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的理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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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别从哲学角度和经济学角度阐述了绿色经济的理论内涵。哲学上，本文首先明确了绿色经济的价值观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是绿色经济的哲学内涵。经济学上，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在传统经济学框架下，强调“外部性理论”，即是绿色经济的经济学理论内涵。

关键词：绿色经济；理论内涵 ；外部性

一、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物质文明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们醉心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同时，自然也在酝酿对人类的报复。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大气污染、自然资源枯竭、全球变暖、水资源危机、土壤流失和退化，都迅速改变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2013年初，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雾霾，严重危害了人们的健康。

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迫使人们反思“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工业模式，迫使人们用“绿色”的思维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绿色经济”一词应运而生。

二、绿色经济的哲学内涵

绿色经济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伦理价值观是人类中心主义，即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按照人类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人类中心主义的鼻祖亚里士多德认为大自然就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创造了所有的动物：“植物就是为了动物的缘故而存在，而其他动物又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

人类中心主义一直伴随着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而发展，当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逐渐摆脱了原始文明与农业文明时代对大自然的依赖与敬畏，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变得越来越强大，人类中心主义也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根源正是“人类中心主义”。该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将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割裂了人与自然的一致性、统一性和本质联系。其目光短浅，只看到人类改造自然那短暂的、表面上的胜利，未能认清那所谓“胜利”的实质。中国多个地区近期出现的雾霾天气就是环境污染的后果，PM2.5造成损失难以估计，而且治理的花费更是天文数字。

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和人的关系同人与自然的关系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进行物质生产的先决条件。恩格斯认为，“劳动其实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这就是从人类通过劳动生产财富的角度，强调了自然的重要性，有力地驳斥了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看作人类附庸的思想。在对待自然的方式上，恩格斯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在于我们比其他的一切动物都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这句话有如下几层涵义，第一，人与自然有本质联系，人类中心主义割裂了这种联系，表面上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实质上造成了人类与自身的对立；第二，虽然人类与自然密不可分，但是人与自然都由自然规律所支配，而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若违背了自然规律，必然遭到惩罚。所以，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正是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中只有人类，所以其根本无法意识到自然规律的重要性，与之相适应的传统工业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生态环境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环境问题的最终受害者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价值观的核心——人类。

综上所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态伦理观深刻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这正是绿色经济的哲学理论内涵。

三、绿色经济的经济学理论内涵

绿色经济的涵盖范围很广，其理论来源主要有生态学理论、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理论。对绿色经济的研究现状可以归纳如下：

刘思华认为，绿色经济就是“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形态和形象体现，是环境保护盒社会全面进步的物质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代名词。”

张兵生认为“绿色经济学则是一门以天人合一、共生共享和系统哲学理念为基础，在以人为本和生态伦理指导下，从研究生态资本和物质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优化配置与整体增值人手，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学科。”

鲁明中、张象枢认为，“绿色经济是遵循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以实现经济生态化为目标，并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实体。”

以上对绿色经济不同的定义，均强调了生态规律的重要性，基本符合绿色经济的基本思想，但仍有不足。

刘思华在定义中强调知识经济与生态经济，但基本将其等同于绿色经济，没有提出相对独立的理论。绿色经济不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代名词，可持续发展理论简单讲包括三点，分别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其理论重点在于对发展目标的认识和确立，即我们努力发展所要达到的效果。绿色经济的涵义不仅限于此，它的理论重点应当是通过什么方法，利用什么手段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张兵生的定义利用了“生态资本”这一创新概念，初步解释了“绿色经济”。该理论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但是仍有很大不足之处：首先，生态环境的价值还在不断探索与研究中，不同学者用不同方法测算出的结果也大相径庭，所以我们无法将生态价值资本化并且合理定价。其次，能否将生态价值资本化是一个生态伦理问题，一旦将其资本化，就相当程度上割裂了人类与大自然的联系，很容易令我们重新陷入“人类中心主义”。最后，假若我们将生态环境资本化并给予合理定价，逐利者也很难保证自己的行为都是生态环境友好型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如果逐利者破坏环境的成本小于这种行为带来的收益，那么他也会为了短期利益做出破坏生态环境的事情。总之，“生态资本”理论有理想化、操作困难等缺陷。

鲁明中、张象枢的定义同时突出了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有一定缺憾。首先，其未明确主体，没有指出谁来遵从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其次，它未能说明当某行为无法同时满足两个规律时，行为人该如何选择；最后，定义中“一定水平的经济实体”所指不甚明确。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绿色经济”的定义都不完善，主要问题是我们对该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各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在这里，笔者尝试在改进传统经济学理论基础上来定义“绿色经济学”。

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就是一种“关于选择的科学，它研究人们如何进行选择，以便使用稀缺的或者有限的生产资源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这些物品分配给不同的社会成员消费。”显然，传统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它有最基本的“理性人”假设。虽然很多学者研究绿色经济时批判该假设，并对此提出了“生态人”假设，认为“生态人”就是在确保生态效益的前提下追求其他经济社会效益，但是这种假设实际上没有多少现实性。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在实践中，都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来进行经济活动的。对于普通的市场经济参与者，一般都缺乏足够的生态学理论知识，他们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承担了最为直接的市场风险，在市场中生存是第一目的，所以他们没有动力更无能力确保生态效益。

传统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在于劳动、技术、资本等要素，通过市场调节这些要素的分配和利用，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市场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不会使人主动重视生态环境效益，所以生态环境在这种市场规律下很难不被损害。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认识逐步深入，研究者在传统经济学的框架内提出“外部性理论”，即单个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对社会上其他人的福利带来影响，但他个人并没有因此得到补偿或者给与他人补偿。显然，生态环境问题就是典型的外部不经济。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政府可以通过对污染者征收“环境税”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科斯指出政府只要选择最优的初始产权安排，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外部性问题。这些学者的研究都说明，政府才是唯一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主题。可惜的是，这些思想早期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笔者认为，构建“绿色经济”理论，可以在传统经济学的框架下保留“理性人”假设，将“外部性理论”提升至同劳动、资本、技术同等重要的地位，让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调节劳动、资本、技术等稀缺资源的配置，让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来解决生态环境的外部问题。之所以强调政府的作用，理由如下：

第一，只有政府有能力对生态环境问题能有足够的认识。环境的破坏往往跟人们缺乏足够的环境知识。生态环境问题有一个显著特点，其全面爆发前的潜伏期少则两三年，多则三五十年，然而一旦爆发，带来的结果就是毁灭性的。也许我们现在的很多行为造成的环境问题正处于潜伏期，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罢了。正因如此，若想避免环境问题带来的损失，必须长期不断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生态环境进行基础性研究，以获取足够的认知。显然，只有政府动用国家力量才能使这些研究长期进行下去。

第二，只有政府有足够的能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如前文所述，单个行为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可能主动成为“生态人”。而政府如果采取适当的法律、制度、教育等各方面措施，是有能力将普通的“理性人”规范成为“生态人”的。只要政府坚定不移地推动相关制度建设，定会取得显著成效。

总之，生态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力量来解决，而政府正是社会力量的代表。所以，政府是生态问题的最终责任人，构建“绿色经济”理论当然应强调政府发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198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张兵生.绿色经济学探索[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

4.鲁明中，张象枢.中国绿色经济研究[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5.刘思华.绿色经济导论[M]. 同心出版社，2004.

6.蓝庆新，韩晶.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战略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2（1）.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作者为该院2011级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