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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Sam时,我们两个都是孩子。那时,我瘦弱得不到90斤,四肢细长,顶着一颗大头,整个人像根棒棒糖。他是个比我大一岁的大男孩,老爱戴着顶棒球帽。我们都是第一次长时间背井离乡,也是第一次接触剧组的环境。我在一个大导演的公司做宣传,而他是甄子丹的助理。
Sam是上海人,之前做文职的仓库管理,比我还晚几天到剧组。碰到他的那天,大家正在银杏村泥泞的小屋一楼开工。灯光师说人影儿会穿帮,所有人都必须蹲下来装蘑菇。我蹲在地上,聚精会神地盯着导演的监视器看。等喊Cut后,大家站起来活动冻僵的身子。Sam笑嘻嘻地盯着我锃亮的新雨鞋,说:“好干净!”然后踩了我的雨鞋一脚,泥巴粘在鞋头,看起来和他的鞋子一样脏了。“好讨厌啊。”那是我们第一次对话。
走在银杏村弯弯曲曲的“黄金”小路上,很容易迷醉其中。Sam会突然出现,大力拍我的帽檐。因为不熟,好几次他这样做时,我都以为他认错了人。后来发现,他跟谁都这样,爱玩爱笑,也会关心别人。那时拍雨戏,有没穿雨鞋的同事站在水里,他就会踢过去一张麻袋说:站上去,又没穿雨鞋,站在水里做什么。
最近看《小时代》里,宫洺助理林萧的如履薄冰,想起我几个做明星助理的好朋友,当然也有Sam。回忆里,他打伞、他奔跑着跃过铁丝网去泡面,他累了坐在椅子上被同事一脚踹起来??工作相当用心,下巴明显尖了。
有次甄子丹拍一个帮村民推小车的戏,果然是武打明星,力气过大,帮忙帮过了——车翻了。我偷眼看了眼导演,他脸上写着个“囧”字,监视器的屏幕里,我看到工作人员镇定地把车翻回来,甄子丹看上去也良善小白状。这时,导演的帐篷外响起一阵欢快的笑声,“哈哈哈哈哈哈哈,快看,他把车掀翻了哎!”事后,我笑Sam二百五,“好蠢啊,那是你老板哎!”“那也没有你二百五,拍戏时偷马骑所有人都看到了。”“??好吧。”
剧组里的人,大多数萍水相逢,很难碰到合眼缘的朋友。坏小子sam算是其中之一了。本来,我以为拍完戏回到北京,大家又可以在一起玩儿。甄家班那时的据点在华贸附近,离我住的地方非常近。Sam也精心购买了一些面膜,以供他的皮肤在干燥的北京继续保持“娇嫩”。可是也许是志向不对路,他在北京过了一个冬天,就回了上海。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10年的华鼎奖。我那时送一位导演去领奖,组委会没有给助理们安排座位。我被塞了一张现场票到后面去看颁奖,看看1600元的面值,真想立即把票卖了。但我只能把它撕了,然后继续堵在嘉宾入口,抱着导演的衣服在舞台旁边站着等。这时,人群中,我见到了Sam。
我们愉快地调侃着电影节,我“脑洞大开”,“大学生电影节、金鸡奖、百花奖,可以合并为大花鸡电影节”。这时,观众席上有人振臂高呼了一段充满了敏感词的口号,他的情绪十分激动,随时准备“英勇就义”。保安如临大敌,周边观众十分惊恐。很快,韩庚上场了,那人的声音一下子被粉丝的尖叫盖过,他试图勾起大家的怒火,但是连保安的包围动作都显得那么不紧不慢。
老板们拿完了奖,Sam和我匆匆告别。年轻时的我们,就在荒诞的口号里、群众惊恐的尖叫里、保安不紧不慢的追捕里,香港和台湾电影人新鲜的“张望”里,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