷气氛，其他学员似乎找回了力量：“万一以后我们病重了，也希望别人这样照顾我们。”
这就是李继东4年来追求的目标。他创办重生工厂的目的就是“控制艾滋病毒携带者，保护更多人”。他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近，但依旧那么遥远。
他疲惫万分：妻子离他而去，儿子和他形同路人，耗尽百万家财，中止了旅游全国的脚步，并且不时因为先天性心脏病被送进抢救室。
“我只能说，我疯了。”当难以向别人说明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他往往这样给出答案。但他又不断提醒别人，他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他尽量回家过夜，不和他的学员们一起吃饭；被一个学员咬伤后，他曾忧心忡忡地去医院检查；他也乐于使用他的权威，学员必须绝对服从他的命令。
“我天生就有这种能力。”李继东谈起他的“霸气”有些洋洋得意，“我在他们的眼里是个‘神’。”
学员们看见他都会起立，无论他们是在看电视、打扑克或是在扫地。有的人眼睛看着地面，不时微微抬头瞄一眼，看他是否走远；有的人手指紧紧扣着裤缝，似乎他们的“神”马上就要向他宣布口谕，但李继东看都没看，他不过是要走过去开他的白色吉普车。李继东坐在椅子里，向一米外垂手而立的学员发号施令――把钥匙拿过来，把车洗干净，把谁谁谁叫过来……
“要管好这一百多人，必须让他们怕我。”李继东认为权威必须建立，要不然“重生厂只能变成毒窝和黑势力”。他的一条人生原则是：“我比谁都横，除非一次把我脑袋砍下来，否则我咬也要把欺负我的人咬死。”
但他又认为，真正让学员敬畏他的原因却是“爱”。
“我不歧视他们，出钱为他们治病，只要求他们顺从我。”“虽然他们吸毒，有艾滋病，但实际上他们的内心还是纯洁的。一旦感受到爱，就会涌泉相报。”
去年，一个学员快要病死了，李继东天天去看望他。生日那天，还买了个蛋糕，派女学员送去，大家围着病床唱生日歌。几天后这个临死的人康复出院，跪在李继东家门口，说要报答他。“我问你用什么报答我，他说用命。我说好好活着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重生工厂所有学员的吃住费用都由李继东承担，日常用品从香烟到卫生纸都需准备，学员逢年过节，可以坐厂里的汽车回家，甚至死后的寿衣、爆竹、骨灰盒都是李继东出钱置办。
“你说生命值多少钱？我把这些艾滋病人控制起来，救了多少人的命？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生与死
李继东身材矮胖，按中国传统的面相学来看，他有一脸福相――双颊丰满，两耳硕大。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尽管只是小学毕业，签自己的名字都有困难，但他总喜欢用反问句式谈话：“我爱旅游，你说现在我敢去吗？”“什么刑讯逼供，不打他会招吗？我建议你们看看史泰龙演的电影”……
穿一套黑西服，他说这是一个朋友最近才送他的，“朋友说我穿上就像个农民”。
他行事高调，给重生工厂的每一辆汽车都贴上醒目的蓝色“关爱”大字，他给自己的白色吉普车贴上了印有“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的图标，车顶还有一盏警笛。
这辆吉普和另一辆“全顺”面包车是2005年他被评选为“中国民间十大戒毒人士”后公安部禁毒委赠送给他的。不用说，印着国家禁毒委标识的车在偏远的思茅确实很引人注目。李继东解释，这样做确实动用了一点特权，但这是必要的，因为车里时常坐着艾滋病人，有时候，其它的车就是要给他让路。
一个月前，“全顺”车在去往重生工厂位于大山里的一个分部的路上，一头撞上了一棵树。车头像被大刀切过一样，整个不见了，车里的四个人一个重伤，三个轻伤。“他们四个都是艾滋病人，血流一地，我就是鸣着警笛把他们送到医院的。”
在重生工厂，生与死是最隐讳却又最常想到的问题。“正常人50岁以前不会想自己怎么死，怎么化，谁来送别，谁来戴孝，但我们那些二十几岁的学员就必须想，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李继东说，他能体会学员的心理。
李继东生于1977年8月，父亲是思茅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后来成了思茅最早的一批缉毒民警。
他从13岁就开始和死亡打交道，“别人的心脏只有一根指令，我的有两根，平时两根频率一样，同步给心脏发指令，一旦没休息好，或者一顿饭没吃好，两根指令就各自指挥心脏，心脏猛跳。这是最危险的一种心脏病，属于频发。”
小学毕业后他就休学在家，几乎每个月都会被送到医院抢救一次。当浑身插满管子，躺在病床上，他就开始默默乞求：“只要让我活下去，我乞求医生、乞求上天、乞求莫名其妙的主，如果这次没死，以后就去救很多人的命。”
1999年，他的朋友因吸毒过量死亡。他的父亲也在闲谈中告诉他，一拨一拨的吸毒者正在死去，他很难理解，为什么自己苦苦求生，有些人却轻率放弃。
2001年，24岁的李继东靠开修理厂、牛奶已经积攒下百万家产，在思茅成了小有名气的年轻老板。第二年，他又开了家水泥预制板厂，专门承包人行道铺设工程。
他享受着生活，四处旅游，他最喜欢北京，去了四次，他觉得那里的“霸气”让他着迷。他还喜欢吃吃喝喝，可以早上坐飞机到昆明，只为吃顿午饭，下午再飞回思茅。
2002年的一天，好朋友戒毒所所长杨明翔给他介绍了一项工程，铺设戒毒所地砖，李继东有了一批特殊雇工――47个戒毒者。从此，他要开始兑现他乞求“医生、上天、莫名其妙的主”时许下的诺言――救很多人的命。
破 产
