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尧文化的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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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是华夏文明的始祖。尧文化是标志着华夏文明孕育形成时期的文化。从《尧典》以来，有关尧的记载都比较具体明确，又和考古资料基本吻合上看，尧是真实的历史存在，他是人不是神，以尧为代表的尧文化也不是超越历史的。在中华民族步入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谋求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给尧和尧文化以科学的认定是必要的。下面，就什么是尧文化、尧文化发祥于晋南、与高邮发祥说商榷三个方面，谈谈我们的看法。不当之处，希望学术界专家指正。

什么是尧文化？

任何一种历史文化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内涵。尧文化亦不例外。我们认为，尧文化并非单一的陶唐氏部落或唐尧一个人在位时的文化，它应该是包括虞舜在内的我国原始社会向第一个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在华夏族的中心地域内，吸取诸多地域文化的先进成果，融合、升华为一体，发展到华夏文明形成时期的文化。尧文化形成的时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报告”，夏禹即位的时间是公元前2070年。参照《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中皇甫谧考证的五帝在位年代①，推定华夏族人文初祖黄帝始建华夏部落联盟是公元前2500年～前2400年间。尧舜在位是公元前2200年～前2070年间；尧文化形成的地域，是司马迁所说的，舜“之中国践天子位”的“中国”，（《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云：“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论证说：“中国”之称最初见于尧舜，尧舜所都，指晋南一块地方）②。尧文化形成的内涵，是同时具备了文字、铸铜器、宫城建筑、礼仪制度等华夏文明形成的标志。以上时间、地域和内涵三位一体，缺一都不可称之为尧文化。

尧文化是具有综合体性质的更高一个层次的文化，虽然其中含有诸多地域文化的因素，但这些因素都不能取代尧文化的主体地位，而且在未融入尧文化之前，他们也只能是一种有着自身特征的地域文化，是绝不能称之为尧文化的。正如氢元素和氧元素化合成水，在未化合之前，氢是氢，氧是氧，是不能称之为水的。我们说尧文化的发祥地，是指最早形成尧文化的地方，而不是尧文化中的某个因素来自什么地方。在讨论尧文化及其发祥地时，这是首先需要界定清楚的。

陶寺遗址

尧文化发祥于晋南，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证明。

晋南是华夏族、华夏文明的肇基之地。 晋南地处黄土高原东南部的“三河”之中，是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的结合部。这里有宽阔的河谷台地，土质肥沃疏松，加之古代气侯温和湿润，适宜于木石农具耕作和农作物生长。地势高，能防水灾；交通方便，易于各部族的聚集、交流、融合。又有硕大的天然盐池，无疑是先民们发展原始农业和定居生活的好地方。

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在陕西兴起的炎帝部落向晋南地区发展，从山东及东南沿海一带兴起的九夷部落也以蚩尤为首向晋南一带扩张，他们先后与从北方迁到河南新郑一带壮大起来向晋南地区进发的黄帝部落相遇。于是，为了争夺晋南地区的战争，便在公元前2500年――前2400多年间发生了。先是炎帝“侵凌诸侯”，黄帝“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什么地方？大都说在今河北涿鹿东南，而沈括的《梦溪笔谈》则认为在晋南的运城盐池附近。我们认为前说不足为据，因为争夺晋南地域的炎、黄两家，绝不可能离开晋南，率领部众到千里之外的河北去决一雌雄。后说可信，一则运城盐池位于晋南，就地争战，乃兵家常事；再则，据《梦溪笔谈・辩证一》说：“解州盐池方一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有溢，大旱未尝涸”。《说文》解：“坡者曰阪，一曰泽漳也”。阪泉其实就是坡泉，此与《梦溪笔谈・辩证一》描述的地势正合。结果，黄帝“三战而后得其志”，打败了炎帝部落，并与其结成部落联盟。

后来，由于东方的“蚩尤作乱，不用帝命”，黄帝又“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涿鹿”又在何处？说法也不少。不过，和阪泉不在河北。同样的道理，涿鹿也绝不会在河北或晋南以外的其他地方。《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云：涿鹿“或作‘浊鹿’，古今异字耳”。“鹿”与“陆”同音假借，“浊鹿”又可写作“浊陆”。运城解州镇西25里有浊泽，《史记》载：战国时期，赵、韩伐魏，两次交战于此，说明浊泽一带乃战略要地。由此看来，“浊陆”可能就是浊泽边的陆地。浊陆一战，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中冀”指冀州之地，晋南正在此范围之内。擒杀蚩尤后，黄帝“乃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宫”。“鸟”是东夷的氏族图腾，“五帝之宫”是部落联盟的主庙。意思是命少昊统领东夷的氏族部落加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于是，诸侯“咸尊黄帝为天子”。这“天子”的说法，虽属后人附会，但从此在以晋南为中心的“三河”地区，建立起以黄、炎部落为主体、包括东夷等氏族部落在内的部落联盟却是真实的（这意味着来自北方、西方、东方以至南方的地域文化在晋南与中原文化的碰撞结合）。黄炎部落联盟地处中原，人多势盛，号称“华夏”。《说文》曰：“华，荣也”。引申为光华、兴盛；“夏，中国之人也。”引申为中原大族。“华夏”就是兴盛的中原大族。

