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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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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造、建筑这些国计民生的重头,都开始谈所谓“绿色价值观”。在Gooqle键入“绿色价值观”,会看到这样一些条目: “基于绿色价值观的循环经济动力机制”、 “东风H0nda执行副总经理阐释了企业发展的’绿色价值观’理念”, “虽然北京奥运会结束了,但它留给我们的却是丰富而宝贵的奥林匹克精神财富,特别是绿色环保、绿色生态、绿色价值观和绿色的生活方式,中国绿色公司评选活动是由道农研究院、光华管理学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等权威机构和媒体联合打造,用于表彰在绿色价值观指引下率先实践,并取得实际可见商业效益的一群领导型企业。”……很多,很多。

什么是“绿色价值观”,没有疑问,是低温室气体排放的、低能耗的、可循环的,环境友好的,总之是“可持续的”,这是普遍适用的道理,地球人都同意。但在这杆大旗的后面,我们却发现不同的阵营,他们观点相左、针锋相对,当然还有折衷派,什么事情都有折衷派。单就两个极端的阵营来说,我发现他们的对立主要在对于技术的态度,一边我称之为“技术乐观派”、另一边我称之为“技术审慎派”。他们其实指向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所以说,在大家都举手赞成“绿色价值观”的时代,却有着最混乱的表达,最南辕北辙的行为。

有一个名词叫“技术乐观主义”,或叫做“技术崇拜”或“技术救世主义”。欧洲建筑设计圈以前的“高技派”建筑师,骨子里都是信奉这个的,崇拜到把技术外在表征上升到美学的地位。人类社会有问题了,好,技术进步一定能解决它们,我们会继续高歌猛进地发展的。亚里土多德认为“技术会使人类生活变得更美好”,很耳熟的论断,伊甸园不够美好,总有什么会使我们更美好,所以世界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人类社会面临的环境问题,可能是最严峻的挑战。查尔斯王子去年年底说:人类可能只剩下不超过100个月的时间可以改变破坏环境的行为,否则将面对灾难性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难以想象的恐怖灾难。各国首脑去年年底在哥本哈根讨价还价,扯不清的政治帐(仗)、历史帐(仗)、经济帐(仗)。在电影“2012”中,是中国拯救了地球,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建了“诺亚方舟”。在这样的背景中,有很多的人认为科技的发展能帮助人类渡过难关,代表人物如美国赫德森研究所的创建人,著名的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他坚信人类完全可以在不远的未来从海洋、地层和外层空间得到取之不尽的能源,甚至于提出了简称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的理论。他认为从长期性视野出发,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是一种暂时性和地区性的问题,技术是可爱的,增长是无极限的,人类的前景是美好的。如果说环境问题和技术有关,那也是由于人类用了尚不完善和不发达的技术造成的。

现在,我们的建筑业有些人,如果你请教他“我如何设计,建造一个绿色的建筑?”,他会给你提供一张技术和产品的“菜单”,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点菜,一个建筑就像一桌席,越多的所谓“新技术”就越“绿色”。里面有“技术崇拜者”,但大部分并不见得有这种坚定的对科学的信念。

再说,“技术审慎派”。先推至极端,有一个名词叫“技术悲观主义”。蕾切尔・卡逊在著名的,伤感而诗意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写道:“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鸟鸣的声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泽。”化学药品和肥料,可以增加粮食产量,消灭蚊蝇,是解决这个人口日益膨胀的世界饥饿和疾病的科技利器,这个利器也残酷地杀死了乌和小动物,无情地污染了河流山川,甚至毒害人类自身,带来末世般可怕的寂静。

当然还有引起卡恩反击的名为《增长的极限》报告,它由著名的“未来学悲观派”罗马俱乐部发表于1972年,对当时西方社会的增长模式进行了批判,它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因为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罗马俱乐部可以称作是环保组织的先驱。最近, 《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丹尼斯・梅多斯接受采访,在他看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使用清洁的能源,这些都只是短期的应急措施而已,不能解决气候变化的根源问题。“我要强调的是,气候变化并非问题本身,它只是一个外部现象。现象的本质是在这个有限的地球上,人类始终追求着无限的发展――这带来地球人口的增加、资源的耗费以及能源的消费。即使我们能获得魔法一般的力量,制止气候变化,人类的贪欲仍然会带来其他的问题。……应该说,只有减少地球人口、降低能源使用量,才是解决气候变化的根本措施。目前人们所热衷的那些科技手段,比如碳封存、提高能效和低碳技术等,只能为我们在最终解决问题之前,争取到尽可能多的时间。”他给出的解决之道是减少人口、改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评价标准、发展新的土地使用与城市化政策,着手改变人类社会而不是把宝押在技术进步上。

“技术审慎派”对技术进步的意义如此不看好,是因为他们对技术持理性批判的态度,技术只是个工具,关键是我们,这些支配工具的“人”,人类怎么了?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和道德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经济学”鼓励我们过浪费的生活,GDP必须增长、消费指数必须增长。几千年来人类不断自我警醒的贪欲,反而成为了发展的动力,在资源马上就要枯竭的今天,反省一下商品社会的价值取向,道德的模糊甚至颠倒才是最危险的问题,我们和敬畏,约束、节制这些古老的美德背道而驰。

无论是哪种观点,大部分人都不会把技术作为信仰去膜拜的,技术到底如何影响人类社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技术的进步能否追得上环境毁灭的步伐呢?我想,这可能是最现实和紧迫的问题。

现在的气候问题主要是工业革命以后这200年间的工业社会积累的,正是这一历史区间内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彻底改变了人的价值观。所以要我说,“审慎”总比“乐观”靠谱,毕竟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啊。

对技术的态度,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类发展模式”的态度。所以,说到绿色价值观,不能不说价值评判的基准。比如说,有的人的评判基准是狭义经济学,在他们看来“绿色”根本就是错的。哥本哈根舆论中心负责人比约恩・朗姆伯格在美国《时代》周刊网站上发表评论文章称,用于应对气候变化所花的钱,可能比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要多得多。狭义经济学是功利主义的,而且很容易反驳,绝对的道德判断又是虚弱的,毕竟现代经济的车轮在高速运转着。但如果我们不谈信念,德行,不反思人类社会的经济、哲学、生活方式,那么“绿色”岂不又是为人类无休止的发展欲望摇动的大旗?

简单的“道德回归”和“算小帐”都没法说通“绿色价值观”这个事,比如,在造价5000元/m2的地方你花20000元/m2做了个示范建筑,到底算是“绿色”还是“不绿色”呢?在建筑的角度是很难说得清楚的,那么是否应该把思考的尺度放大到经济、历史和城市,比如社区、建筑、产品,给它在一个大坐标中的定位,以宏观的价值评判标准去思考。要达此思维高度,我们还要做很多扎实的学习、研究工作。

窝棚、村落、城镇是人类聚居生存的状态,人的生存应该有一种“自然”的状态,自然不等于原始和不进步,它可持续、与人性中的善相通、自在而谦卑。高昌古城是自然的、江南的村落是自然的、四合院是自然的,他们的自然对应着它们的时代,放到今天也许就不自然,在我们这个时代, “自然”的生存状态是什么呢?自然就会是美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说“美将拯救人类”,人类真是到了要“被拯救”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