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消费思想的近代性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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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谭嗣同的消费思想一反中国传统“黜奢崇俭”的主流消费观，旗帜鲜明的主张“崇奢黜俭”，并将奢俭的范畴由消费领域引向生产领域，阐明崇奢黜俭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其用意即在为近代新式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定建构新的理论。这一思想是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具有强烈的近代性。其论证有破有立，大胆而新异，反映了作为维新志士的谭嗣同整体思想的锋锐与光芒。研究和探讨谭嗣同的消费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社会经济的健康顺利地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谭嗣同；奢俭；消费思想；近代性；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B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4-0052-04

自鸦片战争开始，在遭遇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历史境遇下，中国产生了发展新的工商业、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经济的内涵和本质都发生转变的时代要求，这一要求就是中国经济近代性的体现。在传统社会中，消费思想的主导观点是“崇俭黜奢”，但是到近代，这一消费思想已与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相违背，因而受到经济界与新的知识阶层的批判。各种具有近代色彩的消费经济理论纷纷出现，其中谭嗣同的“崇奢黜俭”之论颇具代表性。本文试图就谭嗣同消费思想的近代性及其现实意义进行探讨。

一、 谭嗣同“崇奢黜俭”消费思想产生的历史境遇和时代使命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力的水平低下，社会物质财富的供给与人们的消费需求之间总是呈现为一种“短缺经济”状态。这种客观的经济状态，决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总是把“崇俭黜奢”作为基本的消费取向。但是，这种消费观并不是立足于生产发展来看待消费问题的，提倡“俭”并非是为了增加积累、扩大生产，而往往只是一种应对供给不足的被动选择。有时还把新技术的应用和新生产门类的出现视为“奢”，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谭嗣同“崇奢黜俭”消费思想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逐严重。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但是，顽固派却还梦想继续维持旧有的政治经济秩序，维护自身的集团利益。他们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计穷技拙，却反对一切改革要求。在经济领域，他们大力鼓吹、宣扬“崇俭黜奢”论，利用这一传统经济思想教条作为反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武器。但他们的“崇俭黜奢”论，强调的主要不是个人消费方面，而是生产消费方面。在当时具体的时代环境之中，“崇俭”实际上就是要就是坚持传统的落后的生产方式；“黜奢”就是反对从西方引进新式工业和新的生产技术，反对向新式工业投资。

针对顽固派的“崇俭黜奢”论，谭嗣同明确地提出了“崇奢黜俭”论。谭嗣同所谓的“崇奢”，主要不是指向个人消费方面的奢侈挥霍，而是主张把财富投入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在生产消费方面“崇奢”。“黜俭”则是反对富人囤积、闲置财富，主张让财富充分流转，发挥其应有的社会经济功能，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因此，谭嗣同“崇奢黜俭”论的目的即在于以“崇奢”来刺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以收富国富民之效；以“黜俭”来反对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谭嗣同认为，只有在维新变法中推行他的“崇奢黜俭”消费思想，“凡利必兴，凡害必除”，才能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挽回国家利权，解救民族危机，才能求得国家民族的“自立”[1]。显然，谭嗣同“崇奢黜俭”消费思想被赋予了重大的时代使命。

二、 谭嗣同“崇奢黜俭”消费思想的近代性

谭嗣同“崇奢黜俭”消费观的内涵有“破”与“立”两个方面。他对“奢”“俭”问题独具特色的阐述，体现出鲜明的近代性。

第一、“破”的方面，通过辨正“奢俭”名实以“黜俭”。

“奢”和“俭”总是相对于一定的标准而言的。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对“奢”和“俭”的认定有着不同的标准。封建统治集团的“崇俭黜奢”论，其实质是尽量压低下层民众的生活消费需求，以体现社会政治等级的差异。“生活水准的差异经常都被当作政治或社会差距所必需的标示来加以辩护”[2]。这句话足以揭示奢俭问题的实质。谭嗣同也正是立足此点来辨正“奢俭”名实以“黜俭”的。

（一）奢俭的划分具有相对性，但是这种相对性表现的是贫富分化与对立的社会现实。“且夫俭之与奢也，吾又不知果何所据而得其比较，差其等第，以定厥名，曰某为奢、某为俭也。今日使用千金，俗所谓奢矣，然而有倍蓰者焉，有什佰千万者焉。奢至于极，莫如佛。”[3] “今日使用百钱，俗所谓俭矣，然而流氓乞丐，有日用数钱焉，有掘草根、屑树皮，苟食以待尽，而不名一钱者焉。俭至于极，莫如禽兽。”[4]这种贫富奢俭的分别和对立是相当鲜明的。

