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临时工”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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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工”这两年突然火了。房屋强拆，临时工干的；野蛮执法，临时工干的；文件造假，临时工干的……“临时工”成为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不过，这个群体如此密集地出现于公众视野中，不能说明他们多么无恶不作与神通广大，相反，这恰恰证明着他们权利的孱弱。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在缺乏公平与法治的环境中，掌握话语权的人，总能把责任都推到临时工头上，让他们成为恶行的“替罪羊”。

城管、交通、治安等部门，是“临时工”的集中地带。有的地方其正式编制人员与“临时工”的比例一般都在1：3左右，多数“正式工”一般从事着相对清闲的工作，而大量“临时工”则被安排到脏、累、危的工作一线。在许多城市，警察、城管大量聘请临时工做辅警、协管员，除了辅警的招聘相对较规范，其他岗位招聘几乎不做任何培训，就能入职。无论辅警、协管员，对外宣称都不能参与执法，但实际工作中，协管员抓小贩，协警参与抓捕嫌疑人时有发生。

或许，正是因为政府部门将执法权力这一公器，私授给了“临时工”，才导致了“临时工执法”乱象横生。执法本是属于一种强制行为，某种意义上，它会对公民的财产、人身等各种权利形成“合法侵害”。这种情况下，对执法者本身的要求就应该非常严格，这也是法律要求执法权必须授予正式公务人员的原因。但在现实操作中，类似城管等公权部门却大量招募雇用“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多来自社会底层，教育水平不高，个人素质不齐，要这样的群体冷静克制地执法，恪守法治底线，几乎是很难办到的事情。

公权部门不是不清楚这样的状况，可为什么他们依然执意让临时工参与执法呢？执法人力紧缺当然是原因之一，但大量使用临时工，或许有关一些部门处理问题的智慧。仔细观察这些部门，它们大多都是与公众直接打交道的部门，问题处理起来往往很棘手。对这些部门而言，聘用临时工便能做到收放自如：临时工干得好功劳是单位的，出了事又能给单位“顶雷”。临时工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只能去做那些难干又必须干、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不过很显然，“临时工执法”已经违背了权责对等的法治精神，“临时工执法”引发的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也恰恰说明了这种执法现状的不合理性。针对这种状况，一些地方开始了针对性的管理措施。政府以行政、法治强力遏制临时工执法乱象，或能一定程度改善暴力执法现状，但要真正终结临时工执法的历史，恐怕仍需要审视类似编制、工作负荷等政府部门的用人机制问题。政府部门有没有出现正式工的懒政现象，有没有转移干群矛盾的用意，有没有人浮于事的问题发生，是不是真的存在人力紧缺。如果正式工确实存在满负荷工作的情况，那么就应实事求是增加编制；如果只是为了规避责任、为懒政寻找借口，那么就应该严肃查处，严格控制临时工数量。只有让公共岗位随时处于一种实时监督、动态调整的状态，或许才能真正让职能部门回到认真履职的轨道，避免临时工被当成炮灰。

还有，一些部门和单位聘用“临时工”，不签劳动合同，在薪资、福利等待遇上存在内外有别的“正式工”与“临时工”用人双轨模式、“同工不同酬”等现象，出了工伤事故，甚至还会出现“同命不同价”的悲剧等。不管是在政府部门滥权执法的临时工，还是为企业卖力却“同工不同酬”的临时工，不公平的临时工现象必须终结。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的存在也恰恰说明了，不管是政府事业单位还是普通国企，或许仍大量存在着人浮于事的现象。

从这个意义看，在这些单位或机构工作的人员，又必须拥有一种临时工的心理。只有当所有人都处于一种公平的从业竞争环境中，所有人都不再端着铁饭碗，都“临时”了，都有危机感了，整个从业环境才不会违背公平原则。

在这方面，公务员聘任制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局面。至于那些大型国有单位、垄断行业，则更需要从用人机制、法治保障等方面入手，真正打造出“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从业环境。即便出了事情，也是有事说事，该处罚谁就处罚谁，该谁承担责任就谁承担责任，而不是习惯性地寻找如临时工一般的替罪羊。在政府乃至企业中，只有当所有人员都具备了临时工心理，或许才能更好地终结临时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