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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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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现在出版物多得让人恐惧,各类推介泛滥,很困惑,怎样算是好书?一个人怎样与一本好书相遇?

其实,适合你的书即好书,能让你心底微笑的书即好书,与你产生“化学反应”并有新物质生成的书即好书。

我提醒身边的年轻人:少接触畅销书和明星书,少亲近浓妆艳抹的招揽与吆喝,别让其占据你的书架和闲暇时间。因为“畅销”角色决定了其快餐品质,它是为讨好你的惰性和弱点而策划的,不可避免地带有粗糙、轻佻、伪饰、狂欢的性能,你会得到迎合却得不到提升。它是产品,不是作品,只能一次性消费。

一册好书,在生产方式上,必有某种“手工”的品质和痕迹,作者必然沉静、诚实、有定力和耐性,且意味着一个较长的工期,内嵌光阴的力量。人生,若能找到一些好书并安置在身边,那就很幸运,很富有,仿佛住在一栋舒适的房子里,周围都是好邻居。

积累好书,确需一些渠道,比如你可追踪某个喜欢的作家,从其阅读经历中发现线索。若你欣赏一个人,他欣赏的东西很可能也适合你,因为你们的精神体质相仿。另外,生活中可寻一些有鉴赏力的书友,将其收藏变成你的收藏。读书是一种生活,需要孤独,也需要分享,有书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你说在杂志上读到我纪念史铁生的文字――《那个轮椅上的年轻人,起身走了》,你想听我聊聊,关于他。

史铁生是个灵魂诚实的人,是个涤净了浮华和尘埃的人,是个和宇宙、和自己都有着充分对话的人。其人其作,都是珍贵的精神标本,一个文学和心灵哲学的标本。命运给他布置了作业,他完成了。

他和外界保持了一段距离,从而和生命亲密无间。这是他和我们的区别,这也是他的贡献。

他是宁静、安详的,我们却充满喧哗与骚动。他是自然水,我们是混合饮料,掺了多少东西,自己也不知道。从未谋面,我一直用心灵感受他的存在。这个城市、这个时代,甚至空气中都有他的成分,这种成分让我欣慰。他去世后,我体会到了孤单,我觉得空气的成分有一丝变化,这就是他的意义。

包括王世襄,他们离世时,我在做央视《24小时》的节目,当晚我们加了一条新闻,我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你说对我的写作和生活很好奇。我的书你几乎搜集全了,你表达了热爱。你是真诚的,但还是过誉了,毕竟你的阅读有限。但有一点你没说错,在题材上,我喜欢“变”。是的,我追求辽阔的视野,并习惯于一种“精致的自由”。

生活,始终诱导我做一个有内心时空的人,一个立体和多维的人,一个耽于冥想、心荡神驰的人。有人说过:你的选题和视角很独特,多为首创,一篇文章换别人可能会扩成一本书,舍不得用完它……我就用单篇结束,我不爱在一个点上沉溺太久,那样会不自由。我的写作有点像散步,喜欢漫无边际、无拘无束地游走,喜欢地形复杂的野地,人越少,事物越多,能见度越高。这在选集《精神明亮的人》里最明显,篇篇题材各异,彼此都意味着“远方”。就像我给自己的一档电视节目取名《看见》,我希望它能看见遥远的东西,看见那些被遮挡和忽略的事物。在选题上,我偏爱那些隐蔽的生命类型及其命运故事,偏爱有“精神事件”品质的新闻事件。哪些表达非己莫属?“看见”什么和怎样“看见”?这是我判断和投入一次写作的前提。写得少,也和这种态度有关。

媒体是我的职业,写作是我的生活。人和人的差异即在于业余。我曾说,真正的好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老婆、孩子,都是业余内的事。千万不要当什么专业作家或职业,他们要么服务体制,要么服务市场,离文坛很近,离文学很远。

