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要素驱动增长模式的内在原因及应对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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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要素驱动增长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要素投入膨胀为基础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根据郭庆旺、贾俊雪(2005)的测算,197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呈下降趋势。1978―1993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1/2;1994―2004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为1/3。近年来,经济增长对要素投入的依赖程度似乎还在不断提高。从下表1可以看出,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时期,2003―2007年GDP增长均在10%以上,而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基本都维持在25%左右,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显著。在劳动就业方面,二、三产业同期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第二产业就业增长在2007年甚至高达7.3%。
另外,从能源资源消耗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物质要素投入驱动的特征也非常明显。2006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为5.5%,但能源资源消耗所占比重却远高于此。其中,原油、原煤和总的能源消耗占世界比重分别为7.4%、31%和15%左右,按单位产值能耗,中国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消耗分别占世界消费总量的30%、27%、25%和40%。
以要素投入为支撑的增长模式带来了诸多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对于投资的过度依赖导致内需不足、产能过剩以及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消费比重的不断下降和产能的不断增加必然形成产能过剩的局面,而为消化过剩产能又必然会增加对外需的依赖,于是经济增长逐步呈现“投资拉动、外需依赖”的特点。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率低,产业总体技术结构层次偏低,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低端,缺乏核心竞争力,致使企业能够获取的利润空间非常有限。
二、人口结构在客观上支撑了要素驱动模式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曾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然而,迄今为止我国依然延续了以物质要素扩张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究其原因有多方面因素,包括分配扭曲、财税体制、唯GDP的政绩考核取向等等,而人口结构则在客观上为要素驱动模式的存续提供了支撑。1978年以来,我国的人口供养比(供养人口与工作人口之比)一直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72.5%逐步下降为2008年的39.8%。供养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未成年供养人口比例持续显著下降。1978年,未成年人口供养比高达64.6%,到2008年已下降为28.7%,降低35.9个百分点;而同期老龄人口供养比则由7.9%缓慢上升为11.1%。
“低出生率、低供养比”的人口结构使得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具备了客观条件。一方面,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而我国特有的制度性二元经济结构更是储备了大量近乎无限供给的简单劳动力。在要素投入扩张的过程中,劳动力供给方面基本不会构成增长的瓶颈。另一方面,在人口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工作人口比重越大意味着新创造的价值越多,而社会总消费基本可以假定不变,这样国民储蓄所占比重就会随着提高。国民储蓄是投资(或者说资本形成)的资金来源,充足的国民储蓄同样为资本投入的膨胀提供了根本性的支撑。
三、分配扭曲加剧了经济失衡和外需依赖
人口结构为要素驱动增长模式提供了充足的资本和劳动力储备,而分配扭曲加剧则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膨胀和投资消费的失衡。分配的扭曲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环节,该环节的格局明显有利于资本要素,具体来说又表现为以下三方面:(1)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劳动力长期处于近乎无限供给的状况,导致初次分配中简单劳动力只能按照“生存水平加成”而不是边际贡献来参与分配(Lewis,1954),于是资本要素相应地就获取更多的剩余;(2)部分要素价格受传统计划体制的惯性作用而依然处于扭曲状态,突出表现为能源、资源价格的压抑,从而降低企业成本,增加资本要素的收益和回报;(3)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吸引投资而采取的各种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将国民收入中原来属于政府的份额让渡给企业,从而也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资本要素的回报。
此外,近年来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在不断提高,加上政府再分配调节的乏力,使得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出“居民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企业、政府所占份额不断上升”的格局。
1998―2007期间,工业企业职工工资总额与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之比由1998年的2.42倍逐年下降至2007年的0.35倍;相应的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占工业增加值的份额则由4.3%逐步上升为25.3%。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份额由1998年的67.9%下降为2005年的59.4%;企业和政府收入所占则分别由16.1%和16%上升为20%和20.5%;而这种趋势在最近5年内仍在继续扩大。
国民收入分配的上述格局更有利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并加剧投资消费的不断失衡。资本回报最终体现为企业利润(即企业储蓄),而企业逐利冲动很容易将利润转化为下一期的投资。另外,我国的政绩考核体系中,经济增长依然占据非常重要权重,各级政府在政府消费支出外通常都会选择将更多的份额直接用于投资,因此,政府分配份额的上升同样推动投资膨胀。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总体还不够完善,居民收入中用于储蓄比重还比较大。而居民投资渠道的缺乏又使得这部分居民储蓄转化为居民存款后,最终还将流入投资领域。事实上,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政府消费还是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都呈不断下降趋势,而整个投资消费结构则呈现投资比重不断上升,消费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
