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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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迪娅?戈尔丁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首位终身女教授，她希望了解那些曾经明确地追求事业家庭两不误、“拥有一切”的职业女性的现状。

在跟踪调查数千名女大学生毕业十余年的情况后，结果是残酷的：能勉强获得家庭和事业双丰收的幸运儿不到20%；对更多的职业女性来说，事业与家庭之间的抉择则是裸的，就算是二十年前获得哈佛大学MBA的女性中如今足足有25%彻底离开了工作岗位。

也许戈尔丁本人对这种抉择也深有体会——50岁的她至今未婚，没有子女，并且认为“鱼与熊掌难以兼得”。

在《妈妈值多少钱》一书中，作者安?克里滕登指出，“女性为争取职场中的平等地位走过了漫长的路程，但母亲的路更长”。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新员工里的男女比例大致相若，但女性合伙人的比例几乎没有增长，始终在1%到5%间摇摆。法律界的情况可能略好，但在美国1160个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中也只有13%的高级合伙人是女性。女性CEO有51%没有子女，而84%的男性CEO却能拥有孩子。连哈佛妇女律师协会也在会员手册中为新晋女律师们提出这样的职业忠告：“像男人那样做事，安排好怀孕时间。”要知道，全美国有82%的母亲产假少于4个月，随后她们就应该“正常”上班了。

克里滕登认为，母亲其实可以被视为一种技术性的中层管理者职业，算下来年薪10万美元不成问题。有的研究更加认为，假定母亲承担着照看孩子、烧饭洗衣、打理家庭财务、解决家庭纠纷、开车接送等17种工作，再把每种工作按出钱聘人代劳的中等年薪水平相加，即使不算退休、医疗和其他福利，一位母亲每年应得的报酬就超过了50万美元！“没人有这么多钱雇一个好妈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母亲真是无价之宝。”

正如此书副标题所述，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此前几乎未曾思考过的问题：“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或者说，母亲到底为我们牺牲奉献了多少？

根据学者的研究，母亲们与未生育女性间的收入差距超过了男女间的收入差距，这些损失的收入相当于一笔巨额的“妈妈税”——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女性来说，这笔“妈妈税”要超过100万美元。

做全职妈妈还是造成老年女性贫困的最大诱因。

在美国，全职妈妈的养老金水平既低于男性也低于无子女的女性，65岁以上的女性可能比同龄男性贫困两倍以上。

与此同时，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却都忽略了家庭中母亲这一角色的重要作用。

无偿的家务劳动所消耗的时间至少等于市场有偿劳动力的一半，而且此类无偿劳动的80%是由女性完成的，但GDP的计算中并未纳入无偿的育儿与家务活动。人们往往认为人力资本的形成源于正规教育和在岗培训，却忽略了此前的幼儿启蒙与孩子的养成教育，“似乎是古怪的婴儿摇身一变，就成了渴求知识的学生”。

还记得因为宣称男人比女人更适宜于在科学数学方面发展而被迫辞去哈佛大学校长职务的劳伦斯?萨默斯么？他在多年前倒是坦诚地对克里滕登说过：“生儿育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

当现代经济中三分之二的财富由人力资本创造出来时，用经济学家雪莉?伯格拉夫的话来说，那些尽心尽责养育子女的父母实际上就是“我们经济中主要的财富创造者”。

但政府的社会政策根本没把照看未成年家庭成员的无酬劳动界定为工作。与此同时，婚姻仍旧未能成为一种经济上平等的伙伴关系：法律往往将已婚妇女视为“寄生者”，家庭收入完全只归“挣者所有”，美国50个州中更是有47个反对母亲们以无酬的家庭劳动来获得分享丈夫收入的权利。

当婚姻失败导致经济上的困窘成为普遍现象，已婚女性将会把全职主妇的选择视为冒险，更为深信“预防离婚的唯一保障是一份有薪水的工作”。美国正是最佳例证：由于缺乏保护单身母亲及其孩子的强大安全网，美国已经成为单身母亲收入最低的发达国家，也是母亲和儿童贫困率最高的发达国家，有小孩的已婚女性参加全职工作的比例比大多数欧洲福利国家都要高得多。

事实上，困扰着美国妈妈们的问题，同样让中国妈妈们头疼。2011年中国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工作压力和经济压力的“双重拖累”制约着中国妈妈的幸福感，超过一半的职场妈妈“想过为照料宝宝而辞职”，32%的受访妈妈在重返职场之后感到“生活成本提高，薪酬无法满足需求”。

中国妈妈既要接受重男轻女、“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传统，又要直面福利待遇未完善、不规范、难监管的职场现实。在传统社会中，中国妈妈尚可专心在家相夫教子；在女权主义的现代化浪潮冲击后，中国妈妈却需要承受上班挣钱、下班持家的双重压力。只有让男人分担费时费力的无偿家务劳动，妇女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经济平等，“但大部分男人却都溜了”。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既养大孩子又不让女性吃亏？

克里滕登建议，政府必须用“体贴的国家”立场来代替旧式“福利国家”的政策，让配偶平等享有社会保险，给所有三四岁的儿童提供学前班，不再让母亲承担额外的经济负担，提供儿童津贴、儿童的社会保险以及针对所有儿童与照看者的免费医疗服务，甚至尝试把无偿的家务劳动与育儿工作计入GDP；而对雇主来说，则应当根据父母的标准重新安排工作，缩短工作时间，保证给予非全职员工同工同酬的待遇，消除工作场所对父母的歧视，让每个家长都能享受带薪休假一年的待遇以及更宽裕的事假，以便改善婴儿保育、家庭收入、情感联系、夫妻经济平等问题。

企业看上去或许会因此增加成本，但最终可能会得大于失。

美国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曾经估计，填补一位离职的女雇员的成本大约是平均年薪的95%至150%。许多女性会计师想要孩子或希望灵活地调整上班时间以便照顾孩子，但又担心不利于自己的晋升。

当德勤提拔更多女性做合伙人并且实行弹性工作制后，他们发现长期来看几乎所有弹性上班的女性都能留下来为公司稳定工作。

至于国家增加育儿补贴和保育福利、企业向为人父母者与准父母提供优厚待遇、男女平等分担家务活动与育儿工作等措施，也绝不仅仅只是美好的梦境，它们在北欧的“福利社会主义”与西欧“有同情心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早已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