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回眸为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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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分论坛的与会专家代表共22人，东西方学者比例基本上保持均衡。各占一半。西方学者似乎更倾向于谈新技术，而东方学者热衷于谈文化。谈数字化学习、多媒体应用，以及技术已经造成的和将要引领的教育变革，盖因西方仍长于科学技术，所恩即所长。说文化，说传统与现代，说东西方比较，宴是东方重反观。
东西方学者在选题上的差异，看起来是偶然地暗合了马克斯-韦伯早年关于理性的分类，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然而发端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语境下的工具理性，一方面被登峰造极发展运用，即追求最高效率、更高效率；一方面，西方知识分子对于工具理性对人类的物化和异化也已经有足够的警惕。我们是谁?
来自伦敦大学的Tim Unwin(蒂姆・乌文)教授重申了大学的本质，并且指出当世的大学令人忧虑的物化和异化，他说：独立自由的大学原应塑造一个社会的意义或特性。大学应该是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之源头；在那里知识的边界被一再扩展；在那里许多从未思考过的问题被提出并解答；那里是最智慧的学者和科学家的向往，最有潜质和理想的年轻人可以于中获得鼓励、引导、支持和造就。但目前有许多大学变成一种贩卖学历的“生意”，变成信息加工厂他们生产出具有某种知识和技能的人。学习从此具有了“商品性”，知识不再用于人的解放或成长，知识仅仅被当成“商品”。分论坛讨论由与会学者轮流当主席，Unwin教授既机敏又幽默，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主持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德国副主席、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教育人类学专家Christoph Wulf(克里斯托弗・乌尔夫)也许算得上是教育分论坛上最活跃的学者。他是一个跨学科的专家，所关注的问题从暴力到“他者”，到心理健康与家庭幸福。单独受访时。Wulf先生讲了一个小故事。他曾经受邀到美国一家监狱去给40位受终生监禁的杀人犯上课，上课前他惴惴不安很恐惧，等进了教室，他发现气氛之和睦、融洽简直更甚于大学。“先生们都非常nice，你绝对不可能把他们跟谋杀案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位杀人犯讲道，他本来是想抢一点钱，结果实施抢劫时受害人突然大喊大叫，他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鬼使神差开枪杀死了她，可能起意只是想要中止她的叫声。暴力是人性的一部分，它也许被触发于仅仅一瞬间。对人性深处暴力的了解却是和平教育的前提。你了解了它，你才可能影响它。
Wulf教授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观点，但有一个格外有意思。他说，事实上，我们只能从别人那里了解我们自己；通过与别人的对照或通过别人的反应。
来自布朗大学的李瑾教授讲了许多她生活里的小故事。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有一批校长到布朗大学进修，李教授发现这些教育界精英们绝大多数不能正确解释“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腽，不亦君子乎?”校长们对“学而优则仕”的理解就是，学得好了去当官，实在离谱。在美国从教近三十年，对中国留学生的长期观察让李瑾教授痛感“中国人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上世纪80年代初李教授去美国之前，曾经有过一位德国老师。这位老师专程到中国任教，为的就是“学习中国文化”，而后她相当失望地发现她的中国学生们并不了解儒学和道家。这位德国老师当年的追问至今仍让李教授难忘：“你们对自己的传统如此生疏，你们怎么可能了解我的文化?并且究竟是为什么你们去学习别的文明却事实上对你们自己的文明知之甚少?”
Wulf教授说，你只能从别人那里了解你自己。李瑾教授的德国老师说，你不了解自己，怎么可能了解别人?这个绕口令最终可能揭示一些为我们所忽略的基本道理。
所谓只有从别人那里，才能了解自己，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即“我”的确立。“我”与“他者”是一对相应的范畴。这样看，那位德国女教师30年前的感慨又明明白白道出了另一层关系：如果你们无“我”，怎么可能有“他”?如果“我”不肯确立，“他者”有何意义?
在放弃“我”这件事上，这个民族可能已经走得太远了。杜维明教授早先就说到，中国人理智上摒弃儒道，而行为上和情感上又尊儒行；在理性上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在情绪上又排斥它。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身份混乱症”。现代生活中已经存在大量西方移植。而民间儒道仍然构成主要的社会心理基础。这太纠结了。
假若无“我”，便不能知“他”。不能知“他”，则更不知“我”。故而了解世界之最必要前提在于：了解我们自己。
我们的传统是什么?
随后出场的，有几位华裔学者，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探索我们的传统，借此，可以更好的了解“我们是谁”。这本来是学者的文化自觉，只是他们在这个论坛上再度确认了这一默契。
北京大学的陈洪捷教授以蔡元培先生于1917年至1823年在北大的改革为例，指出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理念古已有之。蔡氏当年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他正是用新的、外来文化的视角重新发现并解释了传统文化，从而实现了伟大的大学改革。有选择地激活传统意味着用新的外来的眼光来重新发现、解释传统，通过复兴传统来发展创新。
华东师范大学的丁钢教授认为，书院的教育精神与方法，如提供私人办学、讲学自由，学习以学生自修研究为主、教育指导为辅，以学术研究、深究学理为目的，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等等，都对现代高等教育的改革有新的积极启示。胡适甚至把宋至明清的书院与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相提并论，他痛心地认为，将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
纽约城市大学的李弘祺教授与大家分享他研究明朝之前中国教育史的结果。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比，格调迥异。表现在诸如养士教育与科举、为己之学与书院、经典教育、教化与祭祀、文字考试等诸方面。现今东亚民族性格中有相当多元素根源于这悠久的教育传统。
台湾东海大学的陈以爱教授较系统地梳理和诠释了钱穆先生对政治与教育的关系之看法。从钱氏的角度，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对立的，前者可以作为后者的借鉴乃至基础。中国传统的政教观与具体实践，如道统论和尊师论的提出。都被钱穆认为是值得延续的文化传统。
作为汉语世界显著的思想家、教育家，钱穆曾提出了独特的大学教育观。他提倡“通人尤重于专家”的通识教育，反对偏而狭的专门教育；提倡“为学与做人并重”的德行教育，反对将人附庸于学；提倡大学教育是“薪想人生最高理想之一种事业”的人生教育。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技术创新日日新，又日新。人类的注意力在科技创新以及在防范科技创新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时应该同样敏感。而教育是一个最基本的主题。Tim Unwin在分论坛结束时综合大家的意见做了结语：教育不能只为经济服务；教育不能只教技术和知识。这回应了Wulf教授第一天的演讲“教育有多个维度：学习如何学习，学习如何行动，学习如何与别人相处，学习如何生活。”从时光之巨流往回看，最先见到的，应是这片土地上最远大的智者对此深深颔首，即便有所有的高科技作为优势，从某种意义上，东西方之区别，绝不比同一个屋檐下的两种思想分歧更大，这个世界也许并不比当年他们所处的时代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