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更多的《变形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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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月4日起，湖南卫视在黄金时段开播一档大型原生态真人秀栏目《变形计》。首期《变形计》的主角是长沙网瘾少年魏程和青海山区少年高占喜。在短短的七天里，魏程去青海省民和县的农村给一个盲人当儿子，吃粗面馍馍，下地干农活；而高占喜到长沙，在魏程家体验魏程久已厌倦的富足生活。通过这种互换身份，交换生活，该节目希望让富家子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让贫困少年从外面的世界找到实现梦想的更多动力。节目播出后，收视率一路飙升，而外界的评论却毁誉参半。

有人认为这档节目只不过是“一台商业机器给自己披上最高尚的外衣”，是“一场新的电视作秀”。市场经济条件下，电视节目的功利性和娱乐性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对于善于商业炒作的湖南卫视更是如此，关键是如何把握社会责任与商业效果之间的“度”。我认为《变形计》的开播使得湖南卫视终于脚踏实地接触了一次民生，关注了一次社会，即便真的有为了提高收视率的初衷，真的是为了作秀，也是一次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秀”，一次有积极意义的“秀”。《变形计》比“忽悠”家长烧钱、让小孩子发疯的“超女秀”有教育意义，因为它让两个孩子心灵受到了震撼；《变形计》总比刨根问底地打听明星隐私的“访谈秀”有现实意义，因为它毕竟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平凡生活。

还有人认为这个节目太残忍，因为贫富生活的巨大落差会对孩子特别是穷孩子高占喜的成长造成心理阴影，影响他的健康成长。其实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本来就客观存在，不必刻意遮遮掩掩，贫富之间更不应互相隔膜，互相仇视，这些都不是和谐社会的要求。历尽生活苦难的穷孩子没有城里人想像的那么脆弱和偏执，过几天城市生活就会产生“仇富”心理?或许正相反，对高占喜来说，七天的“幸福”生活，对他是一种激励，给他建立了一个新的追求目标，开阔了眼界的他，会暗暗努力，把幸福生活真正把握在自己手里。而对于城市孩子魏程，“变形”更是一次“忆苦思甜”的教育，他会感受到自己曾经厌倦的生活是多么值得珍惜，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不懂事，几天的农村艰苦生活成为一次很好的锻炼。

此外，这档节目另外一个标本意义是树立了一种角色互换、换位思考的行为理念，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存在这么多对立与矛盾，多数是因为互相隔阂产生的不理解，人们普遍缺乏这种“变形”的机会和换位思考的意识。试想，如果制定政策的官员与普通百姓“变形”一下，还会有这么多脱离现实、缺乏操作性的政策“横空出世”吗?如果医生与患者“变形”一下，还会有这么多医患纠纷，还会产生“看病难”吗?如果学校和学生“变形”一下，还会有这么多“乱收费”和“辅导班”吗……从这个角度来看《变形计》这档节目还应扩大，“变形”的范围，不仅帮助个体“换位”，还应帮助一个行业与另一个行业“变形”，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变形”。这样，才能多些理解，少些隔阂，多些尊重，少些冷漠。

因此，我认为《变形计》栏目是一次商业效果和社会效果双赢的策划，这样的“秀”，多作几次又何妨呢?

【原载2006年9月22日《检察日报・绿海》】

《变形计》的残忍与震撼　孙藜

有些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中国电视人的接轨能力和创造天赋。“超女”接轨的是《美国偶像》，结果却创造出经久不息的举国“海选”运动，像靖哥哥的降龙掌，一波接一波，连绵不绝。大概是怕冰淇淋吃多了腻歪，湖南卫视又“创造”推出了真人秀节目《变形计》。同样也激起了不小的动静。

《变形计》第一期节目中，生活富足的网络少年与家境贫困的失学少年互换角色；七天之后，他们再重新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生活。

社会评价毁誉参半。“毁”之者骂为“残忍”，很真情但略带煽情地说：“当坐在宝马豪华轿车里的贫寒少年，望着窗外的繁华而突然泪如雨下时，不知是否会刺痛观看者的眼睛。”对“誉”之者而言，“刺痛”是肯定的，而他们想要的，恰恰就是这种刺痛；有人很理性但略带一点盲目地指出，既然巨大的贫富落差不是一出《变形计》忽然带来，那么此番“变形”愈是反映巨大的落差，愈可能给观众带来震撼，也愈引发大家关注贫富落差的现实。

我之所以说“毁”之者略有煽情，是因为即使他(她)说出了贫寒少年最大的可能――受到伤害，也还是有另外一些可能的存在，比如用我们的陈词滥调来说，伤害可能是“奋发图强”的动力；此外事情还有另一面，那些富家少年也许会因此“催人警醒”。

老实说，作为旁观者，判断这种“变形”对贫富少年的影响，超出了我们的智力范围。在他们漫长的人生经历中，需要面对很多意外，也会有无数种可能，突然敞开在面前，通向不可琢磨、难以确定的未来。

但我更想说的是，《变形计》真正的残忍，就在于它的震撼。

的确，巨大的贫富落差，以及我们对此种“巨大”的感知，都不是一档电视节目所“突然带来”；但你不能否认，让我们的感知以“刺痛”的方式呈现，让落差以“震撼”的方式“突然”抓住大多数人麻木的注意力，却是真人秀中那个泪如雨下的贫寒少年。如果再按照“寓教于乐”的陈词滥调，《变形计》自然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教育了大众。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当问：为什么，我们对巨大落差的感知，是要通过对一些孩子“残忍”的方式来实现?换句话说，是谁，给了电视台这样的权利，拿那些无论贫富却同样少不更事的孩子，作为“震撼”的工具?!

最善意地看，如果“刺痛”有一个最终目标的话，恰恰是为了孩子、为了未来，消除那些落差；这样，那些惯于“创造”的创造者们，从一开始，就与目标背道而驰。数百年前，一位叫康德的人就说过：人，永远不能被用作手段，人就是目的本身。

【原载2006年11月(A)《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