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岁,席慕蓉还在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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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还在写诗。
2011年10月末，席慕蓉在上海宣传她的第七本诗集《以诗之名》，台湾和大陆同步发行。这距离她的第一本诗集《七里香》出版恰好30年。
68岁的席慕蓉黑衣黑裤，配粉色丝巾，老派得体。宣传新书之余，她还做了一场题为“诗教我的事”讲座。讲座尚未开始，大厅内都坐满了，多为年轻人，甚至还有一群穿校服的高中生搬着凳子挤进来。坐在嘈杂的青春面前，席慕蓉沉默不语。
席慕蓉在开场白里说，她的本行是绘画，但无论绘画还是写诗，幼年时光对她的影响至为深远。
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台湾，她的童年颠沛流离；她是蒙古族，全名穆伦・席连勃（意即大江河），“慕蓉”其实是“穆伦”的谐译，她的家乡变换隐没。“我生在乱世，因为战乱，父母就随便让我读书，我永远是一个站在外面的插班生。这个让我终身带有自卑感，我的自卑感现在好一点，但还是会跑出来。（因为）这个自卑感，我以为我不如人，而且我明明就是不如人。”
写诗因为寂寞
席慕蓉的诗歌生涯始于初中二年级，老师带他们念《古诗十九首》。“我真的觉得这个诗对我来说很亲切，亲切得让我想在日记本上写一些东西。”
1981年，席慕蓉出版第一本诗集《七里香》，在台湾刮起一阵席氏旋风，销量惊人，被称为台湾现代诗史中的“席慕蓉现象”。第二年她又出版散文集《成长的痕迹》，表现形式不同但同样延续了新诗温柔淡泊的风格。席慕蓉虽因诗歌成名，却并不以此为生。她任台湾新竹师范学院教授多年，现为专业画家。
“我写诗只是因为寂寞”，纷乱的时代让年少的席慕蓉过早地体会到了忧愁，“我觉得生命本质里面有一个人，那个人是不是叫席慕蓉都不一定，有那么一个人在我的身体里面教我怎么走下来。所以，这是诗在带领我”。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瑕的美丽/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地说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长大了以后，你才会知道/在蓦然回首的刹那/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如山冈上那轮静静的满月
这首《无悔的青春》是席慕蓉早期诗歌中富有代表性的一首，像诸如此类有关“爱情”、“成长”、“青春”的主题在她的诗歌里无处不在，同时也成为大陆年轻人深深为其吸引的理由。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陆，继汪国真之后，席慕蓉的诗和散文迅速成为一个流行文化符号，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
如今，68岁的席慕蓉再写诗，青春远去，爱情寂寥，唯有时光和记忆可供挥霍。《以诗之名》里收录的多为她2005年之后写就的作品。同名诗作《以诗之名》这样写：
以诗之名，重履斯地/以沙沙作响的跫音逐步深入/好将洞穴里沉睡着的昨日/（那所有的百般不舍的昨日啊！）/轻―轻―唤―醒/是的，一切都已是过去了的过去/（为什么还让我如此痴迷？）/以诗之名，我们重塑记忆/在溪流的两岸，我与你相遇之处/毕竟，有人曾经深深地爱过/或许是你/或许只是我自己，而已
婚后的情诗
《以诗之名》里有多首诗是席慕蓉写给已过世的先生的。“我的诗很多是一种回望，对时间错过的追悔。我们整整的一生不断地错过，我只有在别后方知，原来我错过的不是只有我的青春，我错过的是我唯一仅有的、整整的一生。”
有人问席慕蓉：有时候按写诗的年份来看，你已经结婚了，怎么还在写情诗？席慕蓉回答：“我爱了一个人才跟他结婚。我跟他立了一个婚约，我要跟他活一辈子，甘心情愿，但这并不表示，我跟他结婚之后就会突然间变成一个罐头，从今天开始跟过往一切分离。我的人还是原来的人，我的身体、我的记忆，所有的生活都是跟着我在走。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我的先生没有在乎我写情诗，反而是外面人都很在乎？”
席慕蓉与先生刘海北相识于比利时。当年的两个台湾留学生，一个学油画，一个学物理，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席慕蓉却因为“整个男生宿舍只有他养猫”和“他说话声音好好听”而爱上了刘海北。她说，他是她自己苦苦追求而来的。
