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里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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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媒报道，中国2013年GDP增速或是14年来最慢。中国年化GDP增长率，在2013年最后三个月放缓到了7.6%。于是，关于“中国慢经济”的提法开始见诸报端。其实，“慢经济”早已风行欧洲，倡导既可享受生活，又能提高生产力。慢，自然与闲相联。

慢经济必然带来“慢方式”，慢也就成了一种日常化，并与功利当先的“快”形成鲜明区隔。郎咸平等经济专家预测中国未来一定会是“慢经济”的最大市场：“很多东西正在回归，我们势必要过上一种‘闲“的生活。”

“闲”是中国文化里一个偏中性甚至带贬义的词汇。纵观人类文明叙事，“闲”都称不上是赞美：八旗子弟的“游手好闲”成为一个王朝没落的祸端，朱自清笔下“赋闲的父亲”定格成一个男人在站台上落寞的背影。闲人、闲饭、闲事勾勒出了中国文化里的价值评判。

然而，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却用《闲暇颂》颠覆了这种文化叙事。按照卢梭的解释，从文明之初开始，到工业革命为止的漫长岁月里，人类劳作的价值并不在于劳作本身，而在于它创造了闲暇。而现代技术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就有可能公平地分配闲暇，且不会对文明造成损害。

卢梭的《闲暇颂》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从东欧漫长的冬夜围着小火炉滋生出来的安徒生童话到细工出慢活的瑞士手表；从老庄的逍遥无为到工业革命带来印刷便利之后雨后春笋般的书籍著作和文艺复兴思潮；从巴黎左岸高谈阔论的咖啡馆到文艺沙龙里走出的海明威、福楼拜、乔伊斯、王尔德；从“民国四公子”到“唱昆曲”的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哪个不是“闲”出了至高境界？没有他们，我们的社会就少了哲学家、艺术家、作家……

凡勃仑是一位另类的思想家，他把人按“闲暇”来分类，分成有闲阶级和无闲阶级。人类的“闲”经过了历史进化的长河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按季节来分的农闲，漫长了冬季、劳作之后的人类留有大部分空闲时间，民间文化包括地方曲艺包括年俗由此产生；另一种则是解决物质需求之后的精神追求，人类有意识的自觉的放缓脚步，比如文化世家里的吃穿用度、衣食住行、雅玩雅好甚至琴棋书画都是其中的元素。

英国的贵族世家则一直秉持这样的理论，满足需求之后的赚钱是耻辱。文化的作用在于对人类低级欲望的克制，而克制了需求之后的闲暇便滋生了人类文明的一部分。除了经济层面，慢和闲，其实一直是人类最美好的生活方式，它代表着最精致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

综观我们国家这些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快速的。振奋人心的数据背后依然是发展模式亟待改变的现状。经济的数字只是“看上去很美”的表象，文化的赤字、创新能力的缺失、人口红利早就是不优势、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破坏、文化的断层……统统需要解决。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一个国家基于文化的软实力对世界的影响正在与日俱增。物质上，我们是个出口大国，文化上，我们是个文化进口国，而且有15倍的贸易逆差――中国的“有闲阶级”所承载的，正是政治经济等“硬实力”之外的“软文化”。

大时代的边上，如果有一群追求着“游手不好闲”的“有闲阶级”――他们主动与社会潮流保持着若远若近的距离。你可以视其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可以说他们拧巴。但正是有了他们映衬，你更能读懂这个时代，和我们民族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