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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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转型中国，政治参与正在网络社会中广泛形成。网络社会人际关系的特征与政治参与形成的扩散性动员的需求相拟合。网络社会人际关系的高密度、群簇化、多维连接和单一、非正式、弱关系的特性使得扩散性动员能够围绕特定事件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而促进网络社会中集体行动的广泛发生、发展。

关键词：网络社会；人际关系；社会支持；扩散性动员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024-04

一、引言

在转型中国，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正在兴起：网络社会中的政治参与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网络社会中的政治参与此起彼伏，一波接一波。已有不少的调查研究证实：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加愿意求助于网络。而国内外的实践证明，这一新兴的政治现象不但有着巨大的社会能量，其背后更是蕴藏着我们还没有探索到的逻辑与规则。无疑，网络社会对新兴的政治参与具有某种全面而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种巨大的促进作用是系统化的，复杂的和多元的。选择从其中的一个方面的关系（即网络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与政治参与的动员社会支持获取之间的关系）对其探索，以求不断积累，最终达致对这两者相对清晰地了解和分析。

二、人际关系、扩散性动员和社会支持

人际关系是指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状态。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活动或决策的集体性的社会行动，从本质上来说政治参与是一项集体行动。政治参与通过动员而得以形成。动员是指发动人参加某种活动，具有鼓动，宣传，激励等涵义，凡是动员必有对象。根据动员的形式和特征，动员又分为博弈性动员和扩散性动员。扩散性动员不以直接参与集体行动为目标，但能为集体的行动的生成和发展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它与博弈性动员既相互区分又遥相呼应。扩散性动员主要发生在事件的爆发期，扩散性动员本身又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它表现在塑造社会舆论，获取社会支持（影响非直接参与者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等），影响政府对事件的处理等方面。

社会支持在扩散性动员的阶段链条中往往承前启后，且比较敏感。它接纳、引导社会舆论，推动政治参与向纵深发展，并最终可能影响政府的处理意见从而塑造集体行动发展的形态。社会支持是指不直接参与集体行动，但能够为集体行动不断提供人力、信息等资源，增加行动的合法性，缓解外部压力的社会体系。在新的网络社会的条件下，扩散性动员的作用和意义在上升，因为它能分化瓦解对方，争取第三方以及团结相关方。社会支持来自两类人群：一种是普通的支持者。他们是基于本身的价值和情感以言论、态度、立场和行动倾向等为方式非直接地介入集体行动，它主要是以一种社会集团的形式表现为一种社会态度和社会压力，形成政治参与的主要潜在群体和未开发社会资源，它们不直接参与行动，当然也会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转化参与形式，由间接参与转为直接参与，从而使得集体行动不断扩散，发展。另一种是作为支持者的社会精英。这些社会精英也与集体行动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很有可能是出于价值和理念对集体行动予以理解和支持，尽管他们人数相对要少，但往往在社会支持的过程中扮演“关键第三者”的作用，因此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拥有普通支持者难以企及的社会资源、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精英群体的支持行动往往预示着事件转机的出现。

作为扩散性动员的一环，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没有社会组织的支撑，人际关系在社会支持的塑造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支持之所以有限，无法形成集体行动所必需的社会规模，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际关系的限制。而网络社会的形成及其中的人际关系的变化，使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成为可能。

三、网络社会人际关系促进社会支持

相对于博弈性动员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对自己的利益具有的天然敏感性和维权的冲动，扩散性动员过程大多与直接的集体行动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至少这种利益关系是潜在的、模糊的。因此扩散性动员的形成和介入需要更为复杂的社会条件，除了要有强大的社会舆论外，还要有其他的条件。其中甚为重要的是要能够在社会舆论的导向下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一般来说，要形成有意义的社会支持，一方面需要集体行动的目标和行动本身要获得一定规模人群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他们要能够在理性人原则的前提下采取行动，因为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没有强烈的社区团结感，理性化是态度和行动的基本准则。在网络社会人际关系的条件下，使得这两者皆有可能。