如何， 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做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
这首让无数大陆文学少年深情背诵的诗，也正是席慕蓉对刘海北的“苦苦追求”的心情。
多年后，刘海北很礼貌地写下《家有名妻》，他这样谈席慕蓉：“在最初和她交往的时候，发现她最具北国气质―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从心到口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没有一丝拐弯抹角。对我这一个既缺乏经验，而勇气又稍嫌不足的逾龄学生来说，真是最理想的对象。”
席慕蓉幸运地追求到了一位强大的伴侣。他总是包蓉她的多愁善感，也总是她的第一个读者。两人从比利时回台湾后，没有选择繁华的闹市生活。他们在乡下住了整整10年，夫妻俩种了很多槭树,春天时一片葱绿，到了深秋满眼全红。孩子熟睡后,两人便携手散步。
席慕蓉不擅家务，尤其不爱买菜做饭，多数时候一家的膳食总请专人或由丈夫料理。刘海北虽然不懂诗,却给她一贯的尊重和理解：“他晚上看我写诗，看我流泪，然后说你自己写吧，我先睡了。”席慕蓉成名后，常有人打电话到她家，刘海北代接，有那么几次，人家称他为“席先生”，他也不过调侃似的正色道：“鄙姓刘。”
就这样携手，从青葱岁月走到花甲之年。三年前，刘海北因病去世，席慕蓉说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接受：“对我来说时间跟爱情一样，你永远只能追悔。它来的时候你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把握，其实你永远把握不住。我以前追悔年轻时候的爱情，现在追悔40年的婚姻，我怎么没有多爱这个人一点？我当时怎么没有多珍惜这个人一点？！”
原乡之旅
相较于爱情，现在的席慕蓉更愿意谈论她的“原乡”。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望/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
1989年，当大陆年轻人正沉浸在席慕蓉写下的有关青春和爱情的浪漫诗歌中时，台湾解除了公教人员不得前往中国大陆的禁令。席慕蓉搭上飞机，转了火车，又坐吉普，终于站在了父亲的草原上―她的朋友将此称为“疯狂”或者“诡异”的原乡之旅。随后的二十多年，席慕蓉不断在蒙古高原间探寻行走，故乡的面貌，终于渐渐清晰起来。
2011年的春天，她写出了《英雄哲别》、《锁儿罕・失剌》，与去年完成的《英雄噶尔丹》一起，放进《以诗之名》的诗集里，成为书中的第九辑，篇名定为《英雄组曲》。
她专心阅读800年蒙古帝国历史，试图找寻历史中的种种巧合，一改以往“没有任何计划，感觉到了就写”的状态，开始有计划地写作。“我已经知道内容和结构怎么写了，就写英雄木华黎。从他的父亲写起。”
68岁了，继爱情之后，席慕蓉试图在诗歌里找到故乡。“诗在我年少孤独的时候，给了我一个能够健康活下来的拯救，诗也在生命的中途给了我很多安静的时刻，让我可以整理自己的生命。诗现在教我的事是，试试看，也许历史可以在诗里重新活起来。”
这样写诗算不算一种转型？席慕蓉回答说：“心底的爱是一样的。”
尹丽川：《与时尚同居》让我与社会终于有了关系
本报特约记者 曹语凡 发自北京
最近这六年，诗人尹丽川的身份是导演。与口碑不错的《公园》《牛郎织女》相比，她的新作《与时尚同居》堪称“多灾多难”：宣传时，两大主演周渝民和徐若双双缺席，尹丽川一人孤身撑场；全国公映当日，本来该发往全国各地的拷贝全被弄丢。尹丽川坦言以前的生活没有太多挫折，她一直以为自己很聪明―但在面对电影这个行当时，她给整得没了脾气。
拍完电影去文身
尹丽川想拍电影，缘于雷奥?卡拉克斯的《新桥恋人》：“看了那部片子，我直接决定去法国学电影。”那时尹丽川才二十几岁，上大学，正是蓉易被绝望爱情打动的年纪，她评价“卡拉克斯是一个脆弱的天才”。1996年，尹丽川去了法国，在ESEC电影学校学习纪录片。1999年，回到北京的尹丽川开始写诗，与电影唯一的接触只是偶尔写点电影评论。
尹丽川一直在写诗。2000年前后，她以“下半身”诗歌团体的主力成员身份出现，她被称为“自由作家”或“美女诗人”。她的诗歌合辑名字颇为暧昧，叫做《再舒服一些》：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嗯 再舒服一些嘛/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她的小说处女作《》讲述一群失业青年在超市疯狂拿东西，一整箱啤酒、一床大棉被……
回首那段人生，尹丽川说就是冲着“挑衅”二字去的。她那时的生活多半与凌晨或夜晚的酒吧和边缘人物有关。2004年，她与“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结婚。一个是中国摇滚乐团的一号人物，一个是张扬“凶悍”的前卫女诗人，这样的两个人突然结婚，圈内很多朋友把这场婚姻当作“笑话”谈论，他俩却非常认真。四个月后，双方发现婚姻难忍无趣且只会束缚对方手脚。尹丽川恢复单身。
