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停学校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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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闻北京市关闭了一批打工子弟学校，理由是不符合办学条件，手续不全，据称直接影响到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子女就学。

事实上，北京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之久，所谓“非法”的打工子弟学校却依然顽强地生存着，亦仍有多以万计的学生在这里就学。如此庞大的就学人数，这么多“非法”学校的存在，必定与日益增长的在京外来务工人员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些“非法”学校背后，是无数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

国务院曾经下发过多份文件，要求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地方政府不可谓不重视，但在落实上仍然欠缺，使得农民工子女入学和相应的办学总是以“非法”的形式存在。

根据北京市教育部门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审批，办学是要有条件的，就是符合所谓“北京”的办学标准，即至少要达到北京市教育设施的平均水平。但对于很多打工子弟学校而言，单凭其自身投入，难以达到这个标准。

我相信，北京市的有关部门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试图解决农民工子女在京就学问题。但高高在上的教育主管部门，是否能够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农民工的感受呢？是否能够从农民工现实的就业和生活条件，以及承受能力出发，来探讨解决问题的方式呢？

出自社会底层、来自农村、没有户口、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他们对于支付能力的算计可谓是斤斤计较。一个月千把块钱的收入，除去房租和食物的费用，还要承担家庭的基本生活开支，甚至还要邮寄到家乡供养老人，花在孩子教育上的费用就捉襟见肘了。

此外，更难以平衡和计量的来自于心理压力。社会地位不平衡造成的心理落差，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讲，是极大的反差。这不是所谓提供了基本的办学条件就可以解决的。我们都有过青少年时代，在那个时候我们自己都可能体会到一点点小的虚荣心和攀比心理，何况是几乎没有什么公共福利保障的农民工子女。

对此，一些城里人或者是城市管理者的直接反应是，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还要到北京来，还要承受如此巨大的心理反差和教育的落差呢？这是城乡歧视和城市的公共服务差距固化导致的一个基本社会心理现象。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排斥、以至于关闭打工子弟学校也就有了重要基础。

究其实质而言，打工子弟学校被关闭只是一种社会歧视的表象，其背后隐藏的依然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附加在户籍之上的各种公共福利差别。

此外，等级化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下，通过行政手段获取资源，导致具有核心行政地位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等，可以集中资源加速这些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改造，并提供更多的公共福利给本城市管辖区的户籍居民。当这些利益差距加大并被户籍制度所固化时，就具有了明显的排他性。当我们看到这些城市提出的人才引进标准时，就可以知道，处于社会最底端的农民工，无论是自身还是子女，在各种公共服务中，均无法获得同等的待遇。

当一个城市利用了国家或者行政权力获取优势资源，怎么能对所有外地人关起大门？毕竟对于农村外来人口来说，城市提供各种就业机会，更何况城市本身也需要农民工或者所谓的外来人口提供服务和劳动。

回到关停打工子弟学校这个话题，我想从根本上来说，这仍是中国推进城市化的各项改革进展缓慢的缩影。

如果真正想帮助打工子弟学校摆脱“非法”身份，办法有很多：政府可以出资帮助这些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可以放宽审批条件，并采取措施支持这些学校的存在；可以经过详细调查，采取一些更积极更符合这些孩子生存现实的措施；可以在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城乡结合部专门为他们的子女建立学校。我们期待着这些“可以”都能转变为现实，更期待城市不再排斥外来人口，给予他们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权利。

作者单位为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