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平衡木上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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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必须要有供应链的思维,要把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影响考虑进来
7月20日,广州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率领的代表团,展开了对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华盛顿等多个城市工会组织的访问。
旧金山工会提出一个议题,是和广东工会联手,调整苹果公司对中国的代工价格。苹果是富士康最大品牌商,总部设在旧金山。当地工会组织认定,深圳坠楼事件中,苹果责任大于代工商,一直没有停止施压。
产业一线蓝领工人,是各国工会组织的成员基础。2009年末,中国工会会员2.26亿人,近乎是国际工会联盟(ITUC)1.4亿人的两倍。
中国代工企业在国际产业链条中的底端位置,珠三角是全球成衣、玩具、鞋履制造中心,世界最大的品牌商均集中这里,这些品牌虽然有国际社会责任认证制约,但这里人力和技术需求门槛低,供过于求,置换度很高,没有厂商敢跟品牌商叫板,订单转二手、三手,香港大量中介服务业就是靠订单转手赚钱,中间利润分割非常惊人。
以富士康代工品牌――苹果iPad为例,iPad多型号销售均价700美元左右,生产成本平均为260美元,每台iPad纯利在60%上下;富士康260美元出厂价中,纯利14美元左右,5%的获利率,在代工厂商和工人工资间,形成了残酷的利益分割。
政府的政策支持,可改变当前国际产业链条弱肉强食的纯市场法则。陈伟光举例,搞国际诉讼,中国资本要和劳工站在一起,支持工会的要约行动,形成引导和管制。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制约,则有赖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合作。比如富士康坠楼事件,经旧金山工会强力施压,苹果公司被迫主动往上游让利,声称给富士康工人每台iPad产品补贴3.98-7.96美元。据早间公布数据显示,富士康手握有610万台的iPad组装订单,这笔钱如能真正落到员工头上,相关劳资矛盾可获得相当程度的缓解。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企业践履社会责任,不是慈善捐款,不是公益营销,更不是每年印制精美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而是要在企业的核心业务中纳入尊重人权、呵护健康、保护环境、确保产品安全、依法合规纳税等内容。
人们还认识到,企业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身在供应与采购的链条之中,一件产品从采集原材料开始,可能要跨越多个国度、辗转很多企业、经历层层中间商,才能最终成为消费者手中的商品。这条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在生产和经营上相互影响,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同样如此。
企业社会责任的供应链思维
在研究和践履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必须要有供应链的思维,要把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影响考虑进来,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力量也不可忽视。
供应链责任要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思维拓展到整个供应链之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采购商要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状况负责?
第一种解释来自对供应链利润分配的观察。香港乐施会2004年曾发表一份名为“谁卖掉劳工权利?”的研究报告,报告称,跨国企业和品牌商富可敌国,每年赚取数以百亿计的惊人利润,但遍布全球各地为其提供生产的供应商和分包商,则在激烈的竞争中苟延残喘,其下数以亿计的工人,生计和健康则更难得到起码的保障。针对利润分配理论的分析,人们开出的方案是:利润越大、责任越大。采购商的利润占有最多,于是应该对供应商和工人负责。
利润分配分析对现实的观察十分深刻。这也是全球呼吁公平贸易、公平全球化的现实依据。然而,从利润分配差距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社会责任的分摊,穷富不应该成为责任大小划分的依据。
另一种解释是OECD在“跨国企业指导方针”的实施细则中使用的“投资关系”认定。比如在深圳,一家出口导向型企业,70%以上的订单可能来自某一家采购商。在OECD的标准中,这家采购商可以对供应企业施加实质性影响,他们之间存在类似投资的关系。也就是说,这家供应商就如同采购商的控股子公司,对供应商负责,其实与对自己的企业负责并无二致。“投资关系”的分析不但逻辑上合理,而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一家采购商具体应该对哪些采购商负责,只需要依据标准做认定判断就可以了。
在全球供应链中,这种“投资关系”是普遍存在的。而在这种关系中,供应商通常为采购商马首是瞻。很多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机构都有这样的经验,采购商的压力往往是供应商无法不认真应对的。
基于上述两种原因,我们有理由认为,采购商应该在整个供应链的社会责任行为上起到主导作用。对此,国际社会已经取得了广泛认同。OECD跨国企业指导方针、联合国全球契约都强调其准则在供应链方面也有适用性。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强调采购商应当很大程度上负起整个供应链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描绘了供应商在利润分配中的艰辛处境,但实际上,供应商也有责任和能力在改善供应链责任方面作出贡献。
