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抗战时期话剧的轰动剧目及日本电影上映场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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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已经六十一年了。虽然对抗战时期，尤其是沦陷时期的这段历史已经做了一些整理研究工作，例如，在文学方面，已出过好几本文学史，对沦陷区的作家如张爱玲，有了较为恰当的评价。然而对这段时期发展最快、最为繁荣的话剧，却谈得很少，提起来往往都以“商业演出”一语带过。

黄佐临先生的话剧生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如何评价这一阶段的话剧，不仅关系到如何评价黄先生的早期工作、关系到每一位从事过这段时期工作的话剧人，也关系到如何评价我们族群的一段重要文化记忆的问题。现在，我们看看以下事实：

一最轰动的话剧

孤岛时期(1937年11月～1941年12月8日)最轰动的三部戏：

1《家》(1941年1 2月4日～次年4月4日；4月17日～5月8日，174场。吴天改编，剧艺社演出，洪谟导演)

2《李秀成殉国》(1940年3月1日～4月4日；4月1 3日～1 8日，81场。阳翰笙编剧，剧艺社演出，吴琛导演)

3《蜕变》(1941年10月10日～11月15日，37场，被禁。曹禺编剧，上海职业剧团演出，佐临导演)

沦陷时期(1941年12月8日～1945年8月15日)最轰动的三部戏：

1《秋海棠》(1942年12月23日～1943年5月10日，200多场，观众总数达180，000人。编导费穆、佐临、顾仲彝)

2《文天祥》(1944年1月1日～5月13日，186场。吴祖光编剧，联艺演艺公司演出，张善琨导演)

3《金小玉》(1944年9月24日～12月17日，100多场。李健吾改编，苦干剧团演出，佐临导演)

除《家》与《秋海棠》之外，其余几部都是直接或间接表达抗日爱国意识的。六部剧中，佐临先生就参加了三部，从这点就可以看到佐临先生的杰出贡献。

通过以上数字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抗战期间，主流剧团及大多数观众都在借剧场这个公共空间传达及表达爱国情感。

二日本的“电影战”

1944年2月，日本的国家喉舌机关――朝日新闻社出版了《电影战》(津村秀夫著)一书，此书谈到“电影战是此次战争中进行文化战、思想战的有效武器，作为国家总体战的一环，特别是当需要对占领地区及中立国强行推行文化政策时，尤显重要”。书中说，大东亚战争爆发，日军接收上海租界后，终于为推行“电影战”奠定了基础，使“电影战”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那么让我们再来看看“电影战”的结果吧。

1943年大光明剧院等一流电影院上映排行榜上高居前三名的影片如下：

以上数字反映了人们自觉的抵制意识。比之日本影片，尽管剧场的所在地、设施及座位处于劣势，尽管资金及设备都很有限，但话剧仍冲破了政治上的制约，战胜了当权者。而话剧的最大武器是中国话剧人的血肉，是凝聚着族群智慧的“中国话”。

可以这么说，日本军不仅是在战场上“确保住的不过是点与线”，在上海的娱乐场也同样，日本军的“电影战”、文化战自始至终都处于“中国话剧”的大海之中，直至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