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经济发展及发展中国家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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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发会议新近的《2005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认为，主要由于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进步，东亚和南亚区域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增长极。在全球贸易的格局中，初级商品长期徘徊在低价位上，使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2004年，初级商品价格大幅度上升，其中主要原因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高速增长。但是，这两个国家不断扩大的进口并不能彻底扭转长期以来初级商品实际价格不断下滑的趋势。

初级商品价格的上涨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意外收益，发展中国家应该利用这个难得的短暂机遇，发展经济多样化，加快实现工业化，为更稳定的未来经济发展打下基础。而国际社会则应当审议和改进多种机制，以消除大范围初级商品的不稳定性，并采取进一步措施减轻初级商品价格波动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过去的40年当中，亚洲是富有经济活力的区域，区域内的不同经济体先后实现了高速增长。中国和印度是最近跨入这个进程的国家。这两个大型亚洲经济体的工业产出增长，高度依赖于初级商品尤其是燃料和工业原材料的进口以及由此而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联系，这两个人口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有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用出口收入的增加提高人均收入和减少贫困现象。因此，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变化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和出口收入产生强烈的影响。这不可避免地引出了这两个经济大国在中长期能否可持续性增长的问题，当然，更令人关注的是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机遇。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中国和印度要达到先进经济体的水平还有很长路要走。中国2003年的人均购买力大约是美国的10％，而印度的这一比率更低。两国都有巨大的追赶潜力。发挥这一潜力的关键是两国实现制造业活动的更高生产率收益，确保人口所有层次都能增加收入。对于加快除贫进程，争取社会广泛接受必要的结构变革而言，收入的普遍增长是至为关键的。但是，随着生产率的上升，在整个经济中不断提高工资收入水平，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一个核心支柱，这样才能实现产出增长的持续和稳定。固定资本形成取决于总体上的良性需求期望，并不仅仅取决于出口，因为出口要受到世界市场的价格波动和国际竞争力的变化的影响。

在中国和印度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亚洲在世界出口和原材料消费中的份额激增。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巨大，有着独特的需求格局，因此，这两个国家供求结构中的变化对于世界贸易构成有显著的影响，远大于亚洲其他后起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崛起过程中的供求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的增长对国际产品市场和全球贸易流动的影响已经清晰可见。如果印度的工业化能够如同在亚洲其他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那样，在进一步的经济提升过程中占据同样的重要地位，印度的商品贸易结构就有可能沿袭与中国相似的一系列变革，虽然在时间上印度将晚于中国10年或20年。

在过去数十年中，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金属用量大幅度上升，印度与之相似，程度略低。这一近期增长的一部分与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极高投资率相重合。但是，一旦投资增长速度放慢，尤其是建筑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减缓，中国金属使用量的这种近期高速增长以及矿物和矿产品进口的同期增加就很可能减速。相比之下，印度的金属使用量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一直相当稳定，反映出该国的工业化速度较慢，国内生产总值中基础设施投资的份额相对较小。

中国的能源用量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稳步增加，但速度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未来的能源用量将取决于两种互逆趋势的此消彼长：一方面，持续的高速工业化、更高的生活水平和得到改善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将使能源用量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采用节能技术的巨大潜力。无论走向如何，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速度可能会继续大于今后的国内供应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将是能源供应的主要渠道。

农产品进口将由若干因素决定。只要还需要进口工业用原材料作为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的生产投入，进口需求将会进一步增长。橡胶和木材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另一方面，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棉花的进口，随着出口构成向技术密度高的产品转化，可以预期棉花进口将会放慢增速。

中国持续提高平均生活水平和不断在减贫方面取得进展，将带来粮食需求的增加和饮食结构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所有主要粮食产品基本上保持着自给自足。印度一方面致力于实现粮食自给，另一方面不得不进口粮食弥补国内市场供需缺口。由于中印两国经济规模巨大，即使是自给自足比率发生细微的变化，也会对中国和印度的农产品进口产生巨大影响。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出口产品的档次，总的来说有了极大的提高，其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以及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已经占有了主导地位。中国的出口仍有相对较高的进口成分，但是，在中国的加工贸易尤其是电子产业中，国内增加值所占份额正在加大。印度并没有经历亚洲其他高速增长经济体曾经有过的那种制造业出口繁荣。印度已经成为出口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服务的大国，尤其是向美国出口，但是，这种服务在印度出口收入中的份额能否进一步大增，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在今后数年，这些服务出口的绝对值有可能继续增长，但制造业的出力可能会变得更为强劲。

中国需要取得进一步的生产率收益并实现技术升级，而印度的关键在于向制造业转移，只有这样，两国才能保持已经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对于中印两国至为关键的是，确保人口的所有层次都能够增加收入，避免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形成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对于扩大国内消费量进而争取长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来说，中国和印度都需要随着生产力的上升在整个经济中不断提高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水平。

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增长活力对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积极效应，对于直接获益于亚洲高速增长经济体进口需求激增的国家是这样，对于间接获益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积极增长效应的国家也是如此。还有其他一些经济体由于初级商品价格的提高而实现了更高的出口和收入增长率，尽管这些国家对亚洲高速增长经济体的出口相对较少。但还应该认识到，中国扩大了对国际贸易的参与，这给许多国家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的经济规模巨大，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生产和出口制成品的领域当中，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量有可能造成出口价格下跌，如服装、鞋类和某些类型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作为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需要提高生产效率和争取实现经济多样化，这样才能在新的市场上展开竞争。具体而言，中国服装出口的兴起，恰恰就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了较为外向的发展战略的时候实现的，当时，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应对《多种纤维协议》的配额规定而大力发展服装生产和出口业务。

人口众多的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发展速度，无疑需要许多其他国家加快结构变革，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有些产业，来自低工资、高生产率国家的竞争较少，与之相比，服装业和其他一些处于经济发展的低技能端的产业实行调整的压力较大，而这些产业往往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普遍担心，认为结构变革的步伐会造成失业率上升和产出下降。其实，情况恰恰与之相反，在发达国家当中贸易平衡存在巨额逆差的国家，国内增长率和就业方面的表现远远好于保持了大量贸易顺差和较强竞争力的国家。如果对保护主义压力让步，违背与所有国家结成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积极回应贫穷大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承诺，结果就会适得其反。因为，发展中国家从对发达国家出口中获得的收入，大部分转化成了对先进工业产品的更高进口需求，因而这些收入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回流到了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