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学习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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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型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理论是由西方传入的一门管理学理论，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两大管理理论之一。彼得・圣吉认为学习型组织是“在其中，大家得以不断突破自己能力的上限，创造真心向往的结果，培养全新的、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抱负，以及不断一起学习如何共同学习。”它的核心宗旨就是如何让组织中的成员活出生命的意义，让整个组织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永葆青春。在我国，自2001年5月主席在亚太人力资源峰会上提出“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号召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热潮，涌现出了“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学习型城市”等，一时间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景象。时至今日，整整过去4年了，学习型组织的创建活动似乎有退潮迹象，各地各行业也不那么热衷地提“学习型”的口号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学习型组织大功告成了？通过冷静分析，我们发现，是人们对学习型组织的理解进入了误区，导致很多创建活动难以继续和深入。
一些企业宣称自己建成了学习型组织，实际上仅是从培训入手，望文生义地认为学习型组织就是发文成立学习型机构，组织一些和学习相关的活动，把“学习型组织”错误地理解成了“组织型学习”。组织学习当然是一个可行的切入点，但不是学习型组织的全部。除了学习这个子系统外，要想创建和维持学习型组织，还需要有组织子系统的保障，人员子系统的加强，知识子系统的促进以及技术子系统的支持。这五个子系统之间动态联系，彼此互补，必不可少，如果缺少了某一子系统或者某一子系统特别薄弱，其他子系统乃至学习型组织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学习型组织不仅仅是强调学习这么简单，学习型组织不等于组织型学习。国内企业创建学习型组织更应注重组织成员思想理念和企业文化精神的变革，而诸如电子化学习（E-Learning）、知识管理系统(KMS)以及企业信息门户(EIP)等技术都能有效地促进学习型组织的形成。任何组织绝不能仅把学习作为学习型组织的目标，它只是建立学习型组织的手段。
反思二：学习型组织的泛化和虚化
“泛化”的实际表现是挪用概念，将学习型组织的范围不适当地延展。学习型组织理论是圣吉博士以系统动力学为基础，通过近10 年对数千家企业进行研究，对一批企业进行辅导后，发展出的一套系统管理理论，本是为企业管理量身定制的。学习型组织理论不是万金油和万能钥匙，不是为各式各样的组织定制的。不同范畴的组织特性存在显著差异，不可能用同一理论去套用。因此各个地方、各级政府、各个企业，理应领会其理论实质，灵活运用其思想精髓，而不宜盲目照搬“五项修炼”，更不能狭义地将其简单理解为通常意义的教育培训和企业文化建设。于“虚化”倾向，很多组织把学习型组织的创建活动形式化、表面化，或当成领导者个人的“政绩”，到处去“炒作”，大肆宣传，实际上则是敷衍了事，摆花架子。更不要说一些人还不清楚学习型组织是怎么回事，就“一窝蜂”地开始搞学习型组织。有更多的人开始投入创建学习型组织固然是可喜的，这有助于学习型组织理论和观念的普及；但另一方面，也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能以正视听，让大家误认为学习型组织就是这样浅薄，或者认为学习型组织只能叫得响，实际上很难有什么效果，将严重影响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和发展。
事实上，学习型组织是一种引发持续性学习过程的发展性力量，它的作用是长期的、渐进式的。创建学习型组织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并发挥作用。我国目前学习型组织创建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反思三：学习型组织不能颠覆官僚制
学习型组织作为一门新兴前沿的组织管理理论，特别强调对组织结构进行弹性、扁平化、流线型改造，消灭官僚作风。于是很多人认为这是对长期占有主导地位的官僚制组织理论的颠覆和革命。事实上，虽然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技术, 对官僚制有所超越的学习型组织具有适应社会变迁的比较优势，但从本质上看, 学习型组织仍然只是在官僚体制框架内对科层制的局部调整,而并非对官僚体制的彻底革命。
作为系统化官僚制理论的缔造者,韦伯认为，官僚制体系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体系,它可以成为一个具有等级性的权力关系、职能性的专业分工、标准化的作业程序、严格性的规章制度、各级官员称职的行政管理体系。官僚制的组织形式以其专业化、客观性量化标准体现了一种对理性化的规范性统治与管理体制的选择与追求，成为与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最为理想的组织形态，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应该看到,实践中的官僚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比如行政组织中公共利益的缺位，理性管理工具中人性的压抑（异化），等级制的自我膨胀等。而学习型组织在价值取向上, 由效率至上走向以人为本；在组织构造上,由科层制走向扁平型、网络化，超越了官僚制。但事实上，从官僚制的发展历程来看,官僚制组织中一直孕育着学习型组织的原型,因为实践中的官僚制组织从来就没有达到韦伯的理想目标,它还不是一个完全机械的规范模式。我们所描述的学习型组织,仍是有着特定组织目标, 追求效率最优或效果最佳的组织,它依然没有脱离出韦伯所说的效率、目标范畴，仍然具有组织所必须具备的权威、规则特征和一定的稳定性。所以，学习型组织只是一种理念,而非一种全新的组织类型,并没有一种与之匹配的最佳组织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型组织和官僚制是兼容的，只是对官僚制的局部修缮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组织管理模式的创新具有非常明显的复杂性。因为,一方面, 我国还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 真正意义上的官僚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中国,“官僚制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另一方面,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又需要我们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回应知识经济社会的挑战。所以, 我们需要结合国情, 在建立健全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组织体制的同时进行反思，并力图通过学习型组织的构建对其缺陷和局限性进行修缮，在组织模式确立的过程中处理好补课和创新，继承和超越的关系。
反思四：学习型组织的战略高度待提升
学习型组织概念最早是由企业管理界提出的，但是现在我们深入分析学习型组织的内涵，也可以以国家作为一个组织的学习能力为视点进行研究和运用。如同公司在市场中竞争的成败最终决定于它的学习能力一样，国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也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构建的最为复杂的组织)，也同样基于其所拥有的学习能力。在国家竞争中，一个领先的国家可能因丧失学习能力而落后，而一个暂时落后的国家只要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就能够赶超发达国家，一个领先的国家要想继续维持领先的地位就必须维持其领先的学习能力。这里所说的国家的学习能力就是指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从历史、现实和其他组织(包括国家)学习知识，不断完善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提高驾驭现实世界从而影响未来的能力。
国家的能力中最根本、最核心的能力是学习能力，是国家一切“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终极基础。因此，国家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不是在硬件(高速公路等)上，而是在增加国民学习能力这种软件上的投资。目前，我国对教育的投入并没有和经济的发展同步提高，对教育经费投入过低，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而纵观那些迅速崛起的新兴国家，他们在教育，特别是在体制教育上都投入了超前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资源。在所有基础设施的投入中，恐怕只有教育投入是肯定能够带来正回报的，能够为国家迎接下一个经济发展的飞跃性机会提供基础。
国家的学习能力还直接体现为政府的学习能力，即要建立学习型的政府。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目标，在这方面，政府承担的责任和所发挥的作用是民间团体、企业等无法比拟的，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第一推动力。对于由西方传入的学习型组织模式，我们并不能完全照搬，这是由中国自己的特色和国情所决定的。我们强大的政府，不遗余力地追求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福利；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构成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庞大的人口规模，幅员辽阔的国土；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位于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分隔东西方的欧亚大陆腹地和太平洋的地理环境……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独有的特色，使它得以拒绝“激进式改革”，实行“渐进式改革”，进而实现“成功的学习”，而决不能也不需要跟在西方学习型组织模式后面亦步亦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