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研究者的调查生活实录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性学研究者的调查生活实录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在中国有一批人以性学研究为业，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状态是什么样的，他们以何种方式进行这项尚未被人们广泛理解和认识的工作？记者有机会与两位性学研究者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经他们同意，现将谈话实录呈现给大家。
方刚 男，自由作家，出版著作30余本，代表作：《社会学家的两性辞典》《21世纪的两性关系》《性别的革命》《当今中国青年女性情爱报告》《同性恋在中国》《艾滋病逼近中国》等。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攻读性社会学博士学位。
采访地点：方刚住所，书房。
记者印象：健谈、热心、平易近人。
颠覆传统性禁忌
记：为什么选择进行性学研究？进行这样的调查出于什么考虑？
方：我从事性学研究可以说是半路出家，一开始比较喜欢文学，写过小说、诗歌等。
真正把我引到对性的研究上，是1994年我对同性恋问题的关注。当时我看到报纸有一条小消息，说北京有些人在做帮助同性恋者的工作，支持他们的自我认知。我觉得自己也有义务声援他们的活动，担道义，为弱者声言。于是便开始做同性恋者的采访，后来写了一本书――《同性恋在中国》。
性学研究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最大的乐趣就是你可以去颠覆很多传统的禁忌，可以挑战很多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有一种成就感――当你挑战了传统的时候，当你用你的思维进行思考的时候，当你觉得你的思维领先一步的时候……这种兴趣不断地吸引着我一步一步做下去，直到现在，可以说我从事这项研究完全是被兴趣吸引的，而在兴趣背后的，我觉得是一种对主流、对传统颠覆的乐趣。
记：性学研究可否作为一个人的终身职业选择？
方：可以，完全可以。我也准备把它作为一个终生的职业选择。但也可以有一些相关的职业，比如我可以到大学当老师，同时进行这项研究。因为性社会学有其特殊性。
记：目前中国的性学研究状况、研究者规模怎样？
方：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性，在我国现在比较知名的可能就是李银河、潘绥铭等。国内单纯研究“性”、并以此为业的人可能很少，也就是四五个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的人在写东西。
从医学、心理学方面对“性”进行研究的人数可能非常庞大，还有一个更庞大的群体是性别研究。
记：从事这一研究的从业人员性别比如何？
方：对性别没有要求，关键之处不在于谁在做，而在于怎么做。
干有兴趣的事又带来钱
记：从事这项研究如何获得资金来源？一般个人收入多少？
方：可以说我以前是一名自由作家。当时没有什么资金来源，进行采访的费用都是我自己负担的，但是我的成果（写书或写文章）能够转化为下一步工作的资金来源。
如果我一段时间不出去工作，完全依靠稿费的话，平均每个月大概有五六千元的收入。
赢利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当然有钱很重要。但是挣钱从来不会成为我的最重要的选择。我希望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同时又带来钱。
记：你研究的主要内容、未来的研究发展方向是什么？
方：我的目标是围绕当前中国性自由现象，当前中国正在发生的性观念的变革或性少数人群来做研究。比如我现在做的多的研究，写成的一本十余万字的书――《当前中国多行为者与社会控制关系的个案研究》，很快会在台湾出版。现在也有一些想做的题目，比如虐恋者的研究、群体的研究等。
最重要的是对“性”脱敏
记：从事性学研究调查者自身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方：最重要的是对性“脱敏”，这是最基本的素质；而且不太把别人的评论当回事。换句话说要进行性学研究必须“脸皮比较厚”。从事这项研究是要有一定承受能力的，我采访同性恋者的时候（1994年），所有人都用怪异的眼光看我，周围环境压力很大。
记：性问题比较隐私也比较敏感，在什么地点采访会比较好？
方：为保证访谈的效果，地点一般都选在单间的茶室或咖啡屋，并坚持一对一的原则。
我家门口原来有一个圆中缘茶馆，以前我访谈都约在那儿，到最后那儿的服务员都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有时一天去两三次。服务员们都用怪异的目光看我，因为我每次去都领着不同的女孩子。坐在一个角落处，亲密地长谈三四个小时。
记：调查中最感动的事是什么？
方：我的《同性恋在中国》一书受到过很多批评，这是由于自己个人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但即使是那样一本书，当时也改变了很多读者的命运。在读者给我的来信中，有很多人说，“从你的书中，我获得了生的希望，以前想死，想自杀，但因为看了你的书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同性恋者专程找到我，跟我说，他读那本书是像读圣经一样的。
我想这不是因为我的书写得好，而是因为十年前，性少数人、性弱者，长期在主流压力下生活，他们太难了，有一点点同情的声音，他们就把它当作圣经了。可见少数人承受的社会压力是多么大。当时还有一个南开的学生来找我，对我说他不敢在宿舍里看我的书，只能天黑以后包上封皮在路灯下看。你就可以感到那种压力，来自社会的压力。我受到很大的震撼。