首先，网络社会人际间集群、多维、实时化的联系方式为广泛的社会支持的获取提供了条件。在传统社会中，特定事件在直接范围上往往仅仅具有局部性的人际关系，更加广泛的外部社会对特定事件的了解是有限的，他们之间的联系更是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双重限制，由此造成必要互动的匮乏。通常人们只有在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才会对一社会事物表示积极明确的支持。因此，在传统社会中，民众的参与行动很难得到外部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潜力和扩张性机会。所以有效的传统动员方式便是组织动员，一旦离开组织，较大规模的民众参与便成为不可能。而高度组织化只有在两种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一种是社会崩溃从而产生的革命性的社会组织，另外一种是成熟社会制度条件下的改良型的社会组织。如果离开这两种组织动员，则只有依靠自发的人际动员，这种自发的人际动员如没有特定的社会条件，则效果有限，大多慢慢消散了，另外一些则只有依靠社会中对抗性人际关系的自发积聚与变化，再在社会变迁的特殊时刻以偶然的形式爆发。在传统社会一个具有主体和空间双重广泛性的参与行动总是难以形成，即使形成也是需要一个相对漫长得多的时间来积聚和发展，而且往往会是“零和型”的结局。

人际动员的基础是人际关系，它具有自发和自由生成的特点。网络社会人际关系本身所发生的巨变，必然会促使人际动员形式和效果发生巨变，并提升政治参与效果，产生全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在由传统社会向网络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际关系则由单向、慢速、线性向集群、多维、实时化方向转化。人际关系具有了巨大的自主性、创造性、自由选择性，进而实现了人际关系的自由再构，丰富而灵活，“一网网尽天下”，处于网络社会中的人群成为一个联动的有机群体，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是一只能煽动飓风的那只小小的蝴蝶。网络社群主要有以下几种：（1）临时社群，如BBS中围绕某条帖子形成的树状话题结构的社群；（2）高密度的社群，一些博主与每天浏览他的博客（微博）的人们；（3）相对固定的社群，如社区QQ群，亲友QQ群，同学QQ群，及其围绕博主交互互动的人群等。网铬社会中，人们能轻而易举地实现在不同的社群圈子里进行大规模地信息交流和沟通，“天涯若必邻”，外部没有直接关系的公众能够被迅速地动员到特定事件中来，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自己关心的社会热点，一个特点事件一旦形成社会焦点，便可以轻易地获得规模化的社会支持群体。

同时网络社会中这种特有的人际联系使得支持行动无须付出巨大的个体代价和成本。在网络社会中人们可以以较低的代价贯彻自己的理想和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只需要在合适的空间和时间维度里，以自己社会资源和行动能力为基础，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采取具有一定惯习性的行动：普通人士只要摇旗呐喊便能为集体行动集聚人气，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则可以直接提案，专业人士则可以提供自己的专业判断，社会精英则可以施加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比如我们看到的在厦门PX事件中的厦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就直接组织了100多位委员的提案；孙志刚事件中，远在千里之外北京的教授等人大要求废除收容法等。他们都不是直接的参与者，却能较准确的了解和认识整个事件，并根据自己的资源和条件采取对策，从而对整个事件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其次，网络社会中人际关系具有单一的非正式特征对社会支持的广泛获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由于具有单一性，大家并没有传统“机械团结”中千丝万缕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纠葛；同时由于非正式性，网络社会中实现了人际关系选择的最大程度的自由和自主。这样在网络中因为某种“际遇”相会的人往往是个“单面人”，彼此的不同和矛盾被网络隐逸，而共同的兴趣和关注却非常容易指向一个集中的焦点，合成集体行动的向心力，从而在相互的弱关系的基础上却演绎出针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统一的强关系的社会支持联盟。尽管这种弱关系可能是暂时的、也是容易弥散的，但它具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和动员能力，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它也有可能向更强和更严密、更全面的组织化方向发展。

