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兄妹的撼世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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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安徽省界首市泉阳镇李小村，一座低矮的新坟前，中年男子杨付魁静静地蹲在旁边。周围半人高的玉米地严严地把风挡住，天气闷热得令人发慌。自从儿子死后，他不知道来过这里多少次。

1个月之前的6月29日，年仅17岁的杨杨，因患尿毒症与肾萎缩，在界首市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医生说，杨杨如果不出去打工，可能不会患病；如果及时治疗，可能会活下来……

因病致贫：小康家庭遭遇灭顶之灾

杨杨和曼曼出生在界首市泉阳镇李小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用周遭邻居的话说，这是个幸福的家庭。父亲杨付魁精明能干，母亲王桂英勤劳善良，两个孩子聪明听话，学习成绩都非常出色，尤其是曼曼，上学期间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三名。这样其乐融融的生活，让杨付魁一家俨然成为当地的“模范家庭”。

然而，2003年春节过后，一场突降的厄运，使这个家庭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经过几天反常的表现后，年仅13岁的曼曼于突然晕倒，不能说话，也走不好路。杨付魁夫妇急忙把昏迷中的女儿送到临近镇上的一个医生家里。在见到曼曼后，医生二话不说，就让杨付魁立刻把她送往阜阳就诊。考虑到路途遥远，杨付魁夫妇用三轮车连夜把女儿推到了界首市的一家医院。

经医生诊断，曼曼患上了“1型糖尿病”。医生说，孩子得的这种病，花再多的钱也根治不了。在王桂英的含泪祈求下，医生给曼曼注射了强心针。

3天过后，曼曼从昏迷中苏醒，而后从急救室转入门诊部住院，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杨付魁家里两万多元的积蓄全部花光。

为了给女儿看病，杨付魁在界首城区拉起了人力三轮车，王桂英则卖起了烧饼，儿子杨杨一有空就到医院去看妹妹。之后，杨付魁夫妇先后去过郑州、合肥的一些大医院。但是，因为经济困窘，最终他们无奈放弃了住院治疗，带着女儿回了家。回家后，曼曼按照医生的嘱咐，自己学会给自己注射胰岛素。为了省钱节约费用，每次注射完毕，她都将用过的注射器和针头清洗好，以备下次使用。

一个偶然的机会，杨付魁听到一个“小道消息”：河南一位民间老医生的祖传秘方，对治疗糖尿病特别有效。大喜过望的他，当天就带着女儿找上了门。没想到，奇迹真的出现了。一个月后，曼曼竟然能骑自行车了，这让一家人看到了希望。

“自那以后，我们每个月都去买一次药，每次都要花掉800块钱。”杨付魁几年来，为了给曼曼看病，他们背上了4万多元的债务。“如果不是我兄弟姊妹多，我们真不知道上哪筹那么多钱。”王桂英说。

为救妹妹，15岁少年病倒打工路

女儿病重，加上4万多元的债务，让杨付魁一家人心头压上了沉重的负担。

这种情绪波及到杨付魁年仅15岁的儿子杨杨，他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学习成绩急剧下降。为此，杨付魁苦恼过，也教训过儿子。但是，每当这时，杨杨总是低着头，什么都不愿意说。

2004年暑假的一个晚上，刚读完初二的杨杨突然提出要外出打工。儿子的话，让杨付魁一下子明白了个中原因，母亲王桂英顿时号啕大哭。曼曼回忆说：“当时哥哥哭着说，‘妈，你们都别哭，咱家欠了这么多钱，曼曼的病还没有治好，我不出门挣钱咱家日子还能过下去么’？”

经过一个月的短训，杨杨学会了最基本的缝纫机工，准备和村里人一起外出了。曼曼说，“哥哥临走时让我不要担心，说一定会挣到足够的钱将我的病治好。”

第二天，在母亲和妹妹的泪水中，杨杨带着两件换洗的衣服和80元钱，踏上与其年龄极不相符的打工路。

到达上海后，杨杨和同去的人被安排到一家服装厂工作。一天工作十来个小时，月收入仅仅700元左右。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在春节前的6个月里，杨杨却陆续给家里寄回了3000元钱。

