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发行背后的市场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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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夫所指的“三高”毒瘤，市场当局何以迟迟不忍割舍，还千方百计地为之百般辩护?原来，在“三高”发行的背后作祟的所谓“市场化”，说穿了，不过就是臭名昭著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阴魂不散，“三高”发行就有恃无恐，发行政策再改革也不可能改革到它的头上。

如果仅仅限定在纯理论的范围内讨论，市场化在有的时候也许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较好的选择，但是，当人们对市场的信任，被“言必称市场”的“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糖高宗”、 “楼脆脆”之类肆无忌惮地利用为攫取暴利之借口的时候，这里的“市场化”，其实早就不是一个亚当斯密心目中的那个有道德情操会自我平衡调节的“看不见的手”，而只是《资本论》中所说的“一有适当的利润”就会不由自主地胆壮到“不顾一切法律”， “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的那个“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市场原教旨主义所鼓吹的“市场可以应付一切”，正如金融大鳄索罗斯所说， “这是一种虚假的概念。它现今造成的威胁大于任何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过分依赖市场原教旨主义会危及社会。”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美其名曰市场化的新股发行改革，与其说是为了抹去所谓的“窗口指导”的“政策市”痕迹，不如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把满足融资需求的市场扩容当成资本市场压倒一切的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对发行定价无原则的自由放任，对于基础性制度条件还没有真正市场化的中国股市来说，实质上也就意味着对圈钱寻租的纵容和鼓励。也就是说，只有权贵勾结欺诈发行欺行霸市的自由，而没有投资者公平获得诚信合理的投资回报的自由，这哪里还有什么“市场化”可言?“市场化发行”将“破发”说成打破“新股不败”神话的重大成果，言下之意，“破发”对于中国股市不惟无害，抑或还善莫大焉!这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大阴谋。我们也许不该简单地否认“破发”对于许多过于盲目地迷信追新打新的投资者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是，且不说对待他们所蒙受投资损失的幸灾乐祸并不是投资者教育的宗旨之所在，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发行体制并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的前提下，刻意用提高发行市盈率的方法来制造“破发”，事实上也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约束机制。相反，正象包括笔者在内的市场人士很早的时候就担忧的那样，反而很有可能成为权贵勾结下的利益输送机制。令人遗憾的是，笔者等人的担忧竟然不幸而言中。

现在又有人说，尽管有意见认为新股定价过高，但新股的二级市场表现却又给出了相反的解释。理由一，2010年以上证综指为代表的大盘指数下跌14％，但“三高”现象较为集中的中小板和创业板却呈现上涨状态。理由二，目前处于破发状态的新股在50-60只的水平。首日破发比例不足10％和破发比例不足20％，这两个数据远低于同期的香港特区、美国市场。这样说来，岂不是显得很矛盾吗?是的，事情确实是很矛盾的。但造成矛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什么市场约束机制失灵，恰恰是它的反面。市场当局一边在对发行体制保持实质上的行政管制的条件下，不顾市场的实际情况和投资者的承受能力拼命追求发行数量和节奏的，一边又随心所欲地用放弃对发行定价的“窗口指导”来迎合圈钱寻租者的畸形利益需求，这不仅是对投资者权益的严重侵占，而且也是对市场正常运行机制的严重伤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谈到中国的问题时曾经说过， “中国真正的危险在于，有些人对市场过分热情，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即我所说的‘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要害在于它所追求的并不是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只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维护。在市场资源的配置始终被当成一种利益输送工具的条件下，不要说“破发”不可能是真正代表投资者意志的市场约束机制的表现形式，就是“发行失败”也不过是无可奈何的一声叹息。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我国发行市场化政策上的借尸还魂，并不说明我们现在的市场当局开始迷信什么市场的力量，充其量不过是调控市场行政意志的一种另类的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 “三高”在某些利益中人的眼里非但是所谓市场有人气的表现，还被当成了一大政绩，自然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