在“机械团结”的人际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全人格地投入进来，这一方面可以巨大地增进动员的强度和力度，但又从另外一个方面孕育了巨大的动员危机：一方面所有的“机械团结”几乎都伴随着内部的竞争、矛盾和斗争，彼此的日常的联系既为情感的联络和日常的联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方便，同时这也为彼此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提供了温床；另一方面这种“机械团结”也容易掩盖、压制各种冲突，所谓的“相忍成党”。这种压抑其实就是内部不断膨胀的气囊，在一定情况下自己还会破裂，更难以同心协力对外。尤其是在缺乏共同的社区规则和社区组织凝聚，在市场化和原子化的社会中，人们更加分散而不能相互团结，人际动员便失去了基础。

同时在“机械团结”的人际社会中，社区中的精英分子被卷入到特定的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协作团体的情形甚为普遍，很难从中摆脱出来，社区人际关系结构非常容易形成达伦多夫所谓的“强制性协作权威结构”，即使一些起于垄亩的“草根精英”在获得一定的社会声望和地位后，也容易受到不同的人际脉络限制，乃至俘获，从而限制动员与行动。尤其是在官僚科层制社会，当代转型中国的乡村社区，商业利益集团通过俘获社区精英，从而瓦解社区内的集团抗争成为他们屡试不爽的法宝。

在网络社会中人际关系具有单一性，人们可以隐匿自己真实社会角色的一部或者全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由面集中到线，甚至点。因此在现实世界面对面交往时超重要作用的身份、角色、地位的矛盾和冲突在网络社会中的人际交往中大大减少了或者没有，网络社会中人际关系建立在符号信息的基础上，具有某种物化的性质。正如恩斯特·卡希尔所说：“人是符号的动物”，网络社会的人际联系主要是不具有复杂社会背景的信息符号，这种单一的联系也避免了彼此日常的、总体性的矛盾，虽然个体是有限地卷入，但总体可以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形成一种强关系的协作团体，这种强关系的协作团体与达伦多夫的“强制性协作团体”恰好具有相对性，它单一而集中，围绕特定事件，忽略（实际上也不大可能认知到）其他的矛盾的存在，彼此仅仅由于共同的兴趣和关注点对特定事件采取沟通性的行动，避免了其它常见的矛盾，因而能相互激发，循环前进，把参与行动不断推向新的起点。

同时网络社会人际关系的非正式性使得集体行动的人际动员具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自由性。因为这种非正式关系在网络社会中显得简单、透明，以它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的动机和目标简单、具体、有限，它是一种“现实性冲突”，而非“零和式斗争”。由于没有“机械团结”社会中的情感、角色、责任和期望等的约束，分散的、非正式的支持行动更具有公共性。因此分散在网络社会中的支持人群相互有联系却彼此没有牵制、集体压力或者集体制裁，激发“非理性化”张力的“广场效应”因此受到限制，也使得集体行动更难超越“公共理性”的界限，甚至可能更多地吸纳公众的情绪、意见和观点。反过来它也容易促进内部团结的同时获得社会认同，使得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士可以在特定事件中形成分散却统一的认知、态度和行动倾向，虽然彼此总体上并不十分了解，规范也未十分清楚，且各自分散为战，但目标大致统一，相互有限合作，且能通过网络社会中的实时的信息传递，形成一种总体互动、共振的支持性社会体系。

再次，网络社会中弱联系为基础的关系网络构建了特定事件中的社会支持网络。一般来说，传统的社会冲突是建立在强关系的基础上，所谓的“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它们的支持网络往往是建立在以血缘、地缘、业缘、友缘等为基础的强关系群体。他们由于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集体记忆和共享的价值观念、经历等而形成“机械团结”。无疑，强联接关系是“机械团结”的基础。因此这种建立在“机械团结”基础上的社会冲突往往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破坏性强，冲突的程度高；二是卷入的程度深；三是持续时间久；四是排外性明显。这种冲突模式的动员结构与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密切相关。

