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勋:让疾病,成为我们心理成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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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子勋的谈话，从复旦投毒案的黄洋和林某开始。
以这两个“品学兼优”的室友，成为一桩凶杀案正负两头的舆论为导线，加上此后极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室友刺死案、安徽审计学院寝室血案“校园撕裂”伤口被各路媒体反复提及、分析、追问，互谢当年“不杀之恩”成了大学同学间最流行的问候语经过震惊、关注甚至戏谑化悲剧之后，夜深人静之时，每个人都禁不住向内心发问：究竟怎么了？
李子勋用略带幽默的从容，轻松应对严肃的发问。在他看来，一连串的校园案件，其实只是每年相对固定的社会犯罪率的组成部分，不必夸大，更不必妖魔化。不能说面对普遍焦躁的社会环境，大学生有点情绪、有点压力、有点紧张，就说他们病了。“假如一个问题90%的人都有，那么没有的人才是异常。”
从不轻易否定什么，无论是现实事件还是心理事件，总会有另一个角度和解释，这是当前颇受媒体青睐的中国心理协会心理督导师、心理医生、心理科普作家李子勋的一贯风格。他倡导“心理自愈”，告诉来访者和读者：“心理疾病恰好是一个人心理成长的动力，是促使一个人尽快达成内心饱满的保证”；“抑郁给了我们一个休息的理由，你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疾病给你带来的利益”；“要摆脱某种状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试着不去摆脱它，与它和平共处，甚至喜欢它”
这或许也正是李子勋受欢迎的原因。在人人迷惑现实何以如此、陷入“自我探索”的当下，李子勋以自己长于大自然、毕业于精神病学与心理学、饱受心理学严格训练、探索于多重文化系统后的专业背景与人生体悟，用他中意的“创意、流动、深沉、温暖、幽默”，给一个问题做“多重解释”，教大家放下拳头，正视、接纳内心深处那个纵使伤痕累累的自我。
“‘自由自在地做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无条件地接纳和喜欢自己。”李子勋说，“喜欢毛毛虫的你和喜欢蝴蝶的你，在生命中是同等重要的。”
“假如一个问题90%的人都有，那么没有的人才是异常”
记者：我们以最近饱受关注的复旦大学投毒案的主角林某来说，如果此事不发生，他在众人眼里是近乎完美的高材生。但此案一出，众人瞠目结舌。新闻报道中的他，学业智力虽然突出，但生活中却有很多情绪方面的压抑和困扰没有排泄出口。再结合最近频频爆出的就发生在普通同学间的高校伤人案，真的让人忍不住要记者：是不是我们的年轻人真的出了问题？
李子勋：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里面都有一些特别的人，这样的人在所有的文化和社会里都有。比如攻击型的人，有暴力倾向；还有强迫性人格、偏执障碍这些人是社会犯罪尤其是流行犯罪的基础，他们在和平时候是社会的麻烦，但在战争时候可能就是英雄。
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都是不同的，上帝创造人会创造各种复杂的类型。某一种类型的存在我们可能会认为他有心理问题，但从人类学来讲，他其实是为“人”准备的。实际现在我们很难区别什么样的人叫“正常”，只能说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哪一类人更适应。
记者：是不是可以把那些不适应社会的人变得适应呢？
李子勋：从心理学上说肯定可以，可以把一个躁郁症患者变成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但其实在人类学和遗传学的角度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人的差异性决定的。任何社会都有各种各样的恶性犯罪，这不是靠社会教育或心理学的研究就可以解决的。或许在个案上可以解决，但是在整个发案的几率上是不会减少的。比如某个自杀的个案，我们可以制止，让他活得很长。但是从自杀率来看，中国和西方都有一个相对恒定的数据。也就是说，这是很难解决的。