（二）奢俭的分别是受统治集团意志所支配的，具有鲜明的的等级性。封建统治集团鼓吹黜奢崇俭，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他们的现实经济利益进行辩护。“本无所谓奢俭，而妄生分别以为之名，又为之教曰黜奢崇俭。”当时，清末顽固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刘锡鸿就提出，为了保证统治集团能够“衣租食税”，就要强迫广大民众“无异穷乡僻壤者之勤于耕凿而俭于食用”，“严示以衣食用度必不可逾越之规。”[5]这种严格的消费限制，表现的正是一种对立的、等级森严的关系。谭嗣同认为，只有打破君主专制的枷锁，振兴民权，人民有了生存自主和追求经济利益的权力，发展新式工商业，才能摆脱贫穷落后，摆脱“俭”的束缚，“一旦衔勒去，民权兴，得以从容谋议，各遂其生，各均其利，杼轴繁而悬鹑之衣绝，工作盛而仰屋之叹消。矿禁弛，谁不轻其金钱；旅行速，谁不乐乎游览？复何有俭之可言哉？”[6]经济制度的变革和进步必须以政治制度的变革和进步为基础，发展社会经济必须解放人权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是近代维新派思想的特色。

（三）崇俭是一种矛盾之说。因为如果按照既要“崇俭”之说，历展生产、繁荣社会经济的种种措施就是毫无必要的，这些措施就应当加以禁绝。“衣布枲足矣，而遣使劝蚕桑胡为者？岂非导之奢乎？则蚕桑宜禁矣。通有无足矣，而开矿取金银胡为者？岂非示之汰乎？则金银宜禁矣。推此，虽日胶离朱之目，攦工倕之指，犹患不给。凡开物成务，利用前民，励材奖能，通商惠工，一切制度文为，经营区画，皆当废绝。”[7]但事实上，养蚕种桑、开矿取金银等活动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鼓励，可见“崇俭”之说的内在矛盾。

（四）“俭者美德也”是一种虚伪的说教，“崇俭”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危害。谭嗣同指出，“金玉货币与夫六府百产之饶”“为生民之大命”。但是在“崇俭”的幌子下，富人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财富、维护自己的私利而“持筹握算，铢积寸累，力遏生民之大命而不使之流通”。财富流通一旦受阻，则经济必然凋敝，其结果是“今日节一食，天下必有受其饥者；明日缩一衣，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家累巨万，无异穷人，坐视羸瘠盈沟壑，饿殍蔽道路，一无所动于中，而独室家子孙之为计。”[8] 在这里，谭嗣同对“崇俭”之说所导致的危害揭示得相当清楚。

（五）驳斥“节俭致富”论，反对顽固派的“保富论”。在封建时代，富民们往往以“节俭致富”来掩盖其剥削实质，为他们的巧取豪夺寻找道义支持和进行正当性辩护。谭嗣同对此进行了批驳。他认为富人并非道德高尚、慷慨大方的慈善家，而是吝啬贪刻之徒，“乃其刻谿琐啬，弥甚于人，自苦其身，以剥削贫民为务。放债则子巨于母而先取质，粜籴则阴伺其急而厚取利；扼之持之，使不得出。”最终吞并乡邻以供其奴役，“及其箝络久之，胥一乡皆为所并吞，遂不得不供其奴役而入租税于一家。”这样，“富而若此，岂堪更保耶？”[9]

第二、“立”的方面，通过旧题转出新意以“崇奢”。谭嗣同所提倡的“奢”，虽还保留传统内容，但同时也被赋予了更多时代内涵。

（一）消费领域的“奢”害私而利众。“夫岂不知奢之为害烈也，然害止于一身家，而利十百矣。”[10]这包括两层意思，一方面，对于个人来说，奢只能散财而不能聚财，对于个人财富的积累是有害的；另一方面，“奢”可以通过刺激消费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地主、工商业主可以“从而取赢”，实现利润，同时也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谭嗣同反对“垄断天下之财，恝不一散以沾润于国之人。”[11]

（二）“崇奢”兴机器可使“人皆蒙惠”。谭嗣同“崇奢”之意不在于夺富人之资财散诸贫者，而旨在动员富人把奢从个人生活消费转向生产消费，投资机器生产。“富而能设机器厂，穷民赖以养，物产赖以盈，钱币赖以流通，己之富亦赖以扩充而愈厚。”[12]这种以崇奢开源为指向，“人皆蒙惠，而已固在其中”，是崇俭节流的旧的生产方式所不能比拟的。

（三）“崇奢”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开源之具在兴机器，机器之利在省时省力。谭嗣同综合分析比较了近代社会中西发展的状况，指出西方富强崛起而中国贫穷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已经实现近代化的机器生产而中国仍然停留在传统自然经济落后的技术层面，耗时而低效。他说：“惜时之义大矣哉！……自西人机器之学出，以制以运，而惜时之具乃备。”“合而计之，一世所成就，可抵数十世，一生之岁月，恍阅数十年。”[13]中国人则并不以惜时为念，“此累月经年之中，仕宦废其政事。工商滞其货殖，学子荒其艺文，傭走隳其生计，劳人伤于行役，思妇叹于室庭。”[14]谭嗣同认为中国若长此以往而不思更张，必有亡国灭种之危险，“时去则岂惟亡其国，将并其种而忘之，抑岂惟存亡之然哉？” [15]