过早步入打工途，让15岁的少年必须面对离开父母的现实。据杨杨的工友介绍，尽管每天都很累，但是杨杨经常到夜里两三点钟才能入睡。工友们往往在睡醒一觉后，发现杨杨还站在宿舍外，面对家乡的方向流泪。

在杨付魁口中，此类的场景也经常被提起：在杨杨刚到上海不久，杨付魁也去那里打工。他曾抽空看过儿子一次。见到父亲，杨杨非常激动，扑进父亲的怀中，久久不愿起来。当父亲要走的时候，杨杨拉着他的手，脸上满是依恋之情。看着年仅15岁的儿子这种情状，杨付魁没有吃下中午饭，而是给儿子留了5元钱，让他买点零食吃。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离开了。

春节过后，为了能挣更多的钱，杨杨和表哥来到广东省汕头市的一家电子厂。表哥王坤峰说，在电子厂每天早上7点上班，晚上9点以后下班，中间吃饭、休息的时间不超过3个小时，但是，由于年龄小，杨杨每月的工资最多不超过800元。

在工友们眼中，杨杨是个懂事的孩子。为了每天可以节省两三块钱的开支，他经常吃方便面。实在看不下去的表哥，多次劝他不要老是吃方便面了。但杨杨总是说，曼曼看病需要钱，能往家里多寄点就多寄点。据介绍，直到发病，杨杨在当年的6个月时间里，又陆续给家里寄回了3000多元钱。

电子厂的生活简单而又枯燥。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宿舍后，杨杨喜欢一个人坐在床上写写画画。有时谈起家里的情况，他总是躲到宿舍里哭，他说，曼曼有病，家里又很困难，自己也帮不上忙，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多挣点钱。如果曼曼的病好一点，还想回家继续念书。

祝福的“红三角”没能留住哥哥

2005年7月，噩运再次降临。

由于过度劳累和心理压力，加之杨杨的生活过分节俭，他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一天，杨杨在水房里突然倒下，同事们要他去医院看看，但是他坚持不去。。

之后，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无奈之下，他只好打起行囊，踏上回家的路

杨付魁强打着精神，带着杨杨去医院看病。诊断结果让他几乎瘫倒在地：杨杨患上尿毒症与肾萎缩，又是不治之症！杨家再度陷入痛苦深渊。

“大医院治不好去小医院，小医院治不好又回来住大医院。”在这个过程中，杨家再度背上数万元的债务。当四处借债无门时，杨杨被迫回到了家中。“爸爸，别给我花钱了，先救曼曼要紧！”杨杨哭着对父亲说。

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当大人们忙着收麦子的时候，杨杨兄妹俩也没闲着，而是东奔西跑到处割“黄蒿”――一种能卖钱的草药。他们准备把黄蒿晒干后卖掉。另外，他们还把吃药、打针的纸盒以及点滴瓶上的铝片收集起来，留着卖钱。然而，当他们攒下的两袋干黄蒿与半袋纸盒还没来得及卖掉时，杨杨就离开了人世。

2006年6月5日，杨杨病情突然加重。杨付魁拿着7000元借款，再次把儿子送往界首市人民医院。住院期间，杨杨说的最多的话是：“妈，我不想死，等我们好了，我和曼曼将来都要当医生，一个专治糖尿病，一个专治尿毒症。”

6月29日早晨，奄奄一息的杨杨突然起身，要喝妈妈给他熬制的中草药。喝完药后，杨杨突然紧握着父亲的手，哭着要见妈妈。只是，他并不知道，为了他，王桂英已去了合肥，四处向媒体求助。

“爸，我没能给家里做任何事，我对不起你们！”说完这句话后，杨杨四处寻找着母亲，眼神开始涣散，最终紧紧闭上，豆大的泪珠夺眶而出。杨付魁用手小心地擦去儿子的眼泪，号啕大哭。他怀中的杨杨，身体开始变得僵硬……

去逝前，杨杨给妹妹留了一封信，信上歪歪斜斜地写着这样一行字：“我走了，哥救不了你，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当听到哥哥去逝的消息时，曼曼哭得喘不上气来。由于哥哥不让她到医院探望，她没能见上哥哥最后一面。最后一次去医院之前的那天下午，她记得哥哥哭着对她说，他的病治不好了，让她好好活着。

