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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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周年。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了纪念这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本刊记者专访了吴敬琏、樊纲、张维迎等当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请他们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等深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本刊从本期起连续推出系列报道。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和怎么样才能持续发展，就成为一个不但关系到中国这个巨大国家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走向的世界性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吴敬琏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时这样表示。
吴敬琏说，在世界论坛上所有尊重事实的人，不管对于中国采取友好态度的或者是采取怀疑、敌视态度的，都一致地肯定，中国经济在最近3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三大指标衡量进步
在吴敬琏看来，有3个最重要的指标能衡量30年的发展究竟取得多大进步。
第一是经济的高速成长。近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中国的GDP以每年平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长期积弱，在近30年的时间里，GDP增长16倍，进出口贸易增长得更快，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量是世界第三。这的确是很了不起的。
第二个突出的成就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前的2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诸如粮、布、住房、食用油等基本消费没有任何提高。在最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增长了34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7倍。
第三个突出的成就就是减贫取得的成效。农村最基本生活未能得到保障的贫民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6年的2148万人。世界银行发表的减贫统计表明，1990～2002年，世界减贫人数的90％是中国实现的。
“正因为中国经济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成就，中国的重要国际地位才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世界的承认。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可以自封的，而是一个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承认的事实。”吴敬琏说。正确应对挑战
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30年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依然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
吴敬琏提醒说：“最近10年中，我曾经一再引用《双城记》开头一段，狄更斯描述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欧洲‘两头冒尖’状况的话，指出中国现在情况的类似之处。在社会大转型期中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问题是我们要认真地对待它，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的态度。应当看到，这些挑战是很严峻的，如果不能正确应对，我们面前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向坏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吴敬琏认为，从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日益突出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一些基本的自然资源短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最近几年，一些可贸易资源因为中国需求量的急剧增长，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抬升。比如石油，就出现了供应短缺，甚至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困难。
环境的恶化更严重。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以及其他的污染情况，使得有些地方的居民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这种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
此外，社会环境的恶化也很突出。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是腐败的蔓延，另一个是贫富差距的扩大。
经济内外失衡
而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吴敬琏认为，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即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这里说的消费不足不是说绝对量增长不足，而是相对于投资的增长不足。
根据世界上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近30年来中国人消费绝对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但是因为投资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消费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不断下降。目前，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已经大大偏离正常状态。
从国际来看，投资对消费的比例大致是25:75，有的国家稍微高一点，有的国家稍低一点。在有些阶段，例如在工业化初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有可能高一些。比如说，中国在“”期间，投资率就达到30％以上。又如，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的比重也是偏高，但它的最高水平大概没有超过35％。
我们现在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致上达到45％以上接近50％的水平，而消费的比重就严重地偏低。这样的偏差就造成了一系列的诸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等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致于大众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等等。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存款的大量增加，造成中国跟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同时使自己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的资源和环境。
吴敬琏教授进一步分析说，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或流动性泛滥。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或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在2007年下半年以来开始浮出水面，变成一个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危险。
从中长期看，这一问题的危险性还在于，它会使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时，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过高成长的时期，成就了所谓的“东亚奇迹”。但是，它们大多数都因为内外失衡的问题处理不当而没有逃脱金融系统的危机，以致损失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必须尽力防止危机的发生，避免大好的经济成长形势出现逆转。
吴敬琏认为，经济出现种种问题的最深层的根源在于，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为了解决宏观经济中的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出路就在于消除旧体制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建立起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具体改革上，吴敬琏说，30年以来，我们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太迟缓了。“究其原因，我看还不是什么财政困难，而是有的部门从自己的工作方便、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利益着眼太多。所以愿意保留旧体制，使得新体制迟迟不能实现。这个社会保障的体制建立跟我们住房改革有相同之处，因为这样的阻碍，住房改革结果并没有能够使得所有的居民都从这个改革中得到利益”。
此外，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法治建设也较缓慢。
吴敬琏教授指出，能不能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取决于各方面的努力，而政府机构自身的改革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党政领导机关最重要的职能应当是要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职能，这些职能都需要完善。“我不赞成政府越小越好、无所作为更好的观点，我也不赞成认为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处理一切社会经济事务的政府才是好政府。我还是赞成有些经济学家说的，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
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全能”的，应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是说它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提供公共产品是低成本的。(注：此稿内容经吴敬琏教授审阅，标题为编者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