其一、供应商与品牌商之间并非不存在谈判空间。有研究者发现,部分供应商报价远比采购商的心理价位低,这说明采购商有可能在贸易关系中获得更大一部分利益。其二,供应商向管理要效益的空间还很大。由于供应商的规模比较小,他们的生产管理水平通常比较落后。针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纺织企业的实地调研也发现,多数供应商还处在家长式管理阶段,有的工厂常年不开生产会议,车间各个环节相互抱怨和掣肘,生产安排混乱,返工率高,产能和工作时间因此受到极大影响。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也普遍重视不够,原材料和能源损耗严重。如果供应商能够加强生产流程管理,能够重视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将能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缓解工人加班状况,企业利润提高了,也能够把一部分利润返还给工人。
在当前阶段,供应商实现管理转型,这也是产业转型的必然要求。当前企业社会责任氛围高涨,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出口压力增大、《劳动合同法》实施、人力工资上升,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企业粗犷地通过降低工资、延长工时、污染环境而获利的时代终将一去不复返。如果生产企业不能实现转型,不能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可能因市场竞争淘汰,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严重的社会成本而被迫关门。
在采购商主导的供应链中,供应链的三个环节的议价和谈判能力,从采购商到工人是一个逐渐递减的过程。采购商一般是跨国企业,市场份额大、竞争对手少,市场格局颇似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寡头垄断”;供应商则有千千万万,规模小、进入门槛低,市场格局颇似理想上的“完全竞争”;而工人则以亿计,底层工人技术含量低、相互替代性高,很大程度上更像是“过度供给”。为了获得订单,供应商与供应商竞争;为了获得工作,工人与工人竞争,市场的均衡状态,必然使供应商产品价格低廉,劳工收入水平低下。
这样的供应链结构决定了工人的弱势地位,也进而决定了仅在供应链条内寻找办法,不能真正解决工人的问题。要想改善供应链责任的状况,必须调整供应链的责任架构,扩展工人的权利。柬埔寨同我国类似,也是服装出口大国。在过去若干年中,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同样开展得如火如荼。与我国的境遇不同,柬埔寨工人状况的改善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而中国则仍然进展缓慢。这其中很大的区别就是政府扮演的角色。柬埔寨政府非常积极地推动了劳工的结社自由,而这恰恰是劳工权益中最重要的一条。由于政府积极维护工人的自由与权利,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的功效真正得到了发挥。
中国近年来也非常重视劳工条件,推出了新的《劳动合同法》,现在很多地方也在积极推行“集体谈判”,据称已经使得工人的工资上涨15%。然而有关劳动合同法的争议不断,政府在劳资双方的立场上游移不定。一切由政府包办,由政府充当各方利益的综合代言人,必然会面临平衡的困难。合理的方式应该是同时给予企业和工人各自的权利和自由,并由各自的代言人行使各自的权利和主张,协商、谈判、形成最终方案,在整个过程中,政府承担中性的仲裁人的角色。
长期以来,劳工NGO在中国发展艰难,这也使得劳工权益保护缺少一个重要的主体。NGO可以在劳工生计、精神和文化生活方面发挥很好的补充作用,也能够协助处理工人申诉,维护工人合法权益。实际上,劳工NGO更可能是劳资矛盾的协调者和缓冲剂。
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中立和中性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已经赋予了企业经济活动的权利,而现在到了为公民社会赋权的时候了。一个中性的、不偏袒的政府,不会陷入左右平衡的困难之中。近些年来,有人担心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办社会。这不是走改革前的老路吗?实际上,在赋权的思路上,企业社会责任完全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全局思想是并行不悖的。
答案就是社会管制,即政府综合应用政策、法律、法规等手段规范企业的社会行为。
供应链关系失衡、工人处境不佳,社会管制既可能改善也可能加剧这一趋势。举例来讲,一家服装企业,为了提高利润水平,往“好”的方向走,它可以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往“坏”的方向走,它可以降低工作场所条件标准,不管不顾环境污染,从而把成本尽量转移给员工和社会。“好”的方向意味着硬件和软件的双向投资,“坏”的方向则可能带来惩罚。如果社会管制不能有效约束和规范不良行为,企业就会竞相选择后者,从而出现“劣币驱良币”的现象。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赢得GDP的数字增长,纵容企业把成本外部化,为此不但付出了严重的社会和环境代价,企业也难以培养长久的竞争力。而如果社会管制在企业与社会之间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就能引导企业往提高技术、改善管理、善待员工的方向发展,并从长远上逐步改善供应链的结构关系。
帮助供应商成长更是一种责任
很多品牌公司为了避免社会责任风险,通常在发现供应商不能达到行为守则的时候,立刻解除订单。此种方法固然能够显示品牌公司的决心和对社会责任的诉求。但反过来看,解除供应商订单在另一方面可能导致供应商破产和工人大量失业,其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是十分恶劣的。
因此,一个真正履行社会责任的品牌公司,应该给予存在问题的供应商一个可以改进的空间和余地,并给予必要的资源支持,帮助供应商履行社会责任。如果供应商在适当的时间,多次重复地不能达到行为守则,才能成为解除合作的理由。供应商社会审计固然是品牌公司一个很好地发现问题的工具,但重要的是,通过提供能力建设和机会,帮助供应商增加他们社会责任表现。