这种建立在“特殊关系”基础上的强关系网络，由于对内团结，对外排斥，往往包含大量的非理性的因素，与现代化、市场化的个体型社会不相适应。因此，透过强关系所产生的讯息通常是重复的，容易自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往往内部循环较为充分，而对外沟通和交流不足，在更广大的社会公众看来，他们更多的是追逐私利，或者小群体利益的表现，或者还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冲突，因而无法得到更广泛的社会公众的支持，扩散性动员失去了人际关系的支撑，则无法有效进行，甚至没有，而没有了扩散性动员的集体行动是无法真正持久或者扩展的。

但在网络社会中最常见的人际关系并不是“强关系”，而往往是“弱联系”。这些非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是分散于社会各个角落，平时几乎没有也不太可能有联系，只有在特定事件发生后才因为有了共同的关注点并经由网络才发生了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具有公共性的“普遍性”关系，集中在一个焦点。因此“弱联系”虽然没有“强关系”那样坚固，却与扩散性动员的人际关系需求相拟合，满足了它存在和扩展的需要，因而具有非常强大的动员能量和效率，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网络社会中的人际动员。“弱联系”的这种动能被格兰诺维特称之为“弱链接的威力”。

在特定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弱联系”在网络社会中的人际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是网络社会中参与者之间及其与外界沟通的桥梁，以前受阻于自然和社会条件限制的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人群通过网络社会中的“弱联系”开始了沟通和交流，通过信息的自动筛选和传播的扩散效应，使得更多的人在了解的基础上支持政治行动，形成一个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网。因此当动员者通过网络向几乎是完全陌生的人群信息的时候，他就如一只扇动翅膀的“蝴蝶”，激活无数无形的社会联系，并引起一连串的反应，在无法预料的地方形成新的参与热点与焦点，甚至隐匿于网络社会群体中的政府内部人员都有可能参与其中，并成为推动特定事件变化和发展的“突变”力量。因此也可以这么说，网络社会中的“弱联系”有多广，决定了集体行动的空间有多大。因为正是这种广泛存在的“弱联系”使得网络社会中方方面面的人群得以动员起来，增加了动员的多元性、社会性与合法性，形成一个庞大的支持网络，这个网络能超越政治群体内部的资源、信息与合法性等的限制，为动员与行动的不断扩大与发展提供了可能。

四、结语

将动员区分为博弈性动员和扩散性动员，认为在新的网络社会的条件下，扩散性动员在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在上升，它促进了新型政治参与的广泛形成和发展。因此以前关于集体行动动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狭义的资源动员，本研究则根据网络社会中动员的新特征——狭义的资源意义下降，将动员的对象定位于非直接参与者——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支持可以持续扩展集体行动的范围，不断增强集体行动的社会影响力，源源不断地为集体行动提供人力和信息支持，因此虽然支持者并不直接卷入行动，但其却能在不同战线和位置协助直接行动者实现行动目标，形成集体行动的“第二条战线”。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作为扩散性动员过程中关键的一环，只有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集体行动才会从条件变为现实。

而动员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人际互动，没有了人际联系的确立，社会支持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际关系的形式和特征对社会支持有着巨大的塑造作用或者结构性限制。政治参与作为集体行动同样离不开广泛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的条件下，社会支持是政治参与生成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群体成为集体行动的关键。而网络社会人际关系增强，并赋予其新的特征：人际关系的高密度，群簇化、多维连接和单一、非正式、弱关系的特性使之形成一个分散的、潜在的无形的“类有机体”，它能够突破传统社会条件的种种限制，及时地获取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而有效地实现扩散性动员，使得集体行动在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下能够不断发生、扩展和并持续，进而有可能促进集体行动目标的最终实现。

因此网络并不仅仅带给人们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是它改变了人际关系的结构与形态，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它不再是通过作用于生产力而间接作用于生产关系，而是直接作用于社会关系，极大地改变了人际关系的结构及其属性，使得人们之间的日常联系发生了革命性的“突变”，为广泛、及时并有效的人际动员奠定了人际基础，因此促进了扩散性动员的广泛形成，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网络社会中集体行动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随着网络对人际关系的进一步促进，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它的发生和发展将更加常态化、宏观化，很有可能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或者促进社会变迁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