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克莱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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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杜撰了一个“克莱登大学”，以讥讽三十年代方鸿渐式的读书人的崇洋、虚伪和不学无术，如今“克莱登大学”已调侃成假学历的代名词。

去年年关，我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徜徉，无意中发现：墙上竟然没有一处卖假文凭的小广告。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先前去过的俄罗斯赤塔、朝鲜的平壤和新义州。反观大陆，走遍大江南北，歪歪扭扭的卖假文凭的小广告随处可见，这似乎已经成为每个城市必备的风景：多么庄严的地方，都敢张贴；多么簇新的墙壁，都敢涂抹；多么严厉的整饬，都无济于事。

据说假文凭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连葡萄牙前总理若泽・苏格拉底、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以及众多商界、演艺界名人都有假文凭之嫌。更为可笑的是，广东某劳教系统机构改革中71名干警因没有学历而顿生下岗之虞，为了在竞聘中胜出，竟然花钱买到同一所学校的文凭，于是昔日“同事”便成了今日之“同学”。

某媒体采访韩寒，问及他对假文凭泛滥的看法。韩寒道：“很多名人纷纷修改了自己的学历。我也顺势而为改了我的学历。我以前在学历栏里都填高中，后来发现原来我没有拿到高中文凭，所以现在改成了初中。”

香港人难道不需要用“克莱登大学”欺世盗名，混饭吃？

不需要，他们更看重的是需要和应用，杀鸡焉用牛刀？一则《苹果日报》上的广告是个很好的佐证：港府招聘238名公务人员，最低学历要求只是高小毕业！

需求催生市场，政策引导潮流。以国考为代表的“唯学历主义”支撑着庞大的假证件作坊，也催生着泛滥虚肿的高等教育。

“尊重知识人才”固然是回归常识，也是遵循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但走过了头，变了味儿便滋生出新的社会痈疽。一则给不良之徒提供了“市场”，二则把原本还算正经人家的大学也“克莱登化”，三则使有水平而无文凭者被遗忘于江湖，四则让学历与学力名实相符者变得无足轻重起来。

不拘一格用人才，是民国留给我们惊讶的回忆。多少既无真文凭，也无假文凭的才俊脱颖而出：王云五，只接受过五年的正规教育，算是“小学专科”毕业。他自学成才，曾当过胡适的英文教师，其后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行政院副院长、经济部部长，他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终成为著名出版家、学者。沈从文，仅小学文化程度。1932年被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邀去在国文系讲“中国小说史”、“小说创作”。金克木，文凭只是小学毕业。1939年，年仅27岁的他，被陈世骧推荐到湖南大学文学院做法文教师，用英语教法语。1946年吴宓先生又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印度哲学”。他一本学历也没有，一天大学也没读过，却是当代最著名、最货真价实的学者和教授。此外，还有没考上北大却能到北大教“印度哲学”的梁漱溟、小学教师出身的国学大师钱穆……倘若他们生在今天，处境如何？不堪设想。

“克莱登大学”固然可恶，然而，如今的非“克莱登大学”又怎样？又能好到哪里去？像“士大夫不爱惜羽毛”一样，今日有多少大学还爱惜自己的名节？不敢高估。难怪有人提出大学也该像考驾照一样“考教分离”了，否则，高等教育“克莱登大学”化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