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人性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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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文学新生代中，最近被推荐参加全国青年创作会议的王芸、苏瓷瓷、童喜喜三位青年女作家，属于在荆楚大地脱颖而出的新葩。而且，以她们为代表的青年女作家群体，已成为湖北文坛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她们创作各异，但共同点也很明显：她们都很年轻，一个70后，两个80后，对文学事业勤恳而专注，更重要的是她们作品中都流露出女性的绵绵爱心和善意，坚守着人性的正面。

文学是人学。文学对人性的发掘和塑造永无止境。当下，相对于人性的正面，人性的负面在文学中已成泛滥之势。从文学的阅读效应看，前者是感动，作用于人的高尚情操；后者是煽动，迎合着人的低俗本能。如果，不能用人性的正面制约人性的负面，那么，一个作家的创作、一人乃至整个社会都会失去平衡，从而动摇和谐的根基。去年，我在《文学的力量》一文中曾强调：人性的正面诸如：崇高、正义、壮美、光明、温暖、深情、纯洁这类渐被淡忘的词汇，应当在新的历史阶梯重现。这是文学新的难度和高度。 王芸、苏瓷瓷、童喜喜正在这一点上以突围的姿态迎难而上。

王芸以散文创作成名，她以清丽温婉的笔触描绘着小城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和真情。她的“梦在香草天空间”，钟情于“水韵江南”，“举炊烹饮日月间”，醉心于“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起一个温柔的名字”。而对那隐藏在灯红酒绿之中的丑恶与肮脏，她选择拒绝和回避。她说：“优秀的作品不需要露骨的、拙劣的性描写来加分”。在死刑场上，枪声响起时她竟流泪，但又慌忙抹拭，她对自己说：“他有罪的生，注定了他没有尊严的死，你为什么要哭，这不值得哭”！这一哭一问带来了她创作的转机。她意识到唯美的诗意有着单薄的局限，应当以审美也审丑的眼光重新审视生活。面对丑恶，作家不能沉默，一定要有正义和良知出场。

苏瓷瓷说：“真正做文学的人，首先是个干净的人”。她在一首诗中写到：“我可不可以不这样生活，对权贵媚笑/对穷人冷漠，对美丽的衣服迷恋/对粗糙的粮食厌倦……”表达了不在人性负面中生活的愿望。由于在精神病院工作的经历，她的作品较集中于写异常的心理疾病患者。她在小说《杀死柏拉图》中写了现代人渴望沟通又无处倾诉的困境，并试图探究隐藏于现代人精神创伤背后的根源。她对人性正面的肯定是通过对人性负面的否定曲折地实现。由于将人性的异常、正常和平常的状态，在对应比较纠缠中呈现，她的小说显示出特殊的情感力度。

对于童喜喜，我最初是通过一则新闻知晓的：“把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全部版税45000元委托出版社捐给‘春蕾活动’，以资助贫困山区孩子上学，作者却拒不出席仪式，甚至连责任编辑也只知道她的笔名叫‘童喜喜’。”在拜金主义热浪中，并不富裕的她奉献了辛勤笔耕的“第一桶金”，以“行为文学”印证了人性的正面。她写的儿童文学小说《嘭嘭嘭》应和了儿童喜好奇幻的天性，形象而又生动的展现了少儿的生存现状，真挚而又热烈地讴歌了亲情友爱的主题。在她笔下“嘭嘭嘭”是“爱”的代名词，也是一种疼痛的声音。爱是痛的这一富含哲理的内涵，植根于爱在现代生活中被放逐遗弃的严酷现实。在失去爱的成人世界，形形的虚伪面具背后，有着缺失人性的正面而引发的折磨和疼痛。我曾与童喜喜谈过，对人性负面的揭示有助于她作品的提升和深入：就像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那火柴的光，正是因为处在黑夜里，读者才会感觉它分外明亮。小女孩感受到的幸福 ，正是因为在不幸的衬托下，才分外动人。我们还谈到了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社会现实，以人性的正面呵护未成年人的成长，关系到提升全民族的素质。童喜喜表示，在儿童文学中如何展开对丑与恶的揭示，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在今后的创作中将会予以关注。

不论是70年代生的王芸，还是80后的苏瓷瓷、童喜喜，她们并没有陶醉于自己的年轻，或许相反，她们已在和那些成熟的作家们暗中较劲。从其文学上的较高起点以及才气、创新能力看，她们或许并不亚于第一梯队，但她们缺乏的是那种“功夫在诗外”的东西。在文学这部大书之外，毕竟还有沧桑世事这部大书，还有曲折人生这部大书，我以为这是她们未能跨出超越步履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她们都还年轻，因而变数极大，但只要坚守人性的正面，“做一个干净的人”，韧性地勤奋地耕耘，那么在文学的长旅上，她们就应该不会走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