杨杨的病逝，更让母亲王桂英痛不欲生。那天，她和杨杨的表哥王秀华，正在合肥向媒体求助。

不久，王秀华接到了杨杨的死讯。为了瞒住王桂英，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王桂英仍感到不对劲。在再三追问下，侄子在他们踏上返程火车时说了实话。一路哭着回到了家，看到儿子的骨灰盒，王桂英顿时昏了过去。

在杨家三间破旧瓦房的走廊里，一个盛满“红三角”的篓子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杨付魁说，这是杨杨住院时，曼曼在家看家时为哥哥折的。听别人说“红三角”能给一个人带去祝福，于是曼曼就在家不停地折。不幸的是，她亲手折的200多个的“红三角”，没能留住哥哥的生命。

少年之死拷问“农民看病难”

17岁的杨杨去了，在人生刚刚起步的黄金阶段，他却在无奈的挣扎中离开了人世。留给那个贫困家庭的，不仅有无尽的悲伤，还有数万元的债务。而他曾努力挽救的妹妹，健康状况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转。

“我们没有办法！”杨付魁抱着头痛苦地说，“女儿、儿子的病，彻底将我们这个原本条件还不错的家庭压垮了。大病带来的巨大压力，没有哪个农民家庭能够真正承受得起。”

据介绍，在女儿生病之前，杨家每年的纯收入能够达到5000元左右。在当地，这样的收入可以称得上“小康之家”。曼曼生病后，花光了家里2万多元的积蓄。“如果是寻常人家，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当地一位农民感慨地说。

后续的治疗费用更为惊人，已经大大超出了杨家的收入。所幸，王桂英的弟兄姊妹8个，大家共同努力，仍然可以勉强对付。即便如此，在向他们一共借出4万元钱的时候，杨家已经是求借无门了。也因此，杨杨提出外出打工，父母也只好同意。

杨杨患病，彻底将这个家庭送上了绝境。如此重压之下，杨付魁除了四处借钱还是四处借钱。“农民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办法得到其他的救助，我们依靠的，只能是自己的家庭和亲戚朋友。”他说。

“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住不起院”是当地农民患病后最为真实的写照。在当下农村，由于新的保障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医疗费用飙升，而农民收入有限，导致“农民看病难”问题凸显。当地农民这样表述医保缺失下的农村：“小病养，大病抗，重病等着见阎王。”

记者了解到，在杨付魁所在的界首市，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力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仍没有建立。据阜阳市卫生部门一位人士介绍，尽管安徽在2003年就成为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但在目前，由于受地方财力限制，阜阳市仅有颍上县参加了试点。包括界首市在内的其他7个县、市、区都没有建立。他预计，阜阳全面推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在2008年。

与此同时，阜阳市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仍在起步中。据介绍，在比全省的步伐慢了两年后，阜阳市开始着手构建农村医疗救助体系。今年，上级拨付界首市30万元资金用于这方面的工作。按照规定，界首市本级财政必须配套拿出30万元。但是，地方配套的资金没有到位。界首市仅依靠这30万元上级拨付资金，在县内选择10个乡镇调查摸底，实施救助。目前，摸底工作仍在进行中，一旦有农民被圈定成为救助对象，将会得到最高不超过3000元的医疗救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没有建立，农村医疗救助体系构建工作刚刚展开，当此之下，对于杨付魁一家而言，注定暂时无法得到制度带来的“好处”。

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提出，即便这两项制度在当地都成功建立，对类似杨付魁一家所面临的“灾难”，也只能说是缓解，却不能根本解决。因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阜阳当地设定的报销“封顶线”是2万元。按照中国医疗合作制度中最高不超过50%的报销标准，即便杨付魁可以报销掉2万元，剩余的费用也是类似于杨付魁这样的家庭所无法承受的。此外，当地最高不超过3000元的医疗救助标准，对于大病家庭来说，也无异于杯水车薪。

“当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对于缓解农民看病难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因此，各地应该加快构建步伐，让农民早受益。”这位人士说，“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类似杨付魁这样家庭面临的难题，在目前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或是没能发挥最大效应的情势下，必须找到相应有效的化解之策。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不仅有赖于有关部门的努力探索，更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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