记者：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委会曾做过一个调查，调查表明，近40%的大学新生和50%以上的毕业生存有不同的心理问题，其中“人际交往、学习压力、就业压力、情感困境”是最为突出的四大“心病”
李子勋：这是一个很荒诞、很悖论的事情。医学是一个研究生命的复杂系统，精神病学、心理学都是医学范畴的东西。医学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就是关于统计学概念，一个人群的正态分布，我们通常是把95%的人视为“正常”；95%～99%这一小段人称为“边缘”状态——不算“异常”，还算“正常”，只不过比正常差一点；只有1%的那些人我们可能在医学上视为“异常”。
如果一个人群里面40%都有某种情绪，这说明什么？在大学的新生里面出现这样的情绪分布，这是这个人群的一个情绪特征，而不能说是他们的一个情绪障碍。因为统计学肯定会把它划在“正常”的范畴，不可能是“异常”。假如一个问题90%的人都有，那么没有的人才是异常。
记者：曾有某城市的心理学会负责人表示，“国家要求每个大学都有心理咨询室，但很大一部分心理咨询室只是摆设”。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子勋：当然大学、中学、小学需要心理学人员，心理学人员的工作是要帮助那些适应不良的人。任何国家的教育都只能适合大部分人，但总有一小部分人因为他生理学的特征、他的家族遗传、他的个性分布，就是适应不了人际与环境。需要有些人作为他的支持系统，心理学老师是要跟这些人做朋友的，支持他们，并且在为大多数人提供的学习环境里面，为这些少数人争取更大的权益和利益。
记者：前几年美国出了本书叫《天才与》，谈的就是特种孩子。这种孩子如果成长发展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中，无一例外会是天才
李子勋：但现实是社会不太可能识别他们，或者识别了他们也不太可能专门提供一种适合他们的成长方法。所以，在西方，为什么所有的学生老师都比较愿意帮助他们？是有一种内疚感——他们不是获益者，他们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但因为我们的国家是考分制，所以这些特殊孩子很难在学校找到心理上的位置，老师不待见他们，同学也会排斥他们，会把他们看成麻烦。学校安排心理学人员，就是要预防这些人处在生命的痛苦和困难中，帮助他们保持风格和自我，同时又能得到合适的社交关系——你当然可以成为你自己，我来陪你度过困难时期，要坚定地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去发展和成长。应该是以关怀他们为中心，而不是治疗他们。
“我们的情绪问题、心理问题，
是一种正当而应当的（时代）反应”
记者：当前的中国社会，处在诸如就业率低、城市房价居高不下、情感越来越趋向功利化等普遍困境下的青年人，如何才能做到与心理困境和平共处而不被它吞噬？
李子勋：100多年前，有一位宗教哲学家叫马丁·布伯，他写过一本书叫《我与你》，提出一个相遇哲学，就是人和什么样的人同在，和什么样的现实同在——人的情绪、思维、情感，都是由同在来决定的。实际上我们的情绪问题、心理问题，与时代是一种同在关系，是一种正当而应当的反应。因为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就处在这种浮躁的、焦躁的、带有过度理想化激情的、有一点急于求成的转型时期，这几十年来我们的主流意识里面出现那么多的焦虑和压力，这是整个社会的焦虑和压力，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只是因为我们人又同在这个社会，所以必然是有焦虑和压力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比较泛化心理学的。实际上在西方，在欧洲没有那么多人关心心理学。但是在中国真的有点奇怪，人人都在关心心理学。
记者：这种全民关注，是不是恰恰折射出，其实相当大一部分人，都在饱受心理问题的困扰呢？
李子勋：人类的认知其实蛮奇怪的，我们看任何东西都是先有一个结论或者定论，再去升级到信息。我们其实不是客观的。人有一个认知的选择——我们是在选择一种现实，而不是在真实地反映着现实，往往是我们内心有了一个概念以后，才会去看到或者找到跟我们的概念相同的信息，而使我们的内在相信我们内在的决定。这是一个自我求证和自我叙事的过程。
这是不是就像现在的媒体经常关注心理疾病，报道社会和人群的负面情绪？人们这样的信息接受多了，经常不自觉地就把许多症状往自己身上套，认为自己也有“病”。