从此，华夏族、华夏文明进入了孕育发展时期，到尧舜时，随着民族、民族文化融合的不断扩大加深，遂成为一体，以龙图腾为族徽的华夏族，以文字、铸铜器、宫城建筑、礼仪制度为标志的华夏文明终于形成。

陶寺文化遗址群的证实。发现于晋南襄汾县的陶寺文化遗址，是一处规模恢宏的反映龙山文化晚期发展到极高水平的文化遗址。该遗址总面积300多万平方米。从地域上看，它西临汾河，东靠塔儿山（古称崇山或唐山），北距古平阳（今临汾市西南）仅10余公里，恰在尧文化中心的晋南地域之内。从年代上看，根据碳素年代和树轮年代测定，约当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恰把黄帝阪泉、浊陆之战，始建华夏部落联盟到尧舜时华夏族、华夏文明的形成囊括其中。遗址以公元前2200年左右为界，分为连续发展的早、晚两期。早期反映着华夏族、华夏文明的孕育发展；晚期反映着华夏族，华夏文明的孕育形成。陶寺文化遗址的发掘不但印证了晋南是华夏族、华夏文明的肇基之地，而且真实地反映了华夏族，华夏文明从孕育到形成的发展过程。

下面着重就陶寺文化遗址晚期的出土情况，对华夏族、华夏文明的孕育形成加以论证。晚期1000多座墓葬，成组成排地集中在一起，基本为成人仰身直肢单人葬，头朝东南，没有人殉现象，虽然仍属氏族社会的埋葬方式，但墓型上已出现了大、中、小的明显区分。大墓极少，占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其墓穴宽大，墓主皆有木棺，随葬品丰厚，多达一二百件，其中有成套的漆木器、陶器，还有表示身份高贵的鼍鼓、特磬、彩绘蟠龙陶盘，以及玉钺等礼器。而小墓最多，占到总数的80%以上，一般无葬具，也无随葬品。大小墓葬相差如此悬殊，反映了贫富分化，贵贱等级有别的严重程度。据此推断，大墓的主人当属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权贵，小墓的死者必是氏族部落中的一般平民。这与文献记载的尧舜军事民主制时期，私有制发展，阶级分化严重，国家权力机构萌生的情况相吻合。尤其是晚期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铜铃，专家们认定是中国早期铜器中年代最早的复合范铸造品。在居住地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有朱笔书写的“文”字，古文字学家确认与殷墟甲骨文属同一系统，其字型结构与甲骨文十分相近。晚期遗址中，近年又发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城址，还有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的宫殿区，和祭祀区内1400多平方米的天文观测遗迹。文明时代指阶级社会的形成，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和标志，是铸铜器、文字、宫城建筑、礼仪制度的产生。这说明到尧舜时期，以尧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已经孕育形成。

陶寺文化遗址晚期的大墓中，一般都有一件红彩或红、白彩绘的蟠龙纹陶盘出土，表明唐尧时代是把赤龙作为华夏部落联盟的图腾加以崇拜的。这和《汉碑・咸阳灵台碑》记载说：尧母“庆都游观河滨，感赤龙，交始生尧”，“厥后尧求祖统，庆都告以河龙”，是一致的。龙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从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蟠龙纹形象上看，它头似鳄、角似羊、身似蛇，口衔枝叉似鸟羽，这不正是华夏部落联盟是由炎帝氏族的羊图腾、东夷氏族的鸟图腾、中原氏族的鱼鳞类图腾等合为一体的象征吗！龙作为氏族部落的图腾，在尧之前是隐蔽的。如《国语・晋语》载：有娇氏女，感神龙首生炎帝；《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说：黄帝“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都不知具体所指。到了尧的时代则具体明确了。龙被确立为华夏部落联盟的图腾，标志着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华夏族作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已经形成了。从此，龙备受尊崇，华夏族人开始称自己是龙的传人，华夏族的历代帝王也称自己是“真龙天子”。

陶寺类型的文化遗址，迄今发现80多处，其面积多在一万平方米以上，有的达数万平方米，以至数十万、上百万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文化遗址都集中在以临汾盆地为中心的晋南地区，其他地区没有。这就无可辨驳地证实了晋南不仅是华夏族的肇基之地，而且是尧文化的直接发祥地。正是因此，苏秉琦先生在他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 中感慨地说：“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至7000年前到距今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直根”就是“主根”，它表明晋南才是华夏族、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