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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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京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的同时，也存在许多制约其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因素，文章从微观要素、中观组织和宏观政策三个层面深入分析其原因，并提出要完善土地、人才、资金和技术的要素投入机制，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或合作联社）和加快法律制度供给、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
[关键词]北京农民专业合作社；市场竞争力；都市型现代农业
[中图分类号 ]F321.42 [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10-0033-04
伴随着北京城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北京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个过程中自发产生了多种合作经济组织，这些合作经济组织在组建方式、社员构成及内部机制等方面也呈现出多专业、多类型、多成分、多形式的特点。在各种不同的合作组织中，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北京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流形式，也是发展最为迅速、最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种。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实施以来，北京农民专业合作社从2007年的1 203个，迅速发展到2012年的5 179个①。
农民专业合作社确立了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使农民能够参与市场竞争，形成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自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实施以来，北京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有利于解决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与社会化大市场的矛盾、有利于转变农民在市场交易中所处的弱势地位、有利于降低农民的市场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的优势得以迅速发展。
截止到2012年底，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共5 286个，按《登记条例》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5 179个，其中种植业2 901个，林业150个，畜牧业1 462个，渔业99个，服务业260个，手工业52个，其他255个。按《登记条例》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数约24.1万个，辐射带动农户约20.4万户①。
当前首都北京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三农”工作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北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还存在一些与之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
（一）存在着“小、弱、散”的现象，组织化程度不高
2012年底，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5 179个，合作社成员数约24.1万个，辐射带动非成员农户数约20.4万户。也就是每个合作社的成员平均为46.5个，辐射带动39.4户。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合作社的规模狭小、组织化程度不高。凭借这几十名成员组建起来的合作社，在规模上要提高其在市场竞争中的谈判地位是远远不够的。目前虽然已经出现部分合作社联合社或者合作联社，但是数量较少，规模上仍然有限。
组织规模偏小，导致了农产品规模相应的较小，缺乏市场影响力和产业带动力。尽管在政府的支持下，合作社的产品有农超对接、农企对接等销售平台，但就超市、企业的需求来说，大多数合作社存在品种单一、产品质量不统一、数量过少的问题，远不能满足超市和企业的需求[1]。
（二）产业融合成为发展趋势，但是仍然以从事第一产业为主
在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合作社正在成为促进第一、二、三产业相互融合的重要载体，比如农业与旅游业融合，产生了观光休闲农业；农业与加工业融合，产生了加工农业；农业与物流业融合，产生了农产品配送业；农业与科技融合，产生了科技农业、籽种农业等[2]，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合作社增加迅速，但是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仍然以从事第一产业为主。
最近几年出现的民俗旅游合作社、沼气合作社、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特色种植养殖业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联合社或者合作联社等，有效地将第二、三产业与第一产业融合在一起。比如2012年5月份成立的北京井庄柳沟村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以“火盆锅——豆腐宴”为主的民俗旅游，名气打响之后，除了发展乡村旅游接待，还带动了豆腐加工、果品采摘、土特产品等的发展，有效的将农业与服务业结合起来，提高了农产品的产品附加值；密云县的奥金达蜂产品专业合作社，2007年投资320万元建起了自己的蜂产品加工生产线，产品涉及4大类18个品种，年加工能力达到2 000吨，申请注册了“花彤”牌商标；2008年，合作社投资40万元建成养蜂科普观光园，年接待游客2万人次①。但是总体上以从事第一产业为主，产业融合发展仍然较慢，此类合作社数量有限。2012年在5 179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中，从事种植业、畜牧业的分别有2 901个、1 462个，分别占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的56.0%、28.2%，也就是总计占比84.2%的专业合作社从事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从事服务业、手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共567个，占比只有10.9%。
（三）注册商标和实施质量认证的合作社数量不多，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
北京5 179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拥有注册商标的只有278个，获得专利技术的有16个、拥有使用农产品质量认证的有557个、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的有226个①。注册商标和实施质量认证的合作社总体数量不多，大部分没有品牌，即使有品牌，知名度也不是很高，北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品牌意识和质量认证意识还不强。
品牌和质量认证不仅仅是商标标识，更是信誉的标志、产品品质的保证，也是获得高附加值的重要来源之一。农民作为合作社成员往往关注销售和获利等短期利益，而不注重自己的产品质量标准认证，容易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且难以控制。这不利于品牌和市场的培育，无法改善其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从而也难以获得较高的利润和产品附加值。
二、影响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原因分析
在当前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推进农业市场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大背景下，都市型现代农业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重点和方向，但是在实践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面临很多问题，深入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约因素，突破其发展的瓶颈，实现从传统农业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转换，对今后北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微观要素层面
第一，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土地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北京农村土地资源呈现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北京土地总量不断减少，人地矛盾尖锐。二是规模小，人均土地占有量少。北京耕地呈现规模小、细碎化的特征，这增加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组建的谈判成本和产品生产的成本，不利于农业生产集约化和规模化，不利于农业机械化、设施农业等的推广。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和转型升级。
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缺乏相应的管理人才、专业人才。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特别是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北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多数是农民，自身文化素质、农技素质不高，合作社的发展状况主要取决于大户、能人、公司等领办者，但是大多数合作社的领办人和管理人员缺乏市场经济所需的知识经验和现代管理手段[3]，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专业人才也比较缺乏。此外，随着北京城市快速发展和扩张，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多的向城市转移，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直接从事合作社的管理人才和技术骨干越来越紧缺。
