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看艺术片需要准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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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

王小帅，中国电影第6代导演的代表人物，1966年生于上海。从《冬春的日子》到《梦幻田园》，王小帅开始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电影风格。《冬春的日子》被BBC评为电影诞生以来的100部佳片之一，同时也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影片；1998年，《扁担・姑娘》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角逐金棕榈大奖；2001年《十七岁的单车》获得第51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2005年，《青红》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2008年，《左右》获得第58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争取最大程度控制电影，

不被金钱和票房控制

记者：你生于上海，2005年拍摄的《青红》讲述了一群从上海迁移到贵阳的上海人。这座城市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王小帅：我在上海出生，随后就随父母去了贵阳。其实，我对上海是没有概念的，但却认为自己也是上海人。我从小就说上海话，小时候就有一个上海梦，那时对上海的印象，就是去上海外婆家过暑假的小朋友带回来的大白兔奶糖。现在，我对上海的街道也完全不了解，但是我觉得上海对我有反影响。我发现这个地方太现实、太物质，我在这里呆长了反而不舒服。

记者：前一阵因为《左右》的票房问题，你似乎有所松口，表示会考虑拍商业电影，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王小帅：虽然我知道电影确实有商业电影和作者电影的区分，而且票房肯定是要打架的，但是我觉得还是由着兴趣走吧。导演不管是大片也好，小片也好，要争取最大程度控制这部电影，而不要被金钱和票房控制。现在全民还在培养艺术欣赏阶段，如果还没有培养好，也没有关系，我还是做自己的电影，否则违背做片子的最初想法，那也是得不偿失的。

记者：不少媒体把你前一阵“封镜”、公开电话号码等行为称作营销策略，你怎么认为？

王小帅：营销策略肯定是提前考虑好的，而我当时的行为只是出于对我自己电影的一种负责或者是义愤吧。导演拍完电影是跟营销发行脱离的，由专业人士负责，但是有时我就干着急，有人给我打电话说看不到片子，我就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层层问题，对我们的发行而言都是一堂课吧。

记者：你怎么评价现在的年轻导演，跟你们这一代相比有怎样的不同？

王小帅：现在的年轻导演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跟我们当时一样，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喜欢文艺电影；还有一种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我不会像王小帅那样那么累地去做艺术片，我需要娱乐化、游戏化。那么他会比较清晰地去走商业路线。其实这种并存是很良性的，只要把自己最大的兴趣拿出来。

跟艺术电影交流，

要做好前期准备

记者：你呼吁要建立一个喝喝茶、喝喝红酒的艺术院线，感觉蛮小资的？

王小帅：这是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晰的欣赏艺术电影氛围的概念，现在商业影院上来以后，学美国学得非常快，几乎每个人都去买爆米花、可乐。而艺术电影完全可以营造一个更加缓慢、高级的气氛，融入电影的环境里。

记者：艺术影片的基调大多偏灰暗，有时甚至是残酷的，人们的生活已经疲惫不堪了，很多人很难耐得下性子看完这类比较缓慢的、深沉的影片。

王小帅：打动人的，能够留下来的电影，它的批判性是很重要的。错过某个商业片我也会在家里看，但是一般看完就把碟扔掉了，当我是普通观众的时候，我也有娱乐的需求。但是在观看一部非娱乐性影片的时候，心态、需求一定是不一样的。看这类电影，跟这类电影去交流，要做好一定的前期准备。有时我会买很多很多艺术电影，时候不到、心情不好我也不会去看，反过来有一天心情很好，时间很整，我就会很安静地去欣赏。

记者：你也会买碟回家看，现在大部分人都有这个习惯，那么，艺术院线真建立起来，会吸引多少观众呢？

王小帅：我觉得会吸引很大一批观众。因为人是群居动物，现在社会已经把人隔到一个个小公寓里面去了，但是人们还是需要有群体的地方，比如广场、公园、酒吧、饭馆，电影的观赏也是一种群体的观赏，是很愉快的过程。我相信未来建立起高档的艺术院线后，会慢慢吸引感兴趣的观众。培养艺术市场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不是我越来越弱，

而是社会太强大

记者：你之前的作品多是青春和怀旧的，《左右》开始关注中年人群，诠释中年人那种困顿感，那么你是否也感到中年危机？

王小帅：都是一样的，中年人到一定程度，对生活的看法、认识更透彻，会有恐惧感。

记者：你在恐惧什么？

王小帅：中年人看似外表掌握了很多东西，实际上感觉跟最有生命力的青春越来越远，经历越多，越觉得自己很无力，这个时候就有种恐慌心理，这也造成了在消费社会多数人追求金钱，好像有了金钱才最安全。

记者：你会经常感到被外界左右吗？

王小帅：现在社会的发展就是异化和反异化的过程，如果你够强大，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抗拒一些东西；如果你不够强大的话，就很容易被异化，因为社会的趋势是物质消费，人的一些基本的欲望都会左右一个人。

记者：你觉得你强大吗？

王小帅：不是我越来越弱，而是社会太强大了，集体的意识太强大了，人们的欲望观念太强大了。

记者：你觉得你生逢其时还是生不逢时？

王小帅：呵呵，我觉得一开始做片子的时候，表面看是生不逢时，因为我想做的事情在这个时代现状里很少有人会赞同，但是我又觉得生逢其时，因为我有了新的观念，我只要去做，就会推动别人去认识这个问题。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应该是生逢其时吧。

记者：汶川地震发生后，很多导演跑去灾区拍摄，对此现象你怎么看？

王小帅：地震发生时我在西安，当时我的第一时间反应是：好了，肯定又有大量人冲过去，果不其然。灾区的情况需要反映，但是电影的功能在哪里，你要怎么去表现，这是很敏感的问题。我主张用资料的方式对灾区的情况做一些记录。做灾难片有一定的规律，作为影视作品如何去表现，其实很难。我不想妄加评论，不过对于那些冲动的行为，我是有所保留的。

记者：你现在在做什么，接下来有怎样的规划，会找怎样的选题？

王小帅：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我正在思考的，因为我比较慢。我觉得拍电影就像摸自己的脉动，这个时候脉动在哪里，自己感兴趣的在哪里，需要不停地去寻找。我希望要拍电影的话，每一部片子都要找到与自己心率合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