（四）谭嗣同把“人人皆可奢，物物皆可贵”的标准视为社会进步、人性不受奴役禁锢，得以充分自由发展，物性不受人为扭曲，可以充分展示其优长的基本要求。“夫治平至于人人皆可奢，则人之性尽；物物皆可贵，则物之性亦可尽。”[16]谭嗣同认为，社会进步到了“人人可奢，物物可贵”就不仅消弭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同时也真正的消弭了“奢”“俭”之间的分别与对立，即意味着人们之间的经济悬殊也消弭了，“不惟奢无所眩耀，而奢亦俭，不待勉强而俭，岂必遏之塞之，积疲苦反极，反使人欲横流，一发不可止，终酿为盗贼反叛，攘夺篡弑之祸哉。”[17]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共同富裕是消弭社会动乱的基础，谭嗣同这一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三、 谭嗣同消费思想的现实意义

从谭嗣同生活的十九世纪末迄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百年嬗变，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求强求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的主题依然未变。谭嗣同把“人人皆可奢，物物皆可贵”，把社会进步、人们的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其社会理想，这一理想仍是我们今天努力的方向。我们今天研究谭嗣同“崇奢黜俭”的消费思想，发掘这一思想的特殊内涵，也可以为我们解决当前经济生活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提供借鉴。

2008年从美国华尔街开始的金融海啸迅速蔓延全球，给世界各国经济以重创。[18]这是世界经济矛盾和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就目前而言，我国是一个产能严重过剩、消费严重不足的国家。我国经济具有高度的外向性，进出口总值超过GDP的40%。这使得我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国内生产和对外贸易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是，我国又是一个拥有巨大内需潜力的经济大国，只要国内需求有较大的扩展，将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的制造能力部分转向对内，我国经济就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还会有助于全球经济走出低谷，恢复常态。因此，我国政府实施了积极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防止经济衰退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应该是一个明智的决策。但问题是：我们究竟怎样才能把巨大的内需潜力释放出来？对这一问题，谭嗣同“崇奢黜俭”的消费思想可以在三方面为我们提供借鉴。

第一， 政府资金的投入要充分，甚至适度宽松，同时在资金使用方向上，一方面应更倾向于民生问题，健全城乡一体保障体系，特别是养老、教育、医疗、失业等。另一方面应倾向于农村的软硬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学校、教育、道路、水利、卫生、基本生活设施等，这样，广大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且没有后顾之忧，农村消费市场才能真正启动，为今后经济增长夯实制度基础。

第二， 政府要鼓励富裕阶层扩大生产消费。只有放松管制，打破垄断，消除阻碍民间投资的制度，民间投资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根本在于民间投资，而不是政府主导的投资。

第三， 政府要培植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分配形式的多元化，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贫富悬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据统计，2008年底，我国居民的个人本币储蓄存款高达20万亿元，但其中50%为不足10%的人口所拥有。这种情况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是极为不利的，对于我们当前落实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也不利。这是因为：一方面，富民阶层的消费过度或非理性的奢侈挥霍，尽管对拉动内需、刺激经济的发展起到一些作用，但作用不大。因为这个消费群体在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太小，他们的消费相对于他们拥有的巨大的财富并不存在消费过度的问题。另一方面，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弹性大，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生产，拉动内需，增加就业。但由于他们收入偏低，加上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几大消费所形成的巨大压力，他们在消费上只能“崇俭”，将有限的财富储存起来以备不虞。

那么，如何来培植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呢？我们认为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些年，我国的GDP大约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而“劳动工资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大约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 [19]。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太低，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太高，这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政府要让利于民、藏富于民。我国目前消费率走低，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大量财富除集中在少数富民阶层外，政府也收藏了占GDP的三分之一强的财富，普通居民收入的比例太低。因此，只有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政府让利于民、藏富于民，把财富转移到民生上来，健全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普通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才能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财富，刺激有效需求，推动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20]总之，贫民也有基本的消费能力，社会才能保持繁荣稳定。

参考文献：

[1][3][4][6][7][8][9][10][11][12][13][14][15][16][17]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6、321、322、326、322、322、323、323、323、324、328、329、328、326-327、327页。

[2]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联陞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37页。

[5] 刘锡鸿：《刘光禄遗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五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33页。

[18] 宾建成、吴俊、李宾：《次贷危机与贸易保护主义》， 《湖湘论坛》2010年第1期。

[19] 景天魁：《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制度》，《中国教育报》2008年第3期。

[20] 谢芬芳：《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考》，《湖湘论坛》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