工程完工后，“孙悟空”和其他35个人主动留在了李继东的工厂，李继东带着这35名吸毒人员做了艾滋病毒感染检测，结果有26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感染的当天全部走了。剩下的26个有的痛哭，有的喝酒，有些不想活了，有些说想报复别人。
李继东没有和家人商量，就收留了这二十多名和自己素不相识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他们回到社会上，肯定要感染更多人。而且和他们处了一段时间也有感情了，把他们推走我做不来。当时我有一百多万，有车有房，能有的基本都有了，觉得靠其它厂赚钱养活这些人应该没问题。”
“孙悟空”正是在那次检测中发现感染了艾滋病毒，他决定留在李继东的工厂，因为他知道自己迟早还要被送进戒毒所，而工厂比戒毒所自由多了。
一个月内，重生工厂收留的艾滋病感染者增加到了80人，那里不仅吃住免费，而且还很“自由”，这对那些生活在底层，遭人歧视，被折磨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
然而同时，重生工厂也以超过李继东设想的速度，跌进了破产困境。
2003年，重生工厂参加公开投标承包了两万米的人行道水泥地砖工程，“孙悟空”和其他学员每天就住在马路上。工程结束，赚了30万元，可这也成了他们最后一个工程。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李继东的工人都是吸毒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他的牛奶公司最先倒闭，因为大家担心牛奶里有毒，接着汽修厂也关门了，那些跟着李继东一起创业的老员工纷纷辞职。
一年后，重生工厂陷入绝境。虽然厂里养了100多头猪，还有几亩鱼塘，但根本不够179名工人每月5万元的开销。
工厂的铁门被拆掉按废铁称斤卖了502元，买回150公斤大米，三天后米吃完了，下午两点大家还没吃早饭，又把备用轮胎当了300元。除夕夜，学员们杀猪备饭，李继东躺在床上想了4个小时：“走？还是不走？”
几天后，他把车卖了，还偷了儿子的存折，上面存着儿子的压岁钱。
“一天，东哥带着我和其他四个人去他家，他把衣柜拉开，让我们挨件翻，找兜里的零钱。”“孙悟空”他们翻开每个口袋，找到了三十几元，然后到市场上买了一斤肉，十几斤白菜。
2004年的新年，重生工厂命悬一线。“实在撑不下去了。”默默无闻地干了两年后，李继东不得不重新定位，“一定要有更多人来帮忙”。濒临破产的李继东开始找媒体，请他们报道他的工厂，找官员，反映他的困难。
思茅市政府很快就做出反应。副市长给107名学员办理了低保，每人每月150元生活费。新市长召开办公会，拨下600万元扶持重生工厂，并划了一座铜矿免费开采。随后，又规定重生工厂的学员到医院看病全部由政府买单，这为李继东每年节约了30多万元。
公安部副部长到重生工厂视察时说，如果有更多的像李继东这样的人，就能彻底改变云南蔓延的势头。一名网友则留言说他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重生工厂渡过了难关，李继东却觉得，自己距离目标并没有更近一些，“和全国那么多感染者相比，我的努力不过是沧海一粟，比我有钱、有能力、有爱心的人太多了，应该有更多人来干”。
另一种生活
关于重生工厂的辩论越来越多。有人认为艾滋病感染者应该像普通人那样，过自由的生活。李继东说，就是要把他们关起来，因为他认识的艾滋病毒携带者都曾有报复社会的念头。“就是要控制他们，发现谁复吸、故意传播艾滋病，我立即报告公安把他们抓起来。”
那些质疑的人也许忽视了一个关键：留在重生工厂的人其实是自愿的。
“老鬼”拖着腿走过来，才40岁，她上颌就只剩下了2颗门牙。“老鬼”曾经是个毒贩子，至少被抓过6次。坐在家里的床上，用刀片把海洛因刮下来，包成小包，从窗口扔出去，就有钱从外面扔进来，大床上堆满了钱。地板上到处扔着注射器，穿拖鞋根本进不去。
“2个月挣了十万元。”还在上世纪80年代，“老鬼”就是富翁了。2005年“老鬼”最后一次从监狱出来，身体彻底垮了，不仅感染了HIV，风湿、肺结核也折磨着她。医院给她下病危通知书的当天，朋友把她送到了重生工厂。
工厂里规定，每天7点起床，吃完早点跑步，之后自由活动，或者打扫卫生，午休后自由活动，晚饭和午餐一样两菜一汤，吃过饭可以打牌、唱K、看电视、打台球或者干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硬性的规定只有三条：不准吸毒，不准性乱，外出必须5人同行，互相监督。
习惯挥金如土的“老鬼”根本看不上工厂里的条件，她从不抽李继东买给学员们的三块钱一包的“小红河”，只抽自己买的烟。病好后“老鬼”就走了，但几个月后，她又回来了。在重生工厂，除了不得不面对艾滋病毒，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压力，而且规律生活对身体的好处显而易见，何况这里还有那么多与自己同病相怜的朋友。
“以前满脑子钱，过了半辈子，才知道应该好好活几年，潇潇洒洒玩几年。”“老鬼”在重生工厂认识了新男朋友，住进了夫妻间，“准备在这里养老了，回去孤孤单单的，还是这里人对我好呢”。
虽然重生工厂也有围墙，但留下310名吸毒者、艾滋病毒携带者的真正原因，却是这简单的生活和温情脉脉的社区，还有如“神”一般却富有人性的老板李继东。
4年前，李继东很确定自己是个商人，但4年后，在甚嚣尘上的讨论中，他也疑惑作为重生工厂的老板，自己究竟还算不算个生意人。他使劲挥动着手：“如果让一辈子，我立马跳河算了。”然后钻进他白色的坐骑，兴致勃勃地启动，撒着欢儿地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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