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抑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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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遭遇了一件极为不幸的事，之所以说不幸，并非因为自己的损失，而全在于事情发生之后自己以及周围的朋友所给予的压力。

事情其实很俗套，那天傍晚，我像往常一样坐城铁回到住处，在天桥下，一位40多岁的妇女带着10多岁的孩子向我诉说她们的不幸，她告诉我，她们在这座城市的艰难处境：行李被盗，如今身无分文，她们迫切需要打个电话以便获得亲人的帮助。作为这座城市的外来者，我对这样的处境感同身受，就在半个月前，我手机没电了，但需急用，于是满大街求助，但没有一个人施以援手。想到这里，我把手机递给了她，不料通话结束后，事情并未结束，她继而向我诉说她的遭遇，而我也陷入了她们的道德陷阱，不仅帮她们买了地铁票，还给了她们100块钱。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握手，她告诉我，第二天傍晚她会打我电话请我吃饭，而我也信以为真，留下了电话号码。当然，如同一切现实题材影视作品预设的那样，我没能等来这位新朋友的电话。她逃之夭夭，像一位蹩脚的前锋偶然拾得一次打空门的机会，说不定在过去的时间里，兴奋得要命，而我就是那个该死的空门。

被骗后，我只和少数几个朋友说了这件事，而即便是这几位好朋友，也有人不仅未对我“深表同情”，甚至还嗤之以鼻，认为我智商有问题，因为此前在其他城市我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只是没这次来得严重。我告诉他们，这次遭遇并非因为自己的智商出了问题，相反，之所以被骗，恰恰是经过思考后的理性选择：我不愿意无凭无据地怀疑一个向我祈求怜悯、寻求帮助的人，与其无理由地怀疑，我宁愿选择自投罗网。在我的阐述中，我把自己的被骗经历化解为一次展现自己优秀品质的机会，事实的确如此，在道德陷阱面前，智商往往显得一文不值，值得回味的一个细节是，当初在交流的过程中，我的确体会到了对方那种“瞎猫碰上死耗子”的兴奋感，只是感性上的铤而走险最终战胜了逻辑理性。

我再也不敢和其他朋友说起这次遭遇，因为每一次的诉说，都会落得丢人现眼的下场，都无一例外成为自己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凭证。如果将此次经历视作是文明行为，它带给我的恰恰是无限的压抑，我成了某些人物的替身，比如傻根，比如雷锋叔叔，只是，值得庆幸的是，我尚没有到他们的境界――哦，不，应该说，我没有退化到他们那“智商低下”的程度。

只是，闲暇之余，每想到自己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智商低下”，又忍不住要谴责那些“老朋友”们：他们利用了这个社会糟糕的现实，在这个现实里，人们道德沦丧，没有秩序可言，然而他们将自己武装成受害者，继而又从这个现实中获利，成为这片土壤上生存能力最为强大的一分子。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然而却以弱者的身份亮相，他们训练有素，就像一群科班出身的演员，作为演员，他们收获了口粮，作为演员，他们上演了文明的悲剧。

当然，也有人安慰我说，认为从这样的经历看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然而，这个时代的悖论：是善良的人却活得不幸福，文明与幸福总是矛盾重重。记得读书时看到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认为文明恰恰是人类幸福的障碍，人越文明，就生活得越压抑，当然，他针对的是文明对本能的抑制，然而，如果将人的幸福视作是个人生活的幸福，加塞特所谓的“文明的第一要义就在于共同生活的意愿”，恰恰也就表明文明社会中，个人幸福的遥不可及。

尤其是在一个不文明的社会中，受伤的往往是那些文明人。记得前些年，有地方警方在火车站打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标语，一时舆论哗然。事实上，如果不把警察视作冰冷的国家机器，而将其当做知心的朋友，这样的提醒不仅有必要，而且非常及时，因为在类似火车站这样的场所，听信警察叔叔的温馨提醒，做一个冷漠的围观者，恰恰是安全、幸福的最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