既不是怀有黄金之心而走投无路的，也不是狂而仇恨男人的同性恋者，是一个根据她的经济处境而选择这个职业的妇女……是比磨坊主或裁缝更好的挣钱职业。
――单光鼐
何为 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性社会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导师为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
采访地点：中国人民大学红楼。
记者印象：敏锐、聪慧、带有浓浓书卷气的才女。
入住式红灯区调查
记：你曾进行过哪些研究，参与过哪些项目？
何：东北红灯区入住调查、深圳红灯区入住调查、女性谈性等。
记：性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一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何：性学研究范围很广，包括性教育、性健康、同性恋以及针对小姐（）的研究等分支领域，这其中就涉及性病、艾滋病等深受全世界关注的问题，另外，小姐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因而，性学研究在国内外都受到较高重视，尤其是在国外。
记：从事这项研究如何获得资金来源？
何：资金大多是世界性基金会和国内相关组织、世界性基金会如世界卫生组织等提供，国内的组织有计生委等。他们会提供一些课题费、项目费。
一般的情况是，他们确定一个课题题目然后找到我们。性学研究与一些热门学科相比资源相对较少，但对一个资源相对少的学科来说，专家就更有优势。项目完成后要提交研究报告，另外，这些出资组织会规定项目完成后文章要发表在哪一级别的期刊上或要在国际会议上发表。对我们来说，一般都可以完成。
收入看具体项目的不同而不同，不一定。
记：调查者自身应该具备哪些素质？调查前需要接受培训吗？
何：需要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如何进行沟通。潘绥铭教授在培训时会提醒我们“放下面具”，想想自己与她们（小姐们）一样，都是20出头的小女孩。
我们到了被调查的地方会先走一下，熟悉地形，与司机聊一聊。要学会用当地人说话的方式交谈，例如，有的地方把聊天叫做“唠嗑”，这样在访问时就不能说比较书面语的“聊天”而要说“唠嗑”。另外，一般到具体地方再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出一套调查方案来。
调查者还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因为有时调查是很危险的。
记：如何选择调查对象？需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调查方法？
何：调查对象要根据研究目的选择。主要看几点：研究目的、可行性、好不好找。
我们做的关于小姐的调查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就是住在当地一段时间，和她们一起生活。例如深圳红灯区入住调查。当时我们住在一个社区里，那个社区小姐比较集中，以性产业为主要产业。我们就在那儿租房住，楼上楼下住的都是小姐。
记：对小姐的调查应该是有一定难度的，你们怎样取得他们的信任，使她们接受调查呢？
何：和她们（小姐）聊天，买水果一起吃。她们一般上午睡觉，下午起床，晚上工作。我们一般下午去采访她们。她们一般都很乐意聊，因为也没有别人可以和她们聊了。但是她们往往对外人有戒心。因为她们从事的毕竟是非法职业。
记：在调查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是如何克服的？
何：最大的困难是没法进入。没办法接近或接近了也难以问到所需的东西。她们对我们还是有戒心的，有很多东西保留。如果仅仅采访一次成功率是很低的。
克服的方法就是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住在那儿，和她们一起生活、聊天，渐渐混熟。一般至少需要3～4次访问才行。
记：调查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什么感受？
何：了解了生活在最低层的女性的生活状态，职业流动情况，家庭状况和她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她们的生存环境很差，比如在东北调查时我们听说有两个小姐被捆起来烧死了，类似的惨事还有很多。由于她们从事的是非法行业，生存没有任何保障，处处被伤害。她们往往是从第三产业流动到这一职业的，是地区经济不发达而造成的女性失业者。社会不应该一味地谴责她们。
记：调查中有没有什么惊险的故事？
何：有一次我和一名小姐一起睡了一晚上。她是一个按摩女。我去那家按摩院好几次，都请她做按摩。在按摩的过程中就和她聊天。后来我们聊熟了，关系好，她就想让我和她一起住在那儿（按摩院），说心里话。我就住在按摩院里。当时我们系的刘振英老师不放心我还留下来和我一起住。
晚上我和那个按摩女睡在一起聊天。我说我们来交换隐私吧。那个按摩女跟我说她从来不出台（），结果我俩正聊得火热，来了一个电话找她，她就急匆匆地出去了。当时都夜里三四点了，估计她一定是出台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真的有些后怕，当时的确很危险，住在按摩院里，来往的都是一些嫖客。也不知那时怎么那么大胆。
记：目前大概是什么人在从事这项研究？能否作为一种职业的选择？
何：目前从事这项研究的人有三类。一是大学中的研究人员，如大学教授、研究生等。二是一些自由撰稿人、记者等。三是一些调查公司。我认为可以作为一种职业。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网站：www.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