由分配扭曲引致的投资消费失衡必然导致产能过剩,并在动态中不断加剧;而在国内消费不足的前提下消化过剩产能唯一的途径就是依靠出口。事实上,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出口呈现2位数以上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性不断强化。原本预期的逆差也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持续顺差。当然,出口的高速增长在根本上也源于分配扭曲给出口企业带来的低成本竞争优势。
四、中国当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首先,我国的资源要素禀赋供给无法支撑要素投入的持续膨胀。从短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供给压力已经开始显现,突出表现为国内的石油、铁矿石、铜精矿等各种矿产资源已经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以铁矿石为例,2001―2008年间,我国进口铁矿石由9230万吨上升为44365万吨。由于中国铁矿石进口占世界出口量的比例过高,国际铁矿石供应商已经形成了针对中国的价格垄断联盟,导致我国进口铁矿石到岸价格由2001年的27.1美元/吨攀升至2008年的136.2美元/吨,而且这种趋势仍在继续,并导致中国钢铁行业生产成本的急剧攀升(见表2)。从中长期来看,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少子老龄化、高龄老龄化”问题也会逐步凸显,将从劳动和资本两个方面减少要素供给。这意味着现有的要素驱动模式将失去劳动和资本两方面的支撑。从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的加深,经济增长势必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投资消费失衡带来的外需依赖很容易造成经济波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需求的急剧萎缩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多年来投资膨胀形成的巨大产能一时间无法消化,大批中小型出口加工企业则因为订单的减少而出现经营和生产危机。另外,依靠贸易顺差形成的大量外汇结余仅仅是一种记账符号,除了能够对GDP增长率有所贡献外,并没有给本国居民带来实质性的福利提高。
第三,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和核心竞争力缺失。这种模式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芭比娃娃的价值分成就是非常典型例证。根据加州大学教授孙涤(2009)的测算,最基本的芭比娃娃在洛杉矶零售价为$9.95,在香港的出口价是$2,其中$1为港人所得,$0.65是进口材料成本,国内所得仅为$0.35,包括工资、管理和折旧、税费以及企业利润。而且,由于核心竞争力的缺失,中国企业大量的出口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通过贸易顺差向国外输出资源和廉价劳动,这从长期来讲也是不可持续的。
五、促进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着力方向
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当前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既要着眼于扭转当期投资消费失衡格局,提高内需作用,降低外需依赖。同时,还应结合未来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要素禀赋变化,及早做出相应的安排和应对。
首先,在短期内应着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以缓解投资消费失衡的格局,并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在于初次分配环节以及资源要素配置环节存在着制度性扭曲。因此,在调节分配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再分配手段的应用,更要着眼于再分配以外其他环节,特别是要尽量消除初次分配环节向资本要素过度倾斜的倾向。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国内需求的目标。
其次,必须从现在开始,加快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逐步提高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应对未来人口结构及要素禀赋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从中长期来看,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必然导致劳动力与资本要素的日益稀缺,消费需求比重将不断上升,投资消费关系也将自然发生逆转,供给能力会逐步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短板。在劳动和资本相对不足的条件下,要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要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同样需要从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入手。现阶段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并不鼓励企业创新活动。技术创新活动本身面临着诸多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而知识的外溢性特征又会降低创新主体(企业)的私人回报,使得完全市场条件下企业主体自发的创新活动会低于社会最优需求水平。要弥补创新不足,必须在分配上对创新活动有所倾斜。然而,在当前的分配格局下,只要掌握了资本、土地、矿产等稀缺要素资源,就能获取丰厚回报,无疑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一种逆向引导作用。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除了注重提高居民收入所占份额外,更要注重引导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第三,为了应对老龄化到来后出现的资本要素不足,应抓紧未来10年人口结构优势尚存、资本要素仍相对充裕的有利条件,着力调整投资结构。将投资重点更多地由工业企业产能扩大转向存量财富积累,特别是交通、通信、电力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在财力允许范围内尽可能扩大基础设施容量。从短期来看,将投资重点转向基础设施建设,既能够消化社会存量资本,扩大内需,又不至于形成过多产能,从而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长期来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交通、通信、电力等方面的需求将持续上升,而当全社会资本要素整体出现不足时再投资改善相关基础设施,必然面临全社会资金不足的问题。在当前社会资本相对充裕条件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其实就是提前打破相关基础设施瓶颈,为未来经济发展预留出足够的空间。
(蔡跃洲,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