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之忧抑或当下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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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的“时间”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它有时是明确而具体的，有时是模糊的、隐形的。隐形的“时间”并没有明确的表述，往往也不需要做明确的表述，但读者在作品的细节描写和情感表达中能感受到一个大致的时间。

在“”前的儿童文学创作中，“时间”常常过于清晰，作品内容过多地服务于现实政治，从而造成作品生命期的短暂。我读过陈伯吹先生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未曾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内容是写当时的孩子与他们的家长在“”中搞技术革新的事。由于小说内容和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联系过于紧密，如果拿到“”后来发表，即便是出于伯吹先生之手，也很难为读者所接受。正是鉴于这样深刻的教训，在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中，许多作家往往采用淡化时间背景的手法，着力于挖掘和展现人性的普遍性与独特性的统一，以追求价值的长久与永恒。

吴其南先生在《时间失落：当前儿童文学的一种隐忧》一文中，提出了他对于主流儿童文学作家（或称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出现的“疏离时间”现象的担忧。我很理解吴先生的担忧。他关于历史时间和价值时间的论述也对我们理解文学中的“时间”概念颇有启示。但他对于当代作家作品中“时间”失落现象的分析尚不够精确。如秦文君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男生贾里》，虽然作品中没有具体的年月日，但读者只要从作品中邢老师的服饰打扮上，就可判断出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在“”后的改革开放年代；只要从作品中城市学生的语言、情趣和课外游戏内容较少涉及电脑、网络及电子游戏上，就可判断出这故事不大可能发生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这样，故事大致的时间背景就很清楚了。

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其实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时代气息和时代精神，而不是具体的时间标注。也就是说，历史时间是可以通过具有时代特征的细节和人物性格来体现的。即便它是模糊的，但它依然存在着。

时间对于儿童文学来说，除了历史时间和价值时间，还有一个独特的意义，那就是生理（心理）时间。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时，时时都会考虑到作品的心理（生理）时间。因为他笔下的孩子，是成长中的孩子；而他的读者，也同样是成长中的孩子。

我以为吴其南的担忧，准确地说，其实并不是对“时间”失落的担忧，而是对“当下”的担忧，是对当下儿童文学创作脱离当下儿童少年特殊处境与困境的担忧，是对当下儿童文学创作漠视当下转型期农村儿童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缺少对他们的关注与关爱的担忧，是对当下儿童文学创作无视物质堆积、虚拟符号泛滥给城市孩子的健康成长可能带来消极影响的担忧。只不过吴其南是借助于对“失落时间”的批评来表述他的这些深刻的担忧。

正因为如此，他在批评时间失落时，一度把并未失落时间的曹文轩的小说和张品成的小说也列入他的批评对象中。这恰好说明，他的醉翁之意并不在酒，而在于“当下”之忧。

客观地说，当下在孩子中比较流行的小说，如杨红樱的儿童小说以及一些青春小说，其中也并不缺少“时间”。虽然这些作品中并没有很确切的时间表述，但只要读一下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和人物的情感特征、情趣爱好，你就会有很清晰的感觉，这样的孩子不可能生活在“”前和“”中，甚至也不可能生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么他们身处的“时间”就一目了然了。

既然不缺少时间，那缺少的是什么呢？我以为缺少的也许是：在当下社会生活中对弱者的关怀，对成长中病痛的抚慰，对生存隐患的预见和洞察，对人文精神的倡导。我很赞同吴其南所说的：“文学对它所在的时代应该是承担了责任的。人文关怀不可能没有现实的社会关怀。”

诚然，“当下”距离我们太近，有责任感的不屑于鸡毛蒜皮、浮光掠影的作家，还来不及对发生在身边的事产生深刻的认识和良好的审美感觉，他们不愿意匆忙出手，这是可以理解的。历史总是要在和作家保持一段距离后，才肯揭开羞涩的面纱。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放弃我们对于“当下”的责任。我很欣赏辽宁作家李丽萍的写作，她的很多作品真切地讲述着处在困境中的农村孩子的追求和苦恼，常常令我感动。我想她一定离那些孩子很近。其实，我们离那些孩子也不远。关键在于我们的心和他们的距离。

吴其南在《时间失落》一文的后半部分这样表述：“文学中的时间……最主要的应该还是当前的现实生活的时间。”在这里，吴其南把他要追问的要点凸现出来，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批评的本意。他所说的“时间”，其实就是“当下”的时间，是文学家的良知关照下的“当下”时间，是不同于灯红酒绿、卿卿我我、矫揉造作、疯狂娱乐的“当下”时间。

在理解了吴其南批评的本意后，我感觉他的声音是振聋发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