第三，资金缺乏成为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农民专业合作社资产总额不高，贷款融资能力不强，政府财政扶持力度有限且覆盖不均匀。北京市2012年已按《登记条例》登记的专业合作社：每个专业合作社平均资产总额为116.94万元，平均固定资产净值为43.69万元；平均负债总额17.37万元，平均银行贷款余额3.14万元②。北京市2012年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获得财政扶持资金的专业合作组织③有386个，其中获中央财政扶持的有17个，市区县财政扶持的有371个，其他财政扶持35个④，资金总额13 880.45万元①，平均每个专业合作社2.68万元。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说，无论外部融资还是内部信用合作都困难重重[4]，政府财政支持也有限，资金缺乏成为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第四，高新科技成果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应用不够广泛。当前北京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发展时期，如何将工业化、现代化的成果应用到农业中，是今后发展的重点。都市型现代农业是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相融合的产物，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都市型现代农业在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已经有部分发展，如石城镇民俗旅游合作联社，促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北京绿菜园蔬菜专业合作社发展设施农业，致力于发展无公害蔬菜和有机蔬菜等，但是在生产经营中充分应用现代化、信息化农民专业合作社还不多，高新科技成果尚未广泛推广。
（二）中观组织层面
第一，横向联合不足。由十几户、几十户农民组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较小、组织化程度较低，而且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都是同类产品或者同类服务的联合，产品品种比较单一，这决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具备市场谈判能力，无法掌握市场的供给需求状况。面对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产品滞销的情况时，合作社不能有效地抵御市场风险，农民急需更高层次的组织起来，增加合作社横向的联合，实现规模化经营、多样化经营。
第二，纵向一体化程度不高。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从事一产为主，主要在生产环节发挥作用。在“产”和“销”两个环节上，总体来说“销”的环节比较薄弱，产加销一体化服务的合作社也以销售初级农产品为主，无法实现产、供、销和农、工、贸一体化的目标，从事加工流通的合作社很少，即使进入加工流通领域，也主要是提供农产品原材料，缺乏深加工环节[5]，产业纵向一体化程度低，不能充分带动二三产业的发展，也不能带动更多的从业农户。
规模较小、结构单一，横向联合不足、纵向一体化程度不高的现状，导致了农业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农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较低，农民仍然不具备市场谈判能力，无法掌握市场的供给需求状况。
（三）宏观政策层面
第一，法律法规不健全，阻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6]。对于土地入股、土地流转组建的专业合作社，民俗旅游、运输、编织等副产品组建的专业合作社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或者合作联社）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不能明确各种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组织性质、业务范围以及相应的责权利关系，就不能规范合作社内部成员关系和外部交易关系，保障合作社及其成员合法权益。
第二，政府扶持、引导力度不够。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是以农民为主体，以自发为前提，自下而上发生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方向、组织方式和内部规范等方面没有成熟的组织经验和相关知识，迫切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与指导，但是当前的政府扶持、引导力度不够。当然这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首都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任何试验改革的效果都会被放大，因而在国家没有相关法律政策出台之前，北京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政策支持相对谨慎。
三、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土地、人才、资金和技术投入机制，合理配置微观要素
根据北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四大微观要素——土地、人才、资金和技术的不同特点，完善土地、人才、资金和技术的投入机制，使生产要素得以合理配置，提高北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效率和劳动生产率。
第一，保障农民的流转收益，鼓励土地流转。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改革完善承包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农民的土地流转权益。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完善农村产权交易，鼓励和规范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二，加强合作社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的培育与引进。一是加强对合作社社长及主要管理者的培训，使他们树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理念，增强经营管理才能。二是适当的引进管理和专业人才，包括聘请专门的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配备大学生理事长助理等。三是与农业类高校、院系合作，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机构，进行短期培训和长期教育，壮大合作社专业人才队伍。
第三，采取多方举措改善合作社融资难的局面。一是支持农村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建设真正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正规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二是解决银行贷款和合作社资金需求之间存在的期限和用途方面的结构性矛盾，使银行贷款与合作社需要相匹配。三是总结北京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试点的经验教训，完善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7]。四是加大中央政府及北京市地方政府的财政扶持力度和广度，尤其是急需财政支持的弱小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四，加快推广现代农业技术，用高新科技成果支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因地制宜， 加强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基地建设。充分利用高科技农业、品牌农业、安全农业、观光农业、组织化农业、信息农业等，提供高质量、高品位、高附加值、无污染、多样化、功能化的农产品，建立农产品追溯机制，建设从田头到餐桌的完整的食品安全体系[8]。
通过对生产要素的调整，合理配置要素资源，使各要素充分发挥作用，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效率，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和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
（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或者合作联社，增强组织化程度
当前北京自发产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或者农民专业合作联社，具有更高的组织化程度，很好的适应了生产的需求，能够有效的解决横向联合不足、纵向一体化程度不高的问题。但是现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没有提及关于合作社联合社或者合作社联社的内容，这就使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在法律地位、组织性质、业务范围以及相应的责权利关系缺乏法律依据和利益保障，此外合作社联合社或者合作社联社在注册登记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没有修改完善之前，政府应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合作社联合社或者合作联社，鼓励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合作社形式的发展。
（三）加快合作社法的制度供给，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它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而政府需要承担对所有权的保护和实施。因此，政府应该根据实践的需要，尽快修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扩大本法的适用范围，明确各种合作社的法律地位、组织性质、业务范围以及相应的责权利关系，规范合作社内部成员关系和外部交易关系，保障合作社及其成员合法权益。
自发产生的北京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还不规范，需要更多法律法规的支持、政策规范的引导，因此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解决合作社实际发展中的困难，在新技术推广、规范管理、教育培训、仓储、物流等环节给予引导，并在土地流转、融资平台建设、减免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