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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坚信:经济增长势必拉动就业。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描述GDP变化和失业率变化之间的稳定关系:GDP每增加2%,失业率约降1%。然而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上升却在同一时间段发生了,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促成了奥肯定律的背离?
多种因素造成了这一现象。陆铭清晰阐述了地方政府对经济结构的扭曲,“资本深化过度”带来的经济拉长与就业增长的背离。除地方政府造成的扭曲,以下两个因素也颇为重要:
其一,在劳动力总需求有限的前提下,全球劳动力流动和人炸的双重作用,为本国的劳动力供给方带来了沉重压力。研究目前的世界人口结构发现:新增人口集中在亚非拉地区,且以青壮年居多。大规模的外界劳动力供给将会甚至已经构成巨大压力。其表现形式之一是产业转移,如沃尔玛货架上“中国制造”的服装有减少趋势,而洪都拉斯或巴基斯坦制造跟上;表现形式之二是外来劳动力的涌入。
总趋势是就业岗位由改革开放初的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的劳务输出在世界各国受到重重阻力,为什么别国的劳务在我国不但不受限制,反而还受到优待?
其二,科技发展虽在某些阶段能刺激就业,但同时也压缩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例如,个人电脑和移动设备的浪潮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将鸿海集团推至世界第十大雇主的宝座,但近期旗下的富士康计划在未来三年内用100万机器人代替人工。虽然我们目前无法准确预计这其中将会损失多少直接或间接就业岗位,但100万机器人所产生的减员效应将是巨大的。
在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总量变化,结构调整”面前,我们该如何应对?美国硅谷的启示是:一个地区之所以创造质优量多的就业岗位,得益于一个成功与企业用人缺口相对接的教育科研体制。更进一步,还需为相应产业的从业人员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否则,相关从业人员就会或转行或迁徙,进而使该地区错失发展相应产业的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大企业所掌控的资源和对市场的信心使之可以产生更多的就业岗位,而我们往往可以在中小企业看到出于受原始积累的客观需要和对未来前景的主观不安全感,使之在招新人时慎之又慎。因此,地方政府需结合当地的禀赋制定目标,也不能以挤兑劳动密集产业为代价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其次,“单位GDP所带来的就业率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生产率”互为矛盾关系。片面追求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面都存在风险,即前者易导致臃肿低效的“老大国企”病,后者导致“资本深化过度”。防范风险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应使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向之看齐,而不是片面考查单一的增长指标。
作者为美国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