一个作家,能不能在精神和行动上与自己的时代缔结一种深刻关系,决定了其作品的气象和格局。他要具备两种能力:恨的能力和爱的能力。你的关怀力越大,越激发这两股力量,爱得越深沉,越能贴身地看清爱的敌人,看清那些威胁美的东西,你就要去抗争,去捍卫这个生存共同体,去保护你所爱的人和事。

鲁迅之伟大,正因为他对“义务”的理解――“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任何艺术,都离不开责任,一个人的精神成绩,往往取决于关怀力的大小。一个好作家,首先是一个赤子,要发现时代的任务,要关心共同体的遭遇和命运,生活态度即写作态度。有一次,某报刊请我谈“理想主义”,我举了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例子。上世纪70年代,在回答为何不出国避难时,他说:“因为这是我的祖国,这儿的人和我讲的是同种语言……对国外那种自由生活,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所以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我没有参与创造它”,这是最打动我的话。一个作家,若只沉迷手艺而拒绝时代的订单,那只是个平庸的文匠;一个人,若只有生活理想而无社会理想,是难称理想主义者的。理想主义者通常是忧郁的,但要哀而不伤;可以愤怒,但不能绝望。理想主义不是画饼充饥,它富于行动,要做事,要追求改变。它要赶路,披星戴月,风雨兼程。

中国是个苦难型社会,让人生气的事太多,“忧愤”“焦虑”几成日常表情,故百年以来,鲁迅的号召力远大于他人。但仅有愤怒和批判是不够的,一个人的内心不能总是硝烟弥漫、棘丛生,要有风和日丽、山花摇曳……如此,我们才不远离生命的本位和初衷。

当代中国有个精神危险:由于粗鄙和丑暗对视线的遮挡、对注意力的绑架,国人正逐渐丧失对美的发现和表述,换言之,在能力和习惯上,审丑大于审美。这其实是个悲剧,生活有荒废的可能。尼采说:“与怪兽搏斗的人要谨防自己变成怪兽……如果你长时间盯着深渊,深渊也会盯着你。”这就是为何长期以来,我在写作中总告诫自己,别忘了凝视和采集美好之物,这是我们热爱生活的依据。正像我在一本书封底所写:“即使在一个糟糕透顶的年代、一个心境被严重干扰的年代,我们能否在抵抗阴暗之余,在深深的疲惫和消极之后,仍能为自己攒下一些明净的生命时日,以不至于太辜负一生?”

第一本书《激动的舌头》出版时,评论人王小鲁说:“他在一个措辞不清的黄昏里,具有罕见的说是与不是的坚决与彻底能力。他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沙漠中,以峭拔的姿态和锋利的目光,守护着美与良心。”

抛去形容词,有两个名词他选用的是恰当的:美与良心。换言之,审美精神与批判精神,爱与恨。我离不开这两样东西,每篇都是,每本书都是,每小时都是。

我对单极事物有呕吐感,必须有两个系统,两张精神餐桌,否则会厌食,会憔悴。所以,当你推崇我嫉恶如仇的文章时,我想提醒说:

我不是反对者,我只是反抗者。我出生的全部目的只有一个:生活!在充分的肯定心境中生活,在充分的美和爱中生活,聚精会神、不扰地生活。我从未料到会带着愤怒和冒烟的心情来度日,但当生活被恶意篡改时,我想,必须奋斗,必须抗争。有些任务,应在这代人身上完成,否则,我们配不上来自后世的尊敬和爱戴。后人可重复我们的爱,但不应重复我们的恨。

但是,生活――生活永远是最重要的,无论多么崇高的事业和精神征战,都别忘了生活本身,别让生活离你远去,别忘了我们出发的理由……向大自然学习生活,向儿童学习生活,它们是最好的导师。

因此,我的书架上,我的精神客厅里,有鲁迅、胡适,有丰子恺、王世襄,还有许多植物图谱和童话绘本……他们济济一堂,彼此敬爱。

希望他们,亦能成为你的嘉宾,更希望你能带着神秘的客人,来这儿串门。

搬把椅子,在太阳下读书,真是幸福的事,也是生命最美好的形貌和举止。

2013年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