其实这种心理困扰不一定真是社会生活带来的，而可能是社会的过度信息刺激造成的。就像“如果你不为孩子留一套房子就不是好父亲”，“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当这种信息被提及过多、重复过多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个信息是存在的，每个父亲或者母亲心里都有很大的压力，会泛化或者扩大我们不好的心理感受。
无条件地接受自己，才会饱满而坚定
记者：你一直在倡导“心理自愈”，对于没有心理学知识背景的普通人来说，心理自愈难不难做到？
李子勋：我去新疆，遇到哈萨克族，他们的孩子都不会去上大学。当你问他为什么不去读书，他说不适应那种生活。他更愿意有一个牧场，像他爸爸那样，从小就学习放牧、做手工艺、生产，这是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检视自己的文化，中国现在有很多应该警觉的东西：我们过度追逐通过自我奋斗去成功，其实想一想，成功学的背后是由很多的不成功支持的，不成功是99%，而我们现在的社会让那些不成功的人无法自在地生存。这样有很大的社会动荡的危险。其实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主体不是靠竞争、靠个人的过度发展去实现的。竞争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但在过度竞争这条道路上，人性、善意、中国文化中所宣扬的善的东西就会荡然无存。
记者：那这个问题就几乎无解了？
李子勋：实际上你在北京呆着，压力就是大。这是因为我刚才谈到的“同在”的原因。如果在北京没有压力，才是问题。压力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接受它。
另外，也有家族的差异性，导致他的情绪必然和普通人会有不同。在过去没有泛化心理学的时候，也没有人认为这是问题，顶多觉得这家人就是这种脾气。但现在因为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观察系统或者叫判断标准，比如健康人应该怎么样，结果就会把很多不一样家族发展起来的人归到了“异常”的范畴。
除了环境、家族造成人的特征不一样，还有经历。比如经历过唐山地震、经历过“5·12”地震的人，他对危险的敏感性就是要高得多。那些没有地震经历的人不理解，觉得他们一定是创伤后适应障碍，要给他们做治疗。但是想一想，我们所谓的人类的内在实际上是由经验构成的，我们经历过什么，必然会给我们留下一些永远的东西，不可能消除。这个反应是对现实的一个互动结果。就像亲人死了，他反而笑，那就不对了，但他哭，你就说他有哀伤，就要去治疗他。也是不对的。
记者：所以又一次经历雅安地震这样的重大自然灾害之后，我们的“心理干预”与“心理重建”其实是需要慎之又慎的？
李子勋：地震带来大量的丧失，每个人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去重新获得安全感。你要说他在这个过程中的安全感丧失，他的恐惧，他的失眠，非要马上给他拿掉，这不可能。因为人必然要有一个适应、缓冲的过程。所以我不主张跑去做大面积的创伤后干预，完全把人看成是没有适应力没有变化的。地震过后的前两个月不适合做心理干预，更重要的是安全——让他有饭吃、有住处、有安全感，帮他尽快地找到失散的亲人，如果有伤，让他尽快得到合适的治疗，承诺给他一些补贴和保障这些都比一个心理学家跑到那里去工作及时得多。
记者：你提过“心理疾病恰好是一个人心理成长的动力，是促使一个人尽快达成内心饱满的保证”。如何才能做到心理疾病成为成长的动力，而不是生活情感的困扰？
李子勋：我觉得要达成我们的饱满和幸福有两个原则：第一就是你必须接纳你全部的过去，不管它是好还是坏，是丧失还是获得。现在很多的心理学“治疗”，都是要忘却啊，弥合啊，要把过去否定掉、抛弃掉，但是否定过去，怎么会有今天，怎么会有未来呢？
第二个方面，我们愿意体验的东西都努力去做，不要让心里有很多的后悔。因为生命往往不会后悔做过什么，而是当我们行将离开时，总是会想一些自己曾经想做，但是没有做，或者可以做，但没敢去做的事情。所以，尽量多去看这个世界，多去懂得一些知识，多去体验不同的生活。不要否定自己的爱恨情仇，生活就是爱恨情仇的事情，这些东西是我们活着的证据。
做到这两点，我觉得一个人至少内在已经温暖而坚定，很饱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