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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李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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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以其《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等充满智慧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说,征服了中国思想界。那个时候,处于文化与知识双重饥渴之中的青年学子们,对于中华文化的再度辉煌心向往之却又将信将疑,对于借国门初开(其实是半掩半开式的)一股脑涌入中国的西洋学说深信不疑却又不知所云。李泽厚先生的学说恰如甘甜的乳汁,点燃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想象性期待。

在那个划时代的事件之后,年愈花甲的李先生,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块原来的地界儿。这一次,他走得很远,不仅从庙堂步入田野,而且远涉重洋,落户于异国他乡。此后,他也曾多次往来于陆、港等地,但来去匆忙,家已变成了客舍,客舍反更像是家了。此举的象征意义耐人寻味。或许,这是默然的言说;或许,这是在距离中略带寂寞的远眺;又或许,这是老先生的率性而行,宁愿在漂泊中回归永恒宁静的家;或许有太多的或许,连老先生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终于,《论语今读》问世了,在相继发表。这使人们眼前一亮,尽管远不如80年代的文字效应来得光芒四射。据老先生自己说:“我之选择做这项工作,着手于1989年秋冬,时断时续,于1994年春完成。这倒并非一时兴起,偶然为之;也非客观原因,借此躲避。实际恰恰相反。尽管我远非钟爱此书,但它偏偏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90年代以来的年轻的批评者们,往往以“知识者”的锐利目光自居,对老先生的“半宗教半哲学”论、“情感本体”论、“文化积淀”说、“乐感文化”说等大加挞伐。但在我看来,应该关注的恰恰是“心魂”―― 一种把个体精神安顿于中华文化大化流行之中的岁暮心境。

这种安顿,是通过与孔夫子的对话完成的。李先生著述等身,晚年却执意述而不作。在前言中,他这样说:“《今读》之所以注明为‘初稿’,并非故作谦虚,而且是我确实很想以后再多几番修改,包括这个写得很不顺畅的‘前言’。这方面,我倒佩服古人。像朱熹,他不着意写自己的文章、大著,却以注好‘四书’为一生的任务,至死方休。这颇有些不现代化,但我现在宁肯更保守些……如果能使这些中华传统典籍真正成为今天和今后好读、好用的书,那比写我自己的文章、专著,便更有价值和意义。”我敢说,老先生这里的所谓“顺畅”,不只是知识的,更是精神的,是情理合一的情当理当;不只是一己的精神,也是文化的精神,是通过今日之我的注和疏,打通重重阻隔,把一己的生命融入中华文化之中,又让文化之流浸入现代中国人的心田。这种疏通性的事业之所以比横空出世、徒增纷扰的“个人专著”等更有价值,原因即在于此。其实,真正的“述”确比急功近利的“作”更难:它需要述之者调动自己的全部人生经验,用整个生命去感受古人;又需要述之者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在连续不断的对话中开启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生命之旅。

那对话,又时时充满了自我反省和自我警悟。我注意到,《论语》首篇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传不习乎?’”中的两个“习”字,先生皆以“实践”释之。论及前者,先生说:“学习‘为人’以及学习知识技能而且实践之,当有益于人、于世、于己,于是中心悦之,一种有所收获的成长快乐。”论及后者,先生说:“自己所讲授所写作的东西,认真思索过、研究过或实践过吗?很好的自警语,今日之‘谬种流传,误人子弟’,特别是言行不一,品学分离,盖亦多矣。”重视践履并将其纳入自我成长之中,体现的也是一种“顺畅”,一种打通知与行的阻隔而来的生命舒展。记得曾有论者指出:80年代的李泽厚有着一种“欲为帝王师”的心态。这话虽有些过分,但若放到时代的大氛围(李先生就是开那时代风气的主要学者之一)之中加以检视,也不无几分道理。那个时候,在“回归五四”和“现代化”的宏大叙事笼罩之下,知识人大都关注大问题、喜用大字眼,自觉不自觉地会站在国家主体的立场上,欲熔古今中外为一炉,进而指点江山,开出一副副国家现代化的妙计良方。那方“希望的田野”,让人们壮怀激烈,而自我却被卷入到了集群的、有些迷狂的未来希望,自我的精神安顿似乎已被淡忘。进入90年代,本欲把追求主义落实到具体问题研究中的学术化趋势,在学院中却渐渐演变成又一次的乾嘉考据之风。不仅淡忘了“主义”,也疏离了自我。于是,问题与主义,思想与学术,精神与制度,人文与科学等等的关系,都成了值得追问的问题。

在这种情形下,强调“实践”和“自我成长”,就是要重新认取儒者的“为己之学”。对于《论语・宪问》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李泽厚的今译是:“古时的学者是为了改进自己,今日的学者是为了教训别人。”在“记”中,他进一步引申道:“宋明儒对此扬高凿深,无非宣扬‘内圣’高于‘外王’等等,本文干脆结合今日实际,平易解之。君不见,好些风头正健、时髦十足的青年学人(其实也未必都年轻)专以践踏他人炫耀自己为学问志业乎?”作为对80年代和90年代学术偏向的双重解读,如今重提“为己之学”,确乎无须再落入宋明儒“内圣”与“外王”之辩的历史臼(其实,宋明儒的那套话语原本也十分切己,因为它直接关联着他们作为“士大夫”的社会身份)。人的自然生命有生老病死,有少年、壮年、老年;人的自然伦理有孙、儿、父、祖;人的社会伦理有徒孙、徒子、师父、师爷……考虑到正常人大都要经历那些人生阶段和身份转换,且每个阶段、每种身份都有他特定的问题和需要学习的地方,那么,成长和自我教育就是贯穿整个人生的事业,不是一成为父亲、祖父,一当上师父、师爷就只有教训儿孙的份儿了。如果一个人以学问为自己的职业甚至志业,那么,学问就是其自我成长之地;如果他从事的是人文、社会之学,又希望那学问能有补世用,那他首先就得让学问发之于性情之真并能自我受用之。孔子的“君子三戒”似与此有关:“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李先生所“记”也深得个中三昧:

朱注(指朱熹的注释)甚好。“血气”、“精力”包括身体和心理,特别是老人贪恋已有之名利禄位,患得患失,迎合当朝,丑态毕露,虽白发岸然的名学者亦不或免,今屡见之矣。

一位名噪一时的大学者,在夕阳西照之时,能清醒意识到这一点,身体力行,激流勇退,让自己的生命参与到大化流行之中,这是何等坦然、温馨与从容?

孔子的确死了,李泽厚也确实老了,但透过《论语今读》,我们是否也能领略到两位鹤发童颜的思想者跨越时空、促膝畅谈的热烈场景?