通常,入厂培训――对供应商的管理层和工人进行富于针对性的培训是一个重要途径。包括一般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培训和解决具体社会风险的培训。在一般概念上,对管理层的培训应重视法律法规的运用、管理经验的传递和商业价值的认同。对工人的培训还要增加工人劳动权益,对社会审计的背景和工人在其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的认识。在具体社会风险的培训上,又可以单独就职业安全健康、女工权益、反歧视等具体议题进行案例培训。
另外,建立除审计之外品牌工厂与供应商沟通的其他机制也是重要的。比如,品牌公司可以接受到的工人投诉热线和邮箱。在供应商内建立工人、管理层平等参与的企业社会责任小组,参与到识别社会责任问题和改进社会责任问题的具体过程中。
供应链社会责任风险管理关系品牌声誉、员工的道德凝聚力和士气,以及消费者的认同。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操作供应链风险管理的从业人员,除了做好以上本职工作,还应关注供应链外部的如下工作。
――高层承诺和支持。没有一个公司的某种战略可以在没有最高层的管理支持下成功,供应链管理需要很多来自高层的各种资源支持。
――内部沟通,认同价值。供应链社会责任风险的管理,具有直接的商业价值,必须清楚地与那些心存疑虑的员工和管理者沟通,尤其是与采购部门的沟通。发展一个积极的品牌认同和减少风险,是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价值。
――利益相关者沟通和对话。尤其对于那些曾遭受NGO等组织批评的公司,在发展可持续供应链战略的时候,听取曾经的批评家的意见十分重要。
――鼓励透明度。实际上,在公开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各种措施和努力之前,成功的供应链管理战略并没有完成。这种透明度不应该仅仅在企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上体现,也可以通过日常的媒体和交流会来体现。
供应链管理责任的难点
“市场上只有供应链而没有企业,真正的竞争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今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里斯多夫的这句话已经成为经济学界和管理信息化领域引述最多的名言。而戴尔的神奇发迹史、宝洁与沃尔玛的“甜蜜联姻”、以及联想的供应链速度更是被供应链竞争的推崇者与信奉者们奉为经典。可以说,今天,供应链竞争已经成为全球商业竞争的核心内容。
虽然有关供应链共赢的理论描绘听起来很美,甚至总是充满了温情,但在现实案例中,供应链主导企业与其上游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却十分微妙,能够主导供应链的大企业一方面希望通过建立稳定的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自己的供应链风险降至最低,并通过从同一供应商那里采购更多的产品享受到更大的折扣,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无一不希望供应商之间保持适度激烈的竞争,以便使自己最终能够以最低的价格拿到最好的产品。
供应链上的博弈就是如此,上下游企业固然是为了长期的共同利益走到一起来的,但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他们仍然要优先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本来,他们加入供应链联盟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么?!但与此同时,虽然供应链上的“胜负”对于决定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有很大影响,但却无助于提升供应链的整体竞争能力,相反,“内耗”严重的话,还会耗损掉整条供应链的竞争优势。
供应链是由多方企业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网链结构,这种复杂性使企业基于供应链管理履行社会责任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困难:
供应链上企业间实力、环境的差异会阻碍社会责任的实施。不同的企业在供应链中的位置及控制力存在差异。如果一个企业在供应链系统中缺乏影响力和控制力,则它基于供应链管理履行社会责任会比较困难。比如,如果一个企业不是其供应商的主要客户,那么他对供应商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可能会遭到供应商的拒绝。此外,供应链上的企业处于不同的环境中,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中,企业处于不同的国家。环境的不同会使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不同,从而企业间关于社会责任达成共识比较困难。
供应链中信息不对称会增加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供应链上的企业在地域上比较分散,这种地域上的分散性会给企业间信息的传递带来困难,而且有的企业透明度不高,造成企业间信息不对称。
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成本与利益的协调存在困难。基于供应链管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合作企业间成本与利益的协调是各企业最关心的问题。企业由于承担社会责任会产生额外的成本,而且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还会使一些企业负担较多的成本或减少了收益。而企业往往又会以自身利益为重,并且企业间实力不均,这些都会给企业间成本与利益的协调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
对于供应链上的企业来说,如果其业务多元化,产品种类繁多,那么它可能面临多条供应链,基于每一条供应链对合作伙伴进行社会责任管理不太现实。这种情况下,企业通常只选取几条对自己的企业具有战略意义或可能给企业带来风险的供应链,对其进行社会责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