当尹丽川认为诗歌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时候，她想到了电影和影像。“2005年秋天，一个叫罗拉的制片人打电话给我，问我想不想拍一部电影。其时我刚从拉萨回来，这就是机缘成熟吧。”
2006年，尹丽川连续执导了两部文艺片《公园》和《牛郎织女》，均取得不错口碑：《公园》荣获当年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电影奖项，后者曾在戛纳参与“导演双周”竞赛单元。这一次掌镜的《与时尚同居》则是一部商业片，讲述了一帮“草台班子”在创业打拼的过程中实现梦想的故事。周渝民扮演的杂志副主编，才华横溢且非常正太，被上司耍手段解雇后，成了一个“一谈钱就开始谈理想”的落泊男精英。他召集了一帮被失败附体的衰人，组成了一个看似乌合之众的新团队，最终实现了各自的梦想。故事虽然发生在时尚圈里，却仅仅是借了它的外壳―剥开来，里面包的是一个青春励志故事。
电影拍完后，尹丽川跑去文身，在左胳膊上弄了一片很大的花形图案。她说，以前想文身，一直不敢，拍完《与时尚同居》后狠狠心做了，既是一种释放，也算给自己的慰劳。
一个平常的励志故事
和写作相比，尹丽川说自己“更满足于做电影导演”：“写作常常是比较单向度的倾诉，完成后自己心里会有不可避免的空洞感，可电影不同，它是非常双向的经验，尤其是当完成它的时候，不管是作为创作者的满足，还是记住了那瓶都不知谁在我最声嘶力竭的时候递给我的矿泉水，都能把心填得特别满。”
尹丽川开始拍电影时，很多当年读过“下半身”诗歌的文艺青年充满期待。在他们看来，尹丽川做导演，很可能成为像法国的苏菲・玛索那样受影迷喜爱的实力派：除了自编自导，必要时她还能亲自出现在银幕上，秀一秀她的削瘦性感，秀一秀她的文艺范儿，也许还会像当初挑衅文坛那样挑衅一下电影界。
但从《公园》开始，很多人就奇怪地发现，她的文字大胆前卫，塑造了许多青春叛逆的边缘人物，但她拍的电影里却都是普通人的角色，情节也非常温情。《公园》讲父女感情，《牛郎织女》是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扑朔迷离的感情故事，《与时尚同居》则更是一个平常的励志故事。
为什么如此不同？尹丽川解释说，最根本的原因是“我的电影是为普通观众拍的，目前还做不到既能满足文艺青年朋友的胃口，又能让普通观众喜欢”。尹丽川强调她想拍“能和人情感沟通的电影，能给人温暖光明的电影”。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在电影里有这种美好时，她说：“自己需要，所以将心比心。其实很多残酷的电影，本质上也是要给人温暖的。”
“我自己也很想被励志”
时代周报：这部电影叫《与时尚同居》，但是你又讲了一个励志故事？
尹丽川：这是一个命题作文，名字是投资方定的，他们希望做一个以时尚杂志为背景的片子。但除此以外，故事人物都是我们自主创意的。名字就沿用下来了。我自己也很想被励志啊！励志片是一种成熟类型片，但在中国似乎很少有人做，我就很想做一部有欢笑有眼泪有温暖的片子。
时代周报：你也是编剧，为什么想到要写媒体圈的人？
尹丽川：因为自己有所了解吧，有不少朋友是做时尚杂志或文化娱乐类杂志的。去描绘他们其实挺挑战的，因为他们看得太多，大多都很尖刻，哈哈。
时代周报：据说周渝民与徐若的激吻戏删了？
尹丽川：没删，搁在字幕后，当彩蛋了。这片子是群戏，重点是讲一个团队如何实现梦想以及团队成员彼此之间的情义。爱情只是添彩部分，不该强调。
时代周报：煤老板的儿子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就是富二代，有爹可拼。但在这部电影里，你把这个角色安排得好正面。
尹丽川：因为不想脸谱化，加上我自己也见过特别单纯可爱、讲情义的富二代啊！所以我想塑造一个没心没肺，但很哥儿们义气的形象。结果，几乎所有人都非常喜欢这个煤老板的儿子。
时代周报：你拍电影差不多六年了，最困难的是什么？
尹丽川：拍电影六年，感想是，我终于跟这个社会、这个人世有关系了。我接触到了形形的、从前没机会感受的人和事。其实具体拍摄起来都挺困难的，但回头一想又都挺有趣的。最困难的是……有许多我力所不能及的事。
时代周报：你理解的好电影是什么样的？
尹丽川：好电影是能够反复观看的电影，像好书一样，能够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我喜欢的电影太多了，几乎大师的片都看过，他们给予了我心灵的影响。我自己要做的，是符合自己的人性、符合自己所处时代的当代感、以及符合自己文化背景的电影。
时代周报：哪些类型的电影是你想拍的，《与时尚同居》是不是你涉足商业片的标志？
尹丽川：我很想拍类似江湖武侠片或者黑帮片，因为我想表达更强烈的情感。我自己是想要做商业片的，这比我做文艺片的难度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