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质自然 冲淡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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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1864年―1955年)，现代杰出的画家、书法家。原名懋质，字朴存、朴岑，亦作朴丞、劈琴，号宾虹，别署虹叟、予向、黄山山中人等。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浙江金华。幼年时便喜好书画篆刻。先生早年在报社、书局任职，从事新闻与美术编辑工作；后转做教育，先后任上海各艺术学校的教授。又曾在北京、杭州等地的美术院校任教。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华东分会副主席。

黄宾虹的画酣畅淋漓、浑厚华滋、气韵生动。先生喜欢以积墨、泼墨、破墨、宿墨互用，使山川层层深厚，气势宏大。所谓“黑、密、厚、重”的画风，正是他显著的特色。先生在绘画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堪称开一代画风的大家。他在绘画上的光芒似乎胜过书法，其实他在书法上的成就也很耀眼，足可称为一代巨匠，这似乎印证了“书画同源”的道理。黄先生的书法“钟鼎”的功力较深，他精于篆书，妙于行书。先生早年尤好金文，在金文上下过数十年的苦功，对金石搜罗更是不遗余力，平生集藏大量的钟鼎彝器、玺印、石刻等，曾赠浙江博物馆数千件物品。他中年居上海时，主要以金石研究著称于世，对古器物长年累月的摩挲考证，逐步形成了他对篆隶笔法之变的深刻认识，尤其重视钟鼎文字。他对钟鼎文字的结构美、势态美以及章法形式美深有体会，他对其点画的凝练、质朴、厚重，流而不滞的线条，以及整体所蕴涵的书法本质，时有心会。

黄宾虹的篆书作品精神内蕴不露，优美洒脱，质朴柔和，神韵高古，一派自然之趣，他是自然而然地在写自我的气质、意趣和神韵，毫不造作。他注重篆书线条的流动性和意境的高远。他的篆书成就在当时就有很高的评价，上世纪50年代初，友人请他作篆书，曾对赵志钧说：“尊翁大篆天下第一。”余绍宋在1936年写的《与黄宾虹教授论篆法书》一文，可以看作是研究黄宾虹书法的第一篇论文。余绍宋叹服“尊论籀隶笔法递变各端，诚为不刊”，由衷地感慨“今人作大篆，往往用小篆笔法，或杂用草隶体势，皆由未明此理”。

黄宾虹的行书，独立的作品极少，所见的大多是手札、题跋、文稿诗草等。承清末民初的碑学观念，对于碑版金石的用功成为他早期学书的初阶，后来，他从颜真卿的《争座位稿》中深刻领悟了行书的笔意，并以此为中心，再向上下探究帖学的真谛。他的行书得益于他的大篆，他的篆书中带有行书的流畅，他的行书更有篆书的高古苍浑，两相表衬，互为生发。清末民初的金石学大兴，包世臣、康有为等先手倡导北碑，他们尊碑抑帖，终归是失于偏颇。书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碑与帖糅合为一，自成一体，形成自家风貌，康有为等人都做过若干次尝试，但是他们的书法面目还是以北碑的基调出现，没有做到很好的融合。而“自然美”的召唤使黄宾虹在三代古文字的意趣上找到了自我的艺术感受:自然质朴，冲淡虚和，柔中寓刚。为此，先生书艺进入晚年后日渐古朴醇雅、平和简净，不能不说这是他心仪三代古文字的结果。颜平原行书的雄浑朴茂，倪云林行楷书的清和淡雅，在三代古文气息的黏合渲染下，独成一貌。他把金石气渗入了行书的骨髓，仍以行书手札的形式面貌出现，这正是黄宾虹的高明之处。但是我们从黄先生的著述里却找不出一丝他想把碑帖融为一体的想法。黄宾虹却恰恰做到了这一点，看来他不是为了书法而书法，他是在自然地写心、写性灵，他也无意于做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但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却使相当多的专业书法家不敢望其项背，确实达到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高度。

黄宾虹在书法上的成就，还来源于他对书学理论的见解。他曾说：“学书必先探其源流，继须洞悉古今之书法理论，然后穷究用笔用墨之法，必如此，临池之功，始见深厚。”先生对理论的重视远远超出同时代的书画家。黄宾虹在书法上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墨法。他把绘画中的用墨之法巧妙地运用到书法中，使得他的书法更具生命力。有“当代草圣”之称的林散之先生便从黄